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1 “自己”回指的句法研究
“自己”回指理论研究的句法学派试图从纯句法学的角度，尤其是在管辖约束理论框架下（Norm Chomsky，1981，1986）来解释反身代词“自己”与其先行词之间的关系。遵循这一模式的学者认为，“建立句子心理表征的唯一途径是句法加工”（Alec Marantz，2000），“自己”的指称绝对不会脱离A原则的句法限制（Jan Koster & Eric J.Reuland，1991）。“自己”指称研究的严格句法学派将所有能够长距离回指的反身代词纳入管约理论的框架，试图通过修改乔姆斯基（1981，1986）的管约理论来解释“自己”的长距离回指（Huang & Liu，2001）。关于“自己”回指的句法理论（解释模式）主要包括：照应指代词（anaphoric pronoun）分析法（Mohanan，1982；Wang & Stillings，1984）、参数化（parameterization）分析法（Yang，1983；Manzini & Wexler，1987）、逻辑式移位（LF movement）分析法（Lebeaux 1983；Pica，1985，1987；Chomsky 1986）、相对化主语（relativized subject）分析法（Progovac，1991，1992；Progovac & Frank 1992）和Giorgi（2006，2007）的时间投射（temporal anchoring）理论，等等。本小节将回顾这些“自己”回指的句法理论。
2.1.1.1 照应指代词分析法
一些学者（如：Mohanan，1982；Wang & Stillings，1984）认为“自己”不属于管辖约束理论（Norm Chomsky，1981，1986）A、B、C三个原则中所界定的照应语、指代语和指称语中的任何一种，而是应该属于新的一类名词，他们称之为照应指代词PRO，照应指代词同时具有［+照应语，+指代语］的特征。与汉语反身代词“自己”性质相同的这类照应指代词还有日语的反身代词zibun和韩语的反身代词caki。他们认为需要建立一条新的管约理论D原则来说明“自己”这类照应指代词的释义，根据这一原则，“自己”要在根句（root clause）主语所支配的整个语类中受约束。虽然照应指代词分析法似乎说明了“自己”在指称上的一些重要特征，但是，正如Chen（1992）和Huang（1994）所指出的，这一分析法有着严重的理论内部问题。按照照应指代词［+照应语，+指代语］的特征组成，它既有照应语的特征，又有代名词的特征，那么，它应该既遵循管约理论A原则的规定，又遵循管约理论B原则的规定。这就是说，照应指代词“自己”需要满足一种相互矛盾的要求，它必须在它的管辖语域内既受约束又有自由。此外，这一分析法在实际分析中也有缺陷，如它不能预测，也不能解释“自己”回指中的主语倾向性和长距离“自己”回指的阻隔效应（转引自胡建华，1998）。
2.1.1.2 参数化分析法
Manzini & Wexler（1987）、Yang（1983）等一些学者认为，管辖语域的概念可以通过一则子集原则（subset principle）来参数化。Manzini & Wexler（1987）所定义的管辖语域具有如下5个参数值：
γ是α的管辖语域，当且仅当γ是包含α以及一个α的管辖成分（governor）的最小语类，并且有
a. 一个主语，或者
b. 一个INFL，或者
c. 一个时态（tense），或者
d. 一个指称（referential）时态，或者
e. 一个根句（root）时态。
Manzini & Wexler认为不同语言的反身代词可以选择不同的参数值来定义其管辖语域。英语反身代词的管辖语域由参数a决定，而汉语反身代词“自己”的管辖语域则由参数e决定。也就是说，“自己”的管辖语域是任何一个包含“自己”、“自己”的管辖成分以及一个根句时态的最小语类。
参数化分析法有着难以克服的问题，如Kang（1998），Battistella & Xu（1990），Huang（1994）等学者指出，根据这一分析法，所有成分统治（c-command）“自己”的NP都可以作“自己”的先行语，因此宾语也可以约束“自己”，于是这一分析方法无法说明“自己”在寻求先行语时所表现出的主语倾向性。此外，这一分析方法也无法解释“自己”长距离回指的阻隔效应（转引自胡建华，1998）。
2.1.1.3 逻辑式移位分析法
Lebeaux（1983），Chomsky（1986）和Pica（1985，1987）等学者认为，“自己”的长距离约束是“自己”在抽象的逻辑式层次上进行隐性的（covert）层级（cyclic）移位的结果，由此“自己”与（长距离）先行语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局部约束关系。
Battistella（1989）把复合反身代词分析为完整NP，把简单反身代词分析为N0。因为N0“自己”是一个中心语（head），而从INFL到INFL的移位是一种从中心语到中心语的移位，他认为“自己”可以在逻辑式中移入INFL，然后再从INFL到INFL进行连续的层级（successive-cyclic）移位。如此，便可以将“自己”的长距离约束解释为从INFL到INFL移位的结果，而主语倾向性则可以解释为是主语需要与中心语INFL（中的AGR）保持一致的结果。根据Battistella（1989），“自己”长距离回指的阻隔效应是由于“自己”在INFL留下的所有语迹（trace）以及移位的“自己”本身都必须与其局部先行词保持语法特征的一致，而且所有的语迹都必须与移位的“自己”同标（coindexed），所有的局部和非局部先行语都必须在人称和数的范畴上保持一致。
Cole，Hermon和Sung（1990）认为“自己”的中心语位移要遵循空语类原则（empty category principle）。他们在Battistella（1989）的基础上把“自己”长距离约束现象分析为是“自己”在逻辑式中从INFL向COMP再向INFL移位的结果。Cole等（1990）提出，汉语和英语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汉语的INFL是词汇性的（lexical），而英语的INFL则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词汇性的INFL可以词汇标记（L_mark）VP和CP，所以VP与CP在汉语中不构成障碍，使得“自己”可以在逻辑式中移位。
根据Huang & Tang（1991），“自己”的逻辑式移位是一种通过IP嫁接（IP_adjunction）来实现的非主目语移位（A’_movement）。在Huang & Tang（1991）的分析中，简单反身代词“自己”和复合反身代词“自己”都通过IP嫁接来进行逻辑式移位，这就解决了Battistella（1989）等的INFL移位中存在的无法解释复合反身代词不能在逻辑式中进行连续层级移位的问题。他们指出，所有NP都必须既有人称、数和性的特征，又有指称特征。在他们的理论里，人称、数和性的特征优于指称特征，也就是说一个NP要先被指派给人称、数和性的特征标引后，才能被指派给指称标引。因此，约束理论要先在S结构中运用一次，然后再在逻辑式中运用一次，因为“自己”的指称标引直到逻辑式才能确定，所以便有了长距离约束的可能性。为了说明长距离回指的阻断效应，Huang & Tang（1991）指出，IP嫁接必须是一种连续的层级移位，它要求“自己”在每一个嫁接位置直接受到其管辖语域内一个NP的约束。
正如胡建华（1998）所指出的，逻辑式移位说非常诱人，但它也有不足之处。例如，根据Battistella（1989）和Cole等（1990）的中心语移位说，“自己”长距离约束中的阻断效应是由与主语同标的INFL中的人称特征不一致造成的。然而，长距离“自己”回指的潜在阻断成分不仅包括成分统治它的局部主语，还包括次统治成分（sub_commander）和作为感受者的非主语。
2.1.1.4 相对化主语分析法
相对化主语分析法是一种非移位理论。Progovac（1991，1992）和Progovac & Frank（1992）用相对化主语的概念修正了乔姆斯基的管约理论A原则：在对管辖语域的定义中，X0（简单形式）反身代词的主语是X0（即AGR），而XP（复合形式）反身代词的主语则是XP。根据相对化主语分析法，AGR可以与句中其他的AGR节点形成语链（chain）。Progovac（1991，1992）提出：尽管汉语没有形态上的AGR，但它具有抽象的照应性（anaphoric）AGR；正是汉语AGR在形态上的虚空性（emptiness）使得它具有了照应性，从而与更高层次的AGR形成同标关系。如果某一语言中的AGR是照应性的（如汉语），那么句子中所有的AGR便会形成同标的语链，这时主语便是整个的AGR语链，于是X0（简单形式）反身代词的管辖语域便扩展到了根句，从而使X0（简单形式）反身代词可以接受长距离约束。Tang（1994）进一步发展了相对化主语分析法。她提出：所有的功能性（functional）中心语（不仅包括AGR，还包括MOD/modifier等）如果有着共同的照应性特征，都可以进入同标的照应语语链；如果某一功能性中心语不具有共同的照应性特征，则X0（简单形式）反身代词的长距离约束可能会被阻断。相对化主语分析法存在的问题是，在实际的语言使用中，有些例子，尽管其句中与主语同标的AGR不具有共同的照应性特征，但是“自己”长距离约束没有被阻断（Cole & Wang，1996；Pan，1997）。
2.1.1.5 Giorgi的时间投射理论
除了以上传统的解释“自己”回指现象的句法理论模式，Giorgi（2006，2007）采用了时间投射（temporal anchoring）的句法概念来解释语言中的长距离回指语，包括受长距离约束的汉语反身代词“自己”。Giorgi（2006）认为，决定事件在表层结构上的时间位置／定位（temporal location）的形态句法特征，即时态顺序（sequence of tense），也能为回指语寻求长距离先行语提供可能性。也就是说，时态顺序或时间投射与回指语受长距离约束，是同一个小句语法特征的两个方面。基于以上思路，Giorgi（2006）提出了长距离约束理论（principle of long-distance anaphoric binding）：
a. 一个长距离回指语预示着一个未被填充的句法位置；
b. 这一位置可以由一个并行论元（co-argument）填充；
c. 或者由持有这一特征的语言单位（bearer of the attitude）填充。
长距离约束理论基于Giorgi（2006，2007）的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长距离回指语预示着未被填充的句法位置，即没有被任何论元（argument）填充的题元位置（theta-position），而这一位置可以通过与先行语的题元识别相关的派生过程来填充。由此，长距离回指语被当作论元来对待。Giorgi指出长距离回指语并非通过寻求先行语来对自身进行界定，而是通过题元识别（theta-identification）来对自身进行界定，长距离回指语代表着语言标识空置的句法位置的方式。通过题元识别来填充空置的句法位置是一个局部（local）过程，通过成分统治（c-command）得以实现。能够始终保持空置而不被填充的句法位置是不定式小句的句法主语位置PRO，因为它没有被赋予格的语法范畴，而只有不遵循管约理论A原则的回指语才能预示未被填充的句法位置。这给了长距离回指语，包括汉语反身代词“自己”，一个很好的解释。
第二个假设是，回指语可以用对言语进行时间解释——解释某特征持有（语言）单位的句法表征和说话者坐标（二者都由嵌入小句来表征）——所需的相同的句法机制来解释。特征持有（语言）单位的句法表征和说话者坐标被Giorgi & Pianesi（2001a，2004a，b）认为是决定双通道阅读效应（double access reading effects，简写为DAR）的重要因素。DAR效应指在如意大利语和英语这样的语言中，嵌入的现在时态（如同嵌入的过去时态和将来时态一样）能同时表达主句事件（即“被述说”的事件／“saying”episode）和言语事件发生的时间。如在例句[2.8]中，玛丽亚怀孕（Maria is pregnant）的状态必须从杰尼述说这件事的时间点延续到现在的时间点，即这一状态必须在两个时间点上都成立。
[2.8] Gianni said that Maria is pregnant.
杰尼说玛丽亚怀孕了。
但是DAR效应在汉语、日语和俄语等语言中不成立。Giorgi & Pianesi（2001a，2004a，b）提出，在这些语言中使得时间解释能够成立的解释逻辑形式（interpreted logical form，ILF）（Larson & Segal，1995）既包含说话者的时间坐标，又包含特征持有（语言）单位的坐标——在大部分情况下是上一级的主语（superordinate subject）。根据Larson & Segal（1995）的观点，逻辑形式不是简单地被建立，然后投射到并未分类的解释模块上，而是在其被建立的时候就已经得到解释了，而且这是一个循环模式。Giorgi（2006）研究逻辑形式的概念与Norm Chomsky（1995）的接口（interface）这一概念有着紧密的联系。关于持有某特征的语言单位的坐标，Giorgi & Pianesi遵循Higginbotham（1995）的观点，认为通过时态，思想的内容会为事件提供参照，由此，（句子的）主要事件（matrix episode）必须通过嵌入小句（即分句，embedded clause）来表征。根据Giorgi & Pianesi，将被嵌入的事件向主要事件的时间投射意味着分句（嵌入小句）的ILF逻辑形式要既包含分句（嵌入小句）的事件又包含主句（embedding clause）的事件。从句法角度来讲，上级主语的时间坐标出现在低一级的T（在虚拟语气的情况下为MOOD／语气）投射中。关于说话者的时间坐标，Giorgi & Pianesi（1997，2004b）根据嵌入小句（分句）必须要区分的两种补语，构建了一个分裂－补语模型（split-C framework）：低一级的叫作MOOD（语气），与被嵌入的虚拟动词相关；高一级的叫作C，通常与陈述动词形式同时出现。高级的C与说话者坐标相关。
Giorgi（2006）认为特征持有（语言）单位和说话者坐标都呈现在嵌入小句（分句）中。当补语从句包含陈述动词形式时，特征持有（语言）单位的解释特征便呈现在T中，而说话者坐标则呈现在C中。在虚拟语气的补语从句中，特征持有（语言）单位——在此种情况下，说话者不出现——呈现在语气（MOOD-P）中。这些特征都被复制在构建句子的融合／活动（merge/move）过程中，由动词形式启动。在如意大利语这样的语言中，这些特征在嵌入小句（分句）的时间解释中起核心作用，通常出现时态顺序现象（sequence of tense phenomena）。此外，Giorgi（2006）认为，这样的解释在汉语中也成立，尽管在汉语中嵌入小句的时间解释不能通过动词形态获得。
汉语时态顺序的特征与意大利语和英语等语言时态顺序的特征有很大差别。汉语缺少标识时态的形态手段，它用动态助词词素（aspectual morphemes）来标识时态，但是这只能衍生地存在于时间解释中。此外，在复杂的汉语句子中，不同的事件之间会（根据情节的发展）自动排序（Giorgi，2006）。Lin（2003）指出，汉语中从句的时间参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句动词的语义，而Giorgi（2006）认为，在所有语言中都存在向主句动词的投射。根据Giorgi & Pianesi（1997，2004b）的方案，将补语从句向更高一层句子的投射是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的必然要求。因为汉语是非DAR语言，所以嵌入小句（分句）和言语时间的关系并非通过语言直接提供。
Giorgi（2006）认为，当说话者坐标以句法的形式呈现在小句中时，动词性（如在意大利语中）或名词性（如在汉语中）的长距离回指阻隔效应就会发生。其深层的机理在于当用现实世界（的知识）来评估（言语）事件时，所有的句法位置都会被填充。根据Giorgi（2006）的观点，当且仅当一个定位在说话者坐标中的（言语）事件（的句法位置）被填充时，长距离回指的阻隔效应才会成立。Giorgi进一步推断，因为在汉语这样的语言中，没有明显的DAR，所以不会发生基于DAR的阻隔效应。但是，在汉语这样的语言中，当说话者以类似于DAR的形式出现在嵌入小句中时，长距离回指的阻隔效应就有可能发生。
2.1.1.6 国内关于“自己”回指的句法研究
以上关于“自己”回指的句法解释模式大都是国外的语言学家提出并发展的。国内的语言学家也对“自己”回指现象进行了相关的句法研究，但大部分是介绍和评价性的工作。
程工（1994）评述了“自己”指称用法的相关理论，并指出了目前理论研究存在的难题。胡建华（1995，1998）提出假设：在深层结构（D-structure）中的“自己”是一种零回指语（zero anaphor），因此受长距离约束的“自己”不受管约理论的限制；“自己”长距离约束是述谓结构（predication structure）扩展的结果。胡建华（1998）对关于“自己”回指的主要（国外）句法理论模式进行了述评，并指出这些理论模式都无法完整地解释“自己”长距离回指现象。刘道英（1999）尝试在管辖约束理论的框架下解释汉语的人称关系（person relations），以验证管约理论三个原则在不同语言中的普遍适用性。关于“自己”长距离约束这一问题，邱丹艳（2001）提出了最优化先行词（optimized antecedent）和最优化先行词序列（sequence of optimized antecedent）的假设。张宁（2002）对英、汉反身代词的用法进行了对比研究。仰鑫（2003）研究了汉语简单反身代词和复合反身代词的长距离约束，并尝试通过精确描述汉语的各种因素来验证管约理论A原则对汉语反身代词的适用性。李京廉（2004）介绍了国外关于“自己”长距离回指阻隔效应的研究，并提出对阻隔效应的解释应该综合考虑句法、语用和语义等多种因素。胡承佼（2005）提出，指称功能是“自己”的基本功能，包括局部指称功能和长距离指称功能，而明显的（emphatic）和一般的（generic）“自己”具有局部指称功能。基于对英、汉反身代词的对比研究，那洪伟（2006）证实了管辖约束理论对不同语言的普遍适用性，并指出不同语言的反身代词均受句法约束。在最简方案（Minimalist Program）（Norm Chomsky，1995）的框架下，叶素贞（2008）将（特征）核查理论（checking theory）运用于对“自己”回指现象的解释。
2.1.1.7 “自己”回指的句法研究简评
通过回顾“自己”回指的句法解释模式可以看出：句法学派试图从纯句法学的角度，尤其是在管辖约束理论框架下（Norm Chomsky，1981，1986）解释反身代词“自己”与其先行词之间的关系；这些严格的句法解释模式大都将长距离回指的反身代词看作是符合A原则的回指语，并试图通过修改管辖约束理论来解决“自己”长距离回指的问题（Huang & Liu，2001）。但是，这些句法解释模式大都存在理论缺陷或在实际语言分析的操作中存在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句法理论能够完整地解释“自己”（长距离）回指现象（胡建华，2008）。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自己”回指的主语倾向性和长距离回指的阻隔效应这对矛盾。胡建华（2008）提出了具有启发性的假设：“自己”回指不是一个简单的句法问题；句法的功能也不仅仅在于限制语言的变式（variation），还在于为语言的多种形式提供可能性；非句法因素，如语用和功能等因素，可能也在解决“自己”回指问题中起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