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2 形态意识的测量
形态意识的测量与形态意识的维度研究密不可分。所谓维度研究，是指在理论和实证上对形态意识内部构成成分的探索和分析，目的是阐明形态意识的性质，即形态意识究竟是单维的还是多维的，如果是多维的，又包括哪些维度。
目前，大多数研究者把形态意识看作一个多维的构念。其中Tyler和Nagy（1989）的三维模型影响最大。他们提出，形态知识包括关系知识、句法知识和分布知识三个维度：关系知识指对多语素词的内部结构——基词和词缀——的辨识和切分，句法知识指词缀对基词语法范畴的改变，分布知识指基词和词缀在组合成派生词时受到的选择限制，例如-able能够附加到动词上，但是不能和名词或形容词组合。为了验证三种知识的习得顺序，Tyler和Nagy对100名母语是英语的学生（四年级的40名，六年级和八年级的各30名）进行了测试，结果发现关系知识最早习得，四年级时已比较成熟，句法知识从四年级到六年级再到八年级处于缓慢发展过程中，分布知识在三种知识中难度最大，习得时间最晚。
Koda（2005a）认为形态意识由三种能力构成：对词内形态结构的敏感性、辨识形态构成成分的能力和操控词内形态信息的能力，其中辨识能力对应Tyler和Nagy（1989）三维模型中的关系知识，操控能力对应句法知识和分布知识。至于形态敏感性，笔者认为，它和形态意识都是对形态知识的运用和对形态信息的加工，虽然它是隐形和无意识的，形态意识是显性和有意识的，但是两者的地位平等，不是一个归属于另一个的关系，而Koda错把形态意识当作了形态加工的代名词。
受单语儿童英语形态意识发展研究的启发，Zhang和Koda（2013）把形态意识分为基础和高级两个层面。基础形态意识指学习者对多语素词结构的敏感性，包括辨识词缀和以语素为单位切分单词等能力。高级形态意识指关于词缀功能的知识。换而言之，基础形态意识对应Tyler和Nagy（1989）的关系知识，高级形态意识对应句法知识和分布知识。
由此可见，无论是Zhang和Koda（2013）的两个层面，还是Koda（2005a）的三种能力，在本质上与Tyler和Nagy（1989）的三个维度并无不同，只是出于各自研究的需要，把句法和分布维度合并成了高级层面或操控能力。
目前，对形态意识的测量缺少经过充分验证、得到广泛认可和使用的工具，研究者们经常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设置不同的测试任务。Wang等（2006）把形态意识的测试任务分为四类：辨识、区分、释义和操控。辨识指辨认和识别单词形态结构的能力；区分指从语音或语义相似的单词中区分出语素的能力；释义指运用形态知识正确解释形态复杂词意义的能力；操控指运用形态知识产出符合语境的单词形式。笔者认为，辨识和区分任务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考察形态意识的关系维度；释义为Tyler和Nagy（1989）的模型补充了一个新的维度——意义维度；操控指的是一种测试形式——产出性测试，并且产出的是与测试词在形态上相关的单词。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形态意识有四个维度：关系、意义、句法和分布维度。其中关系维度是其他三个维度的基础，对派生词进行意义、句法和分布上的分析通常要以一定程度的关系分析为前提。因此，在表2-1中列举形态意识的测试任务时，笔者根据考察重点是形态意识的哪个维度对它们进行了大致的分类。
表2-1列举了九项比较重要的形态意识测试任务。这些测试任务或者被较多的研究所采用，或者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至于其他测试任务，如果在论述中涉及，笔者将以脚注的形式予以简要说明。
形态意识的测量工具多种多样。那么，它们的测量结果等价吗？Muse（2005）以99名以英语为母语的四年级学生为受试，对五项形态意识测试（测试派生意识的有三项，分别是伪词词缀选择填空、形态相关性判断和单词用法选择[4]；其余两项测试复合和屈折意识）的结果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形态意识是单一的构念。
表2-1 形态意识的测试任务
（续表）
① Tyler和Nagy（1989）不是要求判断词的真伪，而是要求回答是否知道词的意义。笔者认为他们的做法考察的是通过辨识基词和词缀推测派生词意义的能力，不能准确测量受试是否掌握了基词和词缀在组合上的限制。
Wilson-Fowler（2011）认为Muse（2005）的样本数量不够大，需要谨慎解读因子分析的结果。她自己对美国一所大学中的214名一至四年级学生进行了形态相关性判断、派生形式填空和伪词词缀选择填空三项测试，根据测试结果对假设的关系形态意识和句法形态意识双因子模型进行了验证，结果与Muse一样，发现形态意识是单维的。
Tighe和Schatschneider（2015）以测试词是真词还是伪词、是出现在一定的语境中还是没有任何语境支持为依据，提出两个双因子模型。然后以127名参加成人基础教育（Adult Basic Education，ABE[5]）培训的英语母语者为受试，采用派生形式填空、派生形式分解填空、伪词词缀选择填空、根词辨识和形态类比产出[6]五项派生意识测试任务以及另外两项屈折意识测试任务，对两个模型进行验证。结果真伪词双因子模型适配度（goodness-of-fit）良好，通过验证；有无语境线索模型中两个因子的相关系数高达0.97，验证失败。据此，Tighe和Schatschneider得出结论：真词形态意识和伪词形态意识是两个可分的构念，是形态意识的两个维度。
但是笔者认为，当测试词是真词时，由于是否接触过测试词及其形态相关词、接触的频率如何、对这些词的熟悉度如何因人而异，所以很难确定受试在做题时是有意识地运用了形态规则还是简单地利用了已有的与测试词相关的知识；而测试词如果是伪词，所有受试与它的接触都是零，在做题时就不得不运用形态知识进行分析和操控。所以，双因子模型的成立不一定是因为形态意识由真词和伪词两个维度构成，而很有可能是因为与伪词测试结果的潜在变量是纯粹的形态意识不同，真词测试受到了英语水平和词汇知识的影响。
Muse（2005）、Wilson-Fowler（2011）、Tighe和Schatschneider（2015）是迄今仅有的三项通过因子分析考察不同测试任务是否等价的研究。由于研究数量过少，就受试的年龄和英语水平、所用的测试任务以及假设模型的因子而言，还有许多问题尚未涉及，所以我们目前无法就不同测试任务是否等价的问题下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