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自宋代呂大臨《考古圖》、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歐陽修《集古錄》、趙明誠《金石錄》等輯錄歷代金石文字的專著問世以來，便產生了專門以石刻和銅器銘刻資料為研究對象的金石學。至清代，尤其在乾嘉考據學風氣的影響下，金石學達于極盛，學者輩出，著述豐碩，成就超邁前人。其中又以中州、江浙一帶斯學最盛，成就最著。至於廣東一隅，緣地僻遠，加之金石資料相對較「貧」，遂使廣東金石學一門在清中期以前幾乎一片空白，無足稱道。及乾隆學者翁方綱視學廣東，在其身體力行，積極宣導下，粵中金石學者漸出，金石著作漸富，情形發生了顯著變化。

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敘，號覃溪，晚號蘇齋。順天大興（今屬北京市）人。乾隆十七年（1752）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累遷至內閣學士。先後主持江西、湖北、順天等地鄉試，任廣東、江西、山東等省學政。翁氏博學廣聞，精研學術，長於考證、金石之學，為有清一代著名學者。阮元《廣東通志·宦跡》說他「素喜金石碑刻，纂《兩漢金石記》，為世所稱」。《清史稿》也說他「尤精金石之學，所著《兩漢金石記》，剖析毫芒，參以《說文》、《正義》，考證至精」。其著作除《兩漢金石記》外，還有《春秋分年繋傳表》、《粵東金石略》、《復初齋詩文集》等。

乾隆二十九年（1764），翁方綱任廣東學政，歷任凡三，寓粵八載。除廣敷文教，提擢才彥之政績外，其勤奮好學，傾心粵中石刻資料的搜輯研究，更是值得仰慕。《粵東金石略》十二卷以及收入六百餘首詩的《藥洲集》八卷，即是他在廣東任學政時所著。

《粵東金石略》共錄金石刻畫文字五百六十二種，首一卷，附錄二卷。卷前有翁氏自序，卷首為康熙、乾隆御筆二十八種；卷一，廣州府金石六十七種；卷二，廣州南海神廟金石六十七種；卷三，廣州清遠禺峽山諸刻三十九種；卷四、五，韶州府金石四十八種；卷六，韶州碧落洞諸刻二十四種，南山諸刻二十七種，泐溪石室五種；卷七，連州金石四十四種；卷八，肇慶府七星巖諸刻六十二種、三洲巖諸刻十五種、陽春巖二種；卷九，肇慶府金石十種、惠州府十三種、潮洲府三十三種、嘉應州二種、高州府三種、廉州府一種、雷州府五種、瓊州府十三種。附錄二卷，廣州九曜石考二十八種。書中記載金石名稱、地點、年代及撰書人名字、行數、字徑、題跋等，按當時廣東各地區分類。後來阮元編纂《廣東通志·金石略》，多採用此書材料，近年出版的《中國文物地圖集·廣東分冊》之石刻著錄，也多賴此書。

《粵東金石略》是翁方綱在廣東考察、輯錄、研究金石的結晶，其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是所錄石刻資料數量多、地域廣，可以概見廣東當時所有石刻的情況。在翁氏之前，也有著錄廣東石刻的著作，如黃佐《廣東通志》、汪永瑞《廣州府志》、郭爾啟《南海縣志》、孔慶連《番禺縣志》及一些學術筆記等，但都不成規模。如黃佐《廣東通志·金石志》所輯石刻僅一百七十餘種，不能比擬於《粵東金石略》，而其他如《廣州府志》等，皆一時一地之錄，亦難以望《粵東金石略》之項背。

二是取材精良，詳略得當。該書收錄雖然豐富，但並非所有石刻都收錄不遺，而是有所辨析取捨，重點集于廣州府及石刻資料較集中、較重要的地區。如與中外交通最為密切，碑刻最為豐富，有「南方碑林」之譽的南海神廟即單獨為卷，收錄了自唐至清代碑刻八十五種；然事隔二百多年後的今天，由於屢經劫亂，損毀散失等諸多原因，所剩僅五十多種，已不及原來的三分之二了。又如肇慶七星巖李邕《端州石室記》石刻，原文三百八十一字，翁方綱視學廣東時，「可辨者三百四十八」，到如今，只可見二百六十四字，二百餘年間侵蝕損毀達八十四字之多。金石家陸增祥有言：「金有時毀，石有時泐，賴墨本以傳之。墨本聚散何常，存亡賴著錄以傳之。」以是觀之，良有以也。

三是收錄碑刻名篇不少，凡清中期之前粵中之名刻，大抵均能見諸該書。如《神漢桂陽太守周府君功勳銘碑》，建於漢靈帝熹平三年（174），被稱為「粵東石刻之最古者」。它記載了漢桂陽太守周憬開鑿粵北瀧水河道便利交通的功績。碑文已載入宋人洪適《隸釋》中，歐陽修《集古錄》、曾鞏《南豐類稿》、趙明誠《金石錄》、劉昌詩《蘆浦筆記》、趙一清《水經注釋》等二十餘種著作，對此碑皆有論述。碑文隸書，文長八百餘言，歷代金石學者每用為考研古今文字的碑例。《端州石室記》出自唐著名書法家李邕手筆，刻於唐開元十五年（727），為嶺南現存最早的唐碑，是肇慶七星巖摩崖石刻中年代最古，歷史、藝術價值最高的一例，且為李邕所留唯一之正書碑，彌足珍貴。再如《南海神廣利王廟碑》，為廣州現存最古的唐碑，由唐大文學家韓愈撰文，循州刺史陳諫書丹，在嶺南文化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廣州五仙觀《古仙詩碑》，為廣州現存較早的宋碑，由宋嶺南學者古成之手書；六榕寺補榕亭畔中的《證道歌碑》，碑文相傳為釋玄覺所撰，蘇軾手書，刻於北宋紹聖三年（1096），其於廣東佛教史考證頗有意義。其他如《大宋新修廣利洪聖昭順威顯王記》、《六侯之記》、《重修天慶觀記》等名碑；重要摩崖石刻如羅定《龍龕道場銘並序》；鐫刻于唐聖曆二年（699），被稱為「嶺南第一唐刻」的肇慶鼎湖山唐刻偈語「涅磐妙正，法眼心藏」；英德南山唐《湞陽果業寺開東嶺洞谷銘》、唐《南巖記》、唐《眾樂亭記》；東莞南漢《鎮象塔記》；英德碧落洞南漢《盤龍御室記》；潮洲葫蘆山南漢《拓路題記》；英德南山宋《廣東路新開峽山棧路記》、宋《英德南山聖壽禪寺水車記》、蘇軾《碧落洞》、蘇緘《碧落洞詩》；潮洲葫蘆山宋《金城山記》、宋《築城記》；陽山賢令山《皇宋聖傳頌》等等，均為翁氏《粵東金石略》輯錄整理。至於廣州宋刻最集中最重要的藥洲九曜石，則專著《九曜石考》二卷，是為目前對藥洲研究最有參考價值的著述。

《粵東金石略》收錄了不少題名石刻，記載了眾多的歷代名人顯宦的寓粵事蹟，如唐廣州都督宋璟，唐廣州刺史李勉，唐文學家韓愈、柳宗元、劉禹錫、李商隱、李紳，唐名相李德裕，唐書法家李北海，宋名相寇凖，宋清官包拯，宋廣州知府程師孟、蒋之奇，宋端州知州郭祥正，宋理學家周敦頤、朱熹，宋文學家蘇軾、蘇轍、秦觀、楊萬里，宋書畫家米芾，民族英雄文天祥以及《茶經》作者陸羽等的留題。廣東本地，則輯有崔與之、陳獻章、湛若水、黃佐等題刻。

四是考證精詳。翁方綱撰《粵東金石略》，對廣東金石並未限於一般性的資料搜求、整理和輯錄，而是傾其心力，一絲不苟地做了大量精細詳明的考證工作，探賾索微，補罅鉤沈，言必有據，見解獨到，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如九曜石上刻「士宏子高昌衡平甫元規正叔安道子適丙午仲春十五日題」，經翁方綱考證：士宏，字子高，姓盧，新鄭人，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任廣州知府。其时，有安南船隻百艘出現於北部灣，有人說是來犯海疆的。盧士宏親往瞭解，開誠詔諭，得以保境安民，這正是丙午即治平三年的事。這種考證，使我們後人知道宋代廣州曾有一位這樣的知府，也知道宋代南海海域時有海盜出沒。又如屈大均《廣東新語》說連江楞伽峽丁蘭石「旁多篆刻，苔蝕不可讀」，翁方綱泊舟丁蘭石下，用水洗去苔蘚，發現石上的字體並非篆刻，字跡雖漫漶不清，但查考《連州志》所載，證明那是記載宋嘉泰二年（1202）疏導因山崩阻塞航運的一段文字。又如翁方綱到峽山寺，僧人告訴他飛泉亭後的石壁有蘇軾手跡，他第二次來遊，剔去苔蘚，發現卻是明末朱學熙所書「坡仙遊寓」四字。又如肇慶七星巖石室洞內有正書「景福」二字，粵中民多取其「福」字拓片張掛室內，而莫知其書者，經翁方綱考證，「景福」二字乃唐李邕所書，年代為開元十五年（727），其考證為後人普遍認可，遂成定論。這些都說明翁方綱的精核和認真。

翁方綱在粵八年，為官之暇，搜求廣東摩崖碑碣不遺餘力，足跡幾遍廣東各地。他曾七歷寒暑訪尋《重刻張九齡神道碑》；五到清遠峽趁枯水時拓得「東坡釣磯」四字；費時四年搜尋米芾題「藥洲」石。宋代名相張浚貶連州時，常登列秀亭（故址在今連州公園內）眺覽風物，留有題列秀亭石刻，翁方綱找尋了七年才獲睹這塊碑刻，並因張浚書跡重出而興奮作詩：「我求此石今七年，荒亭敗瓦空蒼煙。齋廚垣傾講肆側，幾載土覆枯荄纏。……」足見這位學者的辛勤與執著。

翁方綱的來粵及其學術活動始開廣東金石學之端，其後金石學者漸出，金石著作漸富，舉其要者，有吳榮光《筠清館金石文字》五卷，梁廷枏《金石稱例》四卷、《續金石稱例》一卷、《藤花亭鏡譜》八卷、《碑文摘奇》一卷，吳蘭修《南漢金石志》二卷，彭泰來《高要金石略》四卷，黃培芳《端州金石略》二卷，汪兆鏞《番禺縣續志·金石略》七卷，以及各地方志所輯集的金石文字。時人黃佛頤評價：「服嶺以南，士夫鮮治金石學者。乾嘉而降，風氣稍開，……若梁章冉、吳石華荷屋，則足與中原諸子抗席矣。」翁方綱旣開粵中金石學風氣之先，遺風流緒，至近現代而不衰。

翁方綱在粵中的題記，除藥洲十四處外，南海神廟內還有兩處：一在宋開寶碑陰，刻「乾隆丙戌九月大興翁方綱謁祠觀碑辛卯三月大風雨中復來題記」；一在浴日亭陳獻章詩碑，刻「乾隆辛卯三月大興翁方綱風雨中來摩挲碑刻賦詩而去」。冥冥之中，仿佛看到這位學者在風雨中摩挲、題詠、跋涉的情景。

漢中陳鴻鈞時寓越王臺畔

歲維乙丑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