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遗址的附加值评判
附加值包含遗址规模、出土遗物、考古学价值三项评价因子。
（一）遗址规模。从规模来看，五大遗址情况是：（1）泸州遗址仅“温永盛”糟房所在地，共有百年以上窖池57口，占地总面积1960平方米[7]。（2）水井街酒坊遗址已发现的面积约1700平方米，发掘面积280平方米[8]。（3）刘伶醉烧锅遗址南北长28.8米，东西宽17.7米，总面积509.8平方米。（4）李渡遗址占地15000平方米，目前发掘约250平米，但也有说是300平米的[9]。（5）剑南春酒坊“天益老号”遗址的两次发掘面积约800平米[10]。
从这个比较来看，发掘出来的面积，依次为泸州遗址、刘伶醉、剑南春遗址、水井街遗址、李渡遗址。当然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这个排列未必正确，而且泸州遗址没有考古发掘。但遗址规模的指标，还有占地面积，潜在的考古面积等。李渡酒作坊埋于地下遗存至少有15000平方米，其规模、体量均是目前我国发掘的最大酒窖作坊遗址。其次，李渡作坊遗址的兴旺发达带来了李渡镇的繁华，由酒业所产生的街区、酒肆、商埠、码头，共同形成了一座内涵丰富、保存完整反映中国古代酒业发达的大型酒业产销盛地，形成完整反映中国古代酒业发达状况的遗产格局，这在中国独树一帜，在世界上都是罕见的。第三，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目前发掘的250平米（一说300平米），仅是其中一部分，尚有大面积等待进一步发掘；而目前被新修风雨台、观音殿所覆盖的900多平米的酒窖群，也有几百个酒窖正待发掘，这两股潜在的考古优势，也是全国仅见的。此外，李渡特色鲜明的历史老街，至今还保留着清代系列老字号酒肆、酒库建筑，大批“前店后坊”格局，诉说着乾嘉盛世，与李渡作坊遗址相映成趣，构成一个主体，共同谱写着李渡烧酒历史篇章，可视为作坊遗址重要的文化环境。而河北徐水、四川成都水井街、绵阳剑南春等地都是仅存地下酿酒作坊，而无酒肆等遗存。因此李渡的这种规模也是全国仅见的。
（二）出土遗物。关于五大烧酒遗址中出土遗物的比较，详见下表。
表8—4 中国五大白酒酿造古遗址出土遗物一览表
续表
从上表至少可以看出：
从种类来说，李渡遗址出土的遗物如陶瓷器、酒醅、石臼、青铜用具、铁具、铭文砖、木具、竹签等应有尽有，可谓种类俱全。紧随其后的是剑南遗址，在清代及近代遗址中，种类较全，数量较多。再其次是“水井坊遗址出土遗物中，除青砂石臼1件外，余为陶瓷器”[11]，可见它的遗物只有2类，种类偏少，但陶瓷数量较多。刘伶醉遗址只有鸡腿瓶、四系罐、水缸、酒海等盛酒器具，种类较少，数量亦少。泸州遗址主要以窖池为主，而且一直不断地使用，所以窖池基本上没有出土文物，但四口明代老窖池中含有600多种有益微生物数量，在全国各窖池中列居首位。从表中可以看出，李渡遗址出土的生活用具最多，特别是生产用具也最多，这些都与蒸馏酒生产有关，因此反映我国白酒起源、产生的信息也最多。水井街遗址其次，其他遗址更是难望其项背。
从数量来说，李渡遗址出土完整、可修复的器物共350余件，亦居各大遗址之首。各大遗址出土的遗物中，数量最多的都是陶瓷器，品种亦最为丰富，产地也以景德镇产者居多；而陶瓷器中，又以酒、食具器居多，而酒食具器中又以酒杯、酒碗居多，这是共同特征。因为酿酒人好饮酒，也能饮酒，而且随时品鉴自己的劳动成果。仅就陶瓷器而言，李渡遗址有元明清时代的278件（其中饮酒器73件），水井街有明清时代的73件，剑南春有清代及近代的72件，三大遗址出土文物各有特色：如李渡遗址有南宋青白釉刻花斗笠碗、元代黑釉靶杯、明代青花“福”“寿”字款高足酒杯、清代“工”字形青花小酒杯等，水井街有明代天号陈款青花瓷盘、古酒坛、青花牛眼杯等，剑南春遗址有青花瓷碗（杯）、釉陶提壶梁等，相形之下，刘伶醉遗址出土的文物数量远逊，但也有代表性的如金代高足杯、元代“四系瓶”，清末木制酒海等。而泸州遗址出土文物最少。
从时代来看，李渡遗址除了出土了大量的明清遗物外，出土的宋元遗物在各大酿造遗址中亦居全国之最。特别是出土的元代酒醅，是全国其他各大遗址所缺乏的，也是世界蒸馏酒遗址所未闻的，因此弥足珍贵。这是白酒考古史上最具标志性的遗物之一。除了水井街遗址出土少量宋元陶瓷片外，其他各大遗址均未发现宋元遗物，而水井街遗址出土的宋元陶瓷片，也无法证明白酒形成于元代。从这个角度上说，李渡遗址出土的遗物在白酒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
（三）考古学价值。关于五大遗址的考古学价值评估，我觉得最主要是看两个方面：
一是看同类遗址发掘意义。五大遗址都属于中国白酒古酿造遗址，考古发掘意义最大的当推泸州、水井街两大遗址，其次为刘伶醉、李渡、剑南春三个遗址。之所以认定泸州、水井街两大遗址考古意义最大，主要理由是：（1）1996年11月，泸州大曲老窖池群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白酒工业文化遗产，填补了我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缺乏酿酒文物门类的空白。（2）关于水井街遗址的考古发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昭和、王鲁茂评价说：“在考古学学术意义上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成果，正如许多专家所说，是国内首例对古代酒坊遗址进行正式的、科学的专题性考古发掘，从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严格意义上，证明了一种中国名酒绵延不断的发展历史和演变过程。”四川省博物馆副馆长高大伦教授评价水井街的考古价值时说：“水井街酒坊遗址的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和科技史上至少能赢得两个第一：它是中国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掘古代酒坊遗迹；第一次用考古手段科学地确认了水井街酒坊遗址的明代酒窖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窖。”当然第二句话明显受到当时考古学认识上的局限，但第一句话把水井街遗址的考古意义揭示出来了。
二是最能体现考古学价值的量化指标，就是两个考古奖励：一个是由国家文物局在1993年开始评选的田野考古奖，是中国考古界的最高奖，每两年评选一次。评选结果分为第一、二和三等奖。五大遗址中，只有李渡遗址获得200一2—2003年度田野考古奖三等奖，“该考古项目能够获得田野考古奖的原因，除了严格执行《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外，更在田野工作中应用了自然科学的技术检测手段、数码摄像和电脑多媒体技术等，并根据元代酒窖的情况采用白酒生产中先进的模拟方法，复原了元代的白酒生产工艺。”[12]一个是从1990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委托中国文物报社举行每个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五大遗址中，水井街酒坊遗址、李渡烧酒作坊遗址、剑南春酒坊遗址考古发掘分别获得1999年度、2002年度、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表彰，而其他两个遗址则无。
2014年本书出版以来，直到2017年本书修订再版时，李渡遗址的价值受到了两个方面的重要影响：
（一）负面影响：由于地方政府的重视、申遗力度不够，加上李渡遗址保护不力，以至于李渡遗址（特别是酒窖、蒸馏基座、井灶、酒醅等）一度高度盐化、风化、白化，受到一定程度上的破坏，加上申遗机构、人员、经费、场地等不落实，以至于该遗址在申遗名单上一度被除名。
（二）正面影响：与第一条相反，学术界对李渡遗址持续关注，从上面《表8—3五大白酒作坊遗址学术关注度一览表》来看，有两个方面的趋势值得注意：一是2014年出版了学术专著，2017年又出版了学术专著修订本，仍是学术出版界关注度最高的一个遗址；二是2014年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最多（4篇），说明学术论文界对李渡遗址关注度也是最高的。我想这两种趋势，足以让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对李渡遗址申遗进行深刻反思，一定会纠正失误，迎头赶上时代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