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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从第三章的达尼族战争中看到传统战争的第一手研究：研究人员和摄影团队深入传统社会，观察、拍摄战争实况，计算战士伤亡的人数，并访问参战者，以得知更多的细节。因此，就达尼族的战争而言，我们掌握确凿的证据。若这样的研究有数百个，便可证明传统社会战争的存在。
其实，学者扛着摄影机深入传统部落拍摄战争实况可谓特例，这样的观察是否完全客观、没有受欧洲的影响也还有争议。1492年，欧洲势力开始扩张，征服了许多非欧洲族群。欧洲政府占据新的领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镇压传统战争。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自保和治理征服之地，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开化当地人，使他们接受文明的洗礼。二战后，很多人类学家和研究人员获得充裕的研究经费前往小型社会进行田野调查，但那时大抵只有在新几内亚和南美洲仍可见到部落战争，在其他太平洋岛屿、北美洲、大洋洲、非洲和欧亚大陆早就看不到这样的战争了。
即使在新几内亚和南美洲，最近人类学家也难有机会目睹传统战争。首先，当地政府不希望手无寸铁的外人因为调查研究遭到部落人民的攻击，而引来麻烦和公众的关注。其次，他们不希望人类学家带着武器深入部落，阻止部落人民的战争。因此不管在新几内亚还是南美洲，旅行都有严格限制，除非官方认为当地安全才会开放让外人进入。然而，还是有学者和传教士得以溜进原始部落，看到他们开战。最知名的研究者包括观察1961年达尼族战争的研究人员、1979年起在新几内亚西部针对法尤族（Fayu）进行研究的屈格勒家族，以及在委内瑞拉和巴西研究雅诺马莫印第安人的拿破仑·沙尼翁。虽然哈佛探险队来到巴连河山谷之时，当地已有荷兰政府设立的巡逻站，但探险队仍可在荷兰政府管制之外的地区进行研究。尽管这些研究提供了不少第一手的观察数据，但有很多细节还是必须靠当地人补充。例如布鲁克黑塞所记载的，哪些人在什么情况下受伤以及身体的哪个部位受伤则不一定是他本人亲眼所见。
至于我们对传统战争的认识，大多数都是通过参战者对西方国家的采访者的描述或欧洲人（政府官员、探险家、商人等）的观察。那些西方人并非受过训练、为了博士论文搜集资料的科学家。很多新几内亚人曾对我讲述他们参加传统战争的经验。然而，我造访新几内亚那么多次，不管是到澳大利亚政府控制的东部（即后来独立的巴布亚新几内亚），还是到印度尼西亚治理的西部，都不曾目睹新几内亚人刀戈相向。如果那里真发生战事，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就不会允许我进入战区。即使我想去，也根本行不通。
观察、描述传统战争的西方人大都不是专业学者。如萨拜因·屈格勒（传教士夫妻克劳斯与多丽丝·屈格勒的女儿）在她出版的畅销书《丛林之子》（Child of the Jungle）中，描述了她在6岁时看到法尤族的一支蒂格雷人（Tigre）与来访的塞福伊迪族人（Sefoidi）发生冲突，拿着弓箭射向对方。箭从她身边飞掠而过，被箭射中的人由族人驾着独木舟载走。还有西班牙教士胡安·克雷斯皮，他是波托拉探险队的成员。这支探险队于1769—1770年踏上南加利福尼亚州东岸，是最先研究丘马什族的欧洲人。克雷斯皮也详细描述了丘马什人拿弓箭对射的情景。
这些来自欧洲的外界人士，不管是人类学家还是普通人，对传统战争的描述通常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观察本身会干扰到被观察的现象，即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以人类学研究而言，只要有外人在场，就会影响到那些不曾与外界接触的原始族群。国家政府通常会有意识地采用一些政策以终结传统战争。例如澳大利亚政府在20世纪进驻巴布亚新几内亚，第一件事就是禁止部落战争和食人习俗。另外，外人也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制止当地人互相打斗。到法尤族地盘客居的克劳斯·屈格勒坚持当地人不可在他住的房子周围厮杀，要打的话，请到别的地方。否则为了自身和家人的安全与平静，他不得不离开。法尤族听从他的劝告，渐渐地不再打斗。
这些都是欧洲人努力终止或减少部落战争的例子。然而，也有人认为欧洲人曾故意挑起部落战争。其实，只要外界人士踏入原始部落，就可能在无意间激发或减少部落相斗。因此，即使外界人士描述了他们的所见所闻，我们还是无法得知在没有外界观察者的情况下，究竟会发生多少战争。我们将在本章后面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另一个方式是根据考古学的记录仔细研究传统族群与外界接触前遗留下的战争证据。如此一来，就可完全去除外来观察者的影响。然而这种方式有利有弊，因为战争的实况并非通过直接观察而得，也没有当地人的报告作为佐证，只能从考古学的证据进行推论，所以对事实的解读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关于部落战争最明确的证据莫过于一堆被草草掩埋的成堆的人骨，这些骨头或断裂，或有武器、工具造成的凹痕，如有的嵌有箭头，有的被利斧等锐器砍过，有的头骨有剥割头皮留下的长割痕，有的头骨仅和头两节脊椎骨相连——通常由斩首（如猎头）造成。约阿希姆·瓦尔与汉斯·柯尼希在德国西南部的塔尔海姆研究了34具骸骨，经过辨识发现这些是18个成人（9个男人、7个女人，另有两人的性别无法辨认）和16个儿童的遗骸。这些是在公元前5000年前后被堆在一起胡乱掩埋的，没有常见的陪葬品。其中18个头骨右后方有被砍的凹痕，表明敌人至少拿着6种不同的斧头，以右手持斧，向他们的脑袋后方猛砍。受害者的年龄范围覆盖儿童到60岁左右的老人。显然有五六户家庭惨遭屠杀，而敌人的数目远远超过他们。
其他考古学证据包括武器、铠甲、盾牌和堡垒等防御工具。有些武器（如矛和弓箭）可能用于狩猎或杀人，而不一定用于战争，战斧和大型弹弓发射器才能作为战争的证据。同样，铠甲和盾牌也只用于战争，不会用于狩猎。有不少现存于世的传统族群，包括新几内亚人、澳大利亚原住民和因纽特人依然会使用这样的武器作战。所以，在考古遗址发现的铠甲和盾牌也可视为过去战争的证据。此外，战争的遗迹还包括防御工事，如城墙、护城河、城门和可投射武器的塔楼，以防敌人从城墙攀爬上来。例如在19世纪初期，欧洲人开始在新西兰殖民时，发现新西兰的原住民毛利人各部落都会修筑叫“帕”（pa）的堡垒。这些堡垒本来用于部落之间的战争，后来则用来抵御欧洲人。目前考古学家已在新西兰挖掘出1000个左右的“帕”，经年代鉴定，这些“帕”建造于欧洲人到来的几个世纪之前，但和欧洲人看到的“帕”类似。显然，在欧洲人踏上新西兰的土地之前，毛利人早就开始交战。
最后，我们发现有些古代遗址建造在山顶、悬崖顶端或面向悬崖之地，可能是为了防御敌人入侵。如美国西南的弗德台地等地的阿纳萨齐印第安人住在几百英尺高的崖壁上，必须利用梯子出入，得费尽千辛万苦才能带回生活必需品（如水和食物）。但在欧洲人到来的时候，这就成为印第安人安全的藏身之处。由于早在欧洲人来到美国西南部的几个世纪前已出现这样的遗址，这显然是为了对抗其他印第安部族的入侵。如果这些考古学证据还不够，那么我们还可以看看原始族群在上更新世留下的壁画。他们刻画了敌对的部族拿着弓箭、盾牌、矛或棍棒等武器互相厮杀，有人被矛刺死的惨状。大约在800年，玛雅人也在波南帕克留下精美的壁画，栩栩如生地呈现战争和囚犯被行刑的图像。
因此，就小型社会（最小如游群，大如酋邦和最早的国家）的传统战争而言，我们的资料来源主要有三类，除了现代人的亲眼观察、考古学证据，还有艺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