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危险的态度

我最初踏上新几内亚的时候，不知当地环境的险恶，而且粗心大意。记得我曾经花了一个月，在一群新几内亚朋友的陪伴下，在林木蓊郁的山间研究鸟类。我们先在海拔高度较低的地方扎营，一周后，我已把那里的鸟类都记录下来了，希望研究更高地方的鸟类，我们于是往上爬了几千英尺。至于接下来一周的露宿营地，我在森林里选中了一个地方。从一条狭长的山脊继续走，有一个宽阔的平台，附近坡度和缓，可让我随处走走、观察鸟类。那里还有一条小溪，我们不必走远就可以取水。我们在山脊平台的一侧落脚，那里正对着幽深的山谷，我可以观看老鹰飞翔的身影，也可以看到雨燕和鹦鹉。我决定在一棵大树底下扎营，那粗壮的树干上爬满了青苔。想到接下来的一周可在美景如画的林间徜徉，我就喜不自胜，请陪同我的那些新几内亚朋友先搭建帐篷底下的木头架子。

没想到他们变得焦躁不安，不肯把帐篷搭在那里。他们解释说，那棵大树已经死了，可能会倒下来，压垮我们的帐篷，我们就会被活活砸死。是的，我看得出那棵树已经死了，但我认为他们实在反应过度，于是劝说他们：“那棵树很大，但是看起来很稳固，而且没有腐烂的迹象，不会被风吹倒的，更何况这里没有风。那棵树要倒下来也是好几年后的事。”然而这些朋友还是不放心，不肯睡在大树底下，宁可把他们的帐篷搭在空地上，离那棵树远一点儿，万一树倒下来，也不会被砸死。

当时，我真的觉得他们夸大了恐惧，简直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但在新几内亚森林待了几个月后，我注意到，在森林里几乎每天都听得到树木倒下的响声，也听说了一些新几内亚人被倒下来的树木砸死的事。这些新几内亚人常常住在森林里，也许一年中有100个夜晚，如果他们的平均寿命是40岁，一生中就有4000个夜晚在森林中度过。我计算了一下：如果你做某件事可能致使你死亡，即便概率很低，比方说，每1000次发生1次，但你要是每年做100次，不到10年，你就可能一命呜呼，无法活到40岁。新几内亚人不会因为森林里的树木会倒下来而裹足不前，但他们知道不睡在枯死的大树底下，就可避免被大树砸死的危险。他们会有这样神经质的反应其实很合理，我称其为“有益的神经质”。

但神经质怎么会有益呢？这种说法似乎矛盾。一般人总认为“神经质”是不好的，包括夸大恐惧的感觉、无缘无故的恐慌，甚至近乎妄想。新几内亚人反对在大树底下扎营时，我的想法也是如此。那么粗壮的树怎么可能突然倒下来？但长远来看，在原始的环境中，这种神经质的确有助于生存，这就是传统社会趋吉避凶之道。

这也是新几内亚人对我影响最深的地方。不只新几内亚人如此，全世界很多传统社会也如此。如果你必须常常做一件事，尽管风险很小，但是如果你不想早死或年纪轻轻就变成跛足，还是小心为妙。我因为受到这种态度的影响，回到美国之后，不管开车、淋浴、爬上梯子换电灯泡、上下楼梯，还是走在地面光滑的人行道，都非常谨慎。我的一些美国朋友看我这样小心翼翼都觉得疯狂、好笑。在我的西方朋友当中，和我一样小心的只有三个人。他们是职业使然：一个是开小飞机的驾驶员，一个是在伦敦街上执勤、没佩戴枪支的警察，还有一个则是钓鱼向导，常在山间的急流泛舟。这三位朋友在长年的工作中都看过同行因为不小心而丧命，因此凡事谨慎，步步为营。

当然，不只是新几内亚丛林危机四伏，在西方生活一样有不测之灾，不管你是不是飞机驾驶员、警察或钓鱼向导。然而，现代西方生活中的危险还是和传统社会有所区别。显然，危险的种类不同。我们更可能发生车祸、遭到恐怖分子的攻击或是心肌梗死。对传统社会而言，他们面临的危险则是狮子、敌人和被倒下的树木砸死。大抵而言，传统社会面临的危险还是比我们多，因此我们的平均寿命是他们的两倍，这意味着我们平均每年面临的危险只有他们的一半。另一个显著的差异是，我们受伤的时候可尽快就医，但新几内亚人就可能伤残或者死亡。有一次，我在波士顿结冰的街道上摔倒，脚骨折了。我一跛一跛地走到最近的电话亭，向我当医生的父亲求救，他随即开车过来载我到医院。另一次，我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因膝盖受伤而无法走路，发现自己离岸边足足有20英里，呼天不应、叫地不灵。新几内亚人如果骨折，没办法找骨科医生治疗，最后骨头可能愈合不良，造成永久损伤。

我将在这一章描述我在新几内亚碰到的三件事，来说明为什么神经质是有必要的。在第一件事发生之时，我完全没有经验，不知大难临头。当时我和一般的西方人没什么两样，对周遭环境没有戒心，但在传统、原始社会生存的确需要改变心态，才能平安度日。第二件事发生在10年后，我终于知道了神经质的重要性。这次我因为提高了警惕，不再粗心大意，得以逃过一劫。10年后，我又遭遇另一件事。当时，有位新几内亚朋友就在我身边。我们在空无一人的山林空地上发现了一根插在地上的树枝。我的朋友认为这可能是有人故意在这里做的标记，因此我们必须小心提防。他的谨慎与明察秋毫让我印象深刻。我将在下一章继续讨论传统社会面临的危险种类，以及他们如何评估、因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