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汉代的“蒸馏酒”名称及性能考
持汉起源说者，认为汉代出现了蒸馏酒的名称，主要有以下几条“文献”：
（一）关于汉代的“白酒”考。汉代出现的“白酒”字样，主要见于三处：（1）《礼记·内则》：“酒清、白。”《仪礼·聘礼》：“醙黍清皆两壶”，东汉郑玄注：“醙，白酒也”，有人引郑注，作为东汉时代有了蒸馏酒的根据。（2）《太平御览》卷八四四引《魏略》：“太祖（曹操）时禁酒，而人窃饮之，故难言酒，以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司徒鼎《从山西汾酒看蒸馏酒史》更认为“曹操《奏上九酝法》说：‘漉去曲滓，便酿法饮。……其上清滓也可饮’。不仅是一种过滤酒，而且饮时连酒滓也一块儿吃下去。如果这个分析可以成立，蒸馏酒的历史，还可以推到更早。”（3）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遣策172号竹简记载：“
画枋二，有盖，盛白酒”，杜金鹏等认为，这里的“白酒”指“蒸馏酒”。[10]
按：以上诸说皆非，理由有三：（1）上引三处的“白酒”，指的都是白颜色的浊酒。关于“白酒为贤人，清酒为圣人”的另一个版本是，陈寿《三国志·徐邈传》作“平日醉客谓酒清者为圣人，浊者为贤人”，可见汉末的清酒相对浊酒而言，指过滤酒；而白酒就是带糟的浊酒，“饮时连酒滓也一块儿吃下去”，因此不可能是无糟无色的蒸馏酒了。（2）杜金鹏等从上海、安徽的青铜蒸馏器中提出东汉说，却又引用西汉马王堆墓中的“白酒”，来证明东汉的内容，似乎有欠科学。“白酒”这一名词，在汉代简牍、唐宋诗词等史籍文献中早已出现过，但文献所言的白酒绝大多数并非今天所指的白酒，因此不能混为一谈。（3）曹操《奏上九酝法》曰：
臣县故令南阳郭芝，有九酝春酒法：用曲三十斤，流水五石。腊月二日清曲，正月冻解，用好稻米，漉去曲滓，便酿法饮。日譬诸虫，虽久多完。三日一酿，满九斛米止。臣得法酿之，常善。其上清滓亦可饮。若以九酝苦难饮，增为十酝，差甘易饮，不病。今谨上献。
根据曹操的奏表来看，此酒酝酿方法并不复杂，主要是用曲三十斤，流水（“流”字应注意，这是用水的要术，比较重要）五石，加上优良稻米。所谓九酝，即发酵九次，每一酝用三日，连续九次酝酿，故其酒名“九酝春”。如果感到九酝之酒味苦的话，可以增至十酝。可见此酒就是由粮食发酵后压榨过滤而成，糟、汁连吃的，这哪里是蒸馏酒呢？
（二）关于汉代的“鍉”考。中国白酒界泰斗秦含章说：“中国白酒，历史悠久，相传始于西汉末期或东汉初期，在原始的蒸馏器发明之后，就会有蒸馏酒，当时取名为‘鍉’。古代的鍉，即现代的白酒或蒸馏酒，也称烈性酒。”[11]他的论据有三：“其一，我国的炼丹术起源很早。”“其二，发现了东汉前期的蒸馏器。”“其三，出土了东汉晚期的酿酒图像砖。”“其四，汉代已有少数人利用酒精为燃料。”“其五，甑桶蒸酒，工艺独特。”对东汉起源说做了一个总结与发挥。
按：关于前三个论据，涉及考古研究，本书另章缕析。单说文献中的“鍉（chí）”，俗作“匙”，勺子。至于“鍉”用作“酒”义，未见其例，更谈不上有“白酒”的含义。有了“原始的蒸馏器发明之后，就会有蒸馏酒”，亦于理未足。由于秦老治学严谨，自己也感觉到证据不足，所以多处使用了“估计”“相传”“可能”等字眼，是一种推测与模糊概念，用于科学判断则未为尽理。
（三）关于西汉的“葡萄蒸馏酒”考。关于西汉出现“葡萄蒸馏酒”，目前只有禹明先一家说法：
把我国的蒸馏酒起源上限定在“东汉”时期也是偏低了些，应该说我国蒸馏酒起源于“西汉”初期，最先酿制的是“葡萄蒸馏酒”。[12]
禹文还列举《史记·大宛列传》《玉台新咏·羽林郎》为证，但这两篇都不足为证，所以作者又说：“我国汉代的葡萄酒酿造技术，史料记载已经失传”，实际上是否认了这两篇作为汉代有蒸馏葡萄酒的证据作用。接着，作者只好从李时珍《本草纲目》卷二五关于葡萄蒸馏酒“古者西域造之，唐时破高昌，始得其法”为证。我们认为，这段记载既不能说明汉代有葡萄蒸馏酒，也不能说明唐代有葡萄蒸馏酒，详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兹不赘述。
（四）关于“张弓酒是两汉的蒸馏酒”考。“张弓酒是两汉的蒸馏酒”，目前也只有刘慎训一家说法：
据《中国酒》介绍：“河南陵县张弓酒厂生产之张弓酒，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西汉时期就很有名，史称东汉刘秀经过河南，曾在此地脱险饮酒自庆，并有诗赞曰：色清兮若空，香远兮随风”。[13]
查《后汉书》及《全后汉文》，均未见光武帝此诗。高泉编著《茶酒文化》（1998）亦说：“张弓酒，古代酒名，产于河南省宁陵张弓集。据传东汉初，刘秀在此脱险而饮酒自庆”，“据传”云云，不可引以为权威论证。何况，“色清兮若空，香远兮随风”只不过是古代常见的形容酒色香之妙的套语，不可认作蒸馏酒。
（五）关于东汉作为燃料的“蒸馏酒”考。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方士赵炳善禁咒，“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见之惊懅，炳笑不应，既而爨孰，屋无损异。”孟乃昌[14]、王有鹏[15]认为，这种燃火煮食而不烧茅屋的燃料，只能是酒度极高的蒸馏酒。按：后汉史书并未提到是以蒸馏酒作为燃料，甚至连“酒”字也没有提到，此说纯系臆测，不足为据。再者，方术怪异之事，也不足为凭。
孟乃昌在《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一文中提出东汉说的另一个证据：《洛阳伽蓝记》中的“白堕春醪”、《齐民要术》中的“酎酒”、《抱朴子·内篇·杂应》中的“太阳酒”都是烈性高浓度酒，即蒸馏酒。葛洪《神仙传》中的“神酒”加水稀释十倍，“人饮一升许皆醉”，都可作为东汉已有高浓度酒的象征。[16]按：这种判断完全依靠臆测，缺乏有力的实证；历史记载的汉人酒量大者以“石”计，酒量小者以“升”计，可见酒量小者“饮一升许皆醉”并不奇怪，况且《洛阳伽蓝记》《齐民要术》《抱朴子》《神仙传》等亦非东汉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