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2 总体讨论
本研究发现，形态意识不仅有助于阅读的流利性和理解的准确性，而且其作用的力度较大（形态意识对阅读流利性、理解准确性以及由阅读流利性和理解准确性构成的阅读能力的总效应高达0.681、0.722和0.799）；并且，形态意识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影响学习者的阅读能力，而是以单词识别、词汇广度和语法知识为中介间接地起作用。对此我们的解释是：因为语素作为语言中最小的意义单位，在具有语义特征的同时也具有语音、拼写和句法特征（Mahony et al.，2000），所以形态意识（即语素意识）与语言知识的许多方面有着天然的联系，与语音意识或句法意识相比，更好地代表了学习者的元语言能力。另一方面，阅读作为一种从文字符号中提取意义的认知活动，需要元语言加工的广泛参与（Koda，2005a）。从这个意义上讲，形态意识之所以与阅读能力关系密切是因为两者受到一套共同的元语言技能的影响。这与Nagy（2007）的“元语言假说（metalinguistic hypothesis）[13]”一致。
在本研究构建的模型中，信息的加工方式是自下而上。当然，作为一项共时的、观察性的而非历时的、干预性的研究，我们不能据此否认自上而下影响存在的可能性。例如，Kieffer和Lesaux（2012a）以及McBride-Chang等（2008）的历时研究，为词汇广度有助于形态意识的加强提供了证据。但不容忽视的是，本研究的结果说明自下而上的加工在阅读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根据Stanovich（1980，2000）的交互补充（interactive-compensatory）模型，文字符号驱动的加工与概念（或意义）驱动的加工同时、交互发生，但是因为低层加工更加容易实现自动化，从而减少对注意力和工作记忆的需求，所以高水平的读者更多地依赖顺畅和自动的低层加工，把心理资源需求量大的自上而下的加工用作低层加工的补充。
与前人的研究相比，在本研究中，形态意识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程度普遍较高（见表5-6）。以形态意识与词汇广度的关系为例，虽然结果发现两者中高度相关甚至高度相关的研究并不少见，但是像本研究这样相关系数高至0.917的仍属罕见。再以形态意识与理解准确性的关系为例，在已有的研究中，两者的相关系数大多在0.4至0.7之间。Jeon和Yamashita（2014）对六组二语数据的元分析显示，两者的平均相关系数是0.61。但是在本研究中，两者的相关程度高达0.865。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测量模型，以形态意识为潜在变量，以关系、意义和句法维度的测试成绩为观察指标，对形态意识进行了更加科学和全面的量化。Kim等（2011）指出，通过多个观察指标为构念创建一个潜在变量，能够降低测量误差和方法变异（method variance）。而前人的研究，或者只关注形态意识的一个方面，或者测试形态意识的多个方面，但是最终只配备一个观察指标。这个综合性的观察指标或者来自一项同时涉及形态意识多个维度的测试任务（见表2-1）[14]，或者是多项测试任务的成绩总和或平均值。事实上，如表5-2所示，本研究中四项形态意识测试的原始成绩与词汇广度的相关程度在0.575至0.742之间，与两项理解准确性测试的相关程度在0.346至0.522之间，与前人研究中的数据基本一致。
其次，随着英语学习的推进，学习者遇到的多语素词越来越多（Nagy & Anderson，1984），阅读的语篇越来越难，同时形态意识也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Kuo & Anderson，2006），因此形态意识与词汇广度和理解准确性的关系与学习者的英语水平有关。例如，Nagy等（2006）的研究表明，形态意识与词汇广度和阅读理解的相关程度在四、五年级时最高，然后随着年级的增长，略有下降[15]。对此Nagy等的解释是：根据Nagy和Anderson（1984）以及Anglin（1993）的研究，四年级前后是单语儿童形态意识发展的飞跃期，孩子们不仅开始对派生词的形态结构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而且在遇到新单词时已经能够“形态解题（morphological problem-solving）”。在二语方面，当受试是我国小学六年级的学生（Zhang & Koda，2013）、我国初中二年级的学生（卢敏，张慧，2015）、韩国高中一年级的学生（Jeon，2012）、韩国和我国的高中毕业生、大学一、二、三、四年级的学生、以及大学毕业生（Qian，1999）、我国一年级的硕士研究生（Zhang & Koda，2012）时，形态意识与词汇广度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407和0.263[16]、0.442、0.563、0.69、0.429，与阅读理解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358和0.297、0.525、0.465、0.64、0.292[17]。大致看来，EFL学习者形态意识与词汇广度和理解准确性密切程度的高峰应该在高中至大学阶段。本研究的受试是我国大学一年级的新生，形态意识与词汇广度和理解准确性呈现较高程度的相关与这一发展趋势吻合。需要特别指出的是Qian的研究。由41名韩国人和33名中国人组成的受试，虽然受教育水平从高中毕业到大学在读再到大学毕业不等，但是他们的英语词汇量均不低于3 000个词族。就受试的主要特征而言，Qian的研究与本研究非常相似；就研究结果而言，基本一致。
最后，因为外语学习者主要通过老师在课堂上的显性教学习得和发展英语形态意识（详见5.7节），所以相较于母语者，他们更加擅长单词的形态结构分析（王栋，张彩霞，2013）。这也是在本研究中形态意识为什么与阅读能力及其相关因素关系非常密切的可能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