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士农工商”，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官方对“四民”的地位排序。可是到了元代，科举制度在北方废止了近八十年，在南方废止了近四十年。

即使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恢复了科举，直至元末，亦只进行了十六次科举考试，产生进士一千一百三十九人，而据《元典章》载，其时元代官员为二万六千六百九十人，可以说，科举并不是那时入仕的主要途径。

即使入仕了，在元代“四等人制”等民族高压政策下，一代代汉人士子亦很难“功成名就”。

自孔夫子提出“学而优则仕”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遂成社会共识。(https://www.daowen.com)

可，如元代俳优（类似滑稽演员）言“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虽为戏言，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士”的尴尬。

马致远，年轻时热衷功名，却一直未得志，于至元七年（1270）左右，开始了“二十年漂泊生涯”（《青杏子·悟迷》）。

诗作，或写于漂泊之时，亦是其时士子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