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叶亭四迷的中国经历
二叶亭四迷,本名长谷川辰之助,1864年(元治元年)4月4日出生于江户(今东京)。二叶亭四迷是其笔名,关于“二叶亭四迷”这个笔名的由来,二叶亭四迷自己在很多场合都谈到过。比如石光真清在自传性回忆录《旷野之花》中谈到,在哈尔滨遇到二叶亭四迷时,曾询问这个笔名的由来,当时二叶亭四迷回答说:“实际上我家老爷子非常讨厌无聊文人,生气地对我说,像你小子这样的家伙干脆去死吧。这么说就如同断绝父子关系一样。去死吧!被父亲这么一骂,如同尖刀一般嗖的一声扎进我的胸膛。每天都在心中反复想着这句话,在这个过程中くたばってしまえ就变成了ふたばていしめい。”[1]二叶亭四迷的父亲对他从事文学创作非常愤慨,大概主要还是因为当时文学家地位不高,从事文学创作被抱有旧观念的人认为是没有前途的。“くたばってしまえ”(见鬼去吧!该死的!),这句话与二叶亭四迷的日文发音(ふたばていしめい)近似,所以就采用了这样一个笔名。1887年发表小说《浮云》第一部时,他第一次采用了“二叶亭四迷”这个笔名,大概也有自嘲的成分。现在看来这个笔名可能也反映出当时二叶亭四迷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文学的价值,这为他以后在文学创作上产生思想动摇埋下了种子。二叶亭四迷的父亲长谷川吉数原是地方下级武士,明治维新后从旧藩士转变成新政权的职员,曾在多地任职,后来出任岛根县的出纳官,总管出纳与会计,一直到明治十八年退休离职。少年时期二叶亭四迷随父母辗转各地,经历了动荡的童年。明治维新初期,新的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因此二叶亭四迷幼年受到的还是旧派教育。最初他在私塾里学习汉文,后来以教授英法学问为主的所谓“洋学校”逐渐兴起,他又在名古屋藩学校学习了一年左右的法语。1875年,二叶亭四迷随父亲移居松江,走读于内村友辅开办的相长舍汉学私塾和松江变则中学,同时接受新、旧两种教育。
二叶亭四迷在中学时就立志要当一名军人,而且从1878年开始连续三年报考陆军士官学校,但是均未被录取,据说高度近视是二叶亭四迷落选的主要原因之一。1881年5月,二叶亭四迷考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科。当时的东京外国语学校开设有英、德、法、汉、俄、朝鲜语六个语种,其中汉、俄、朝鲜语三个语种实行助学金制度。当时正值俄国势力扩张之时,俄语翻译需求激增,再加上有助学金,所以报考俄语专业的学生有很多。但是二叶亭四迷的入学动机却有所不同。1875年,日本和沙俄签订了《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条约规定日本完全放弃库页岛的主权,全岛归沙俄管治。日本以此获得堪察加半岛以南的整个千岛群岛的主权、鄂霍次克海的捕鱼权和其周边俄罗斯港口十年的免费使用权。日本一直视库页岛(日本称桦太岛)为本国的领土,因此该条约的签订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满,同时沙俄的领土扩张也引起了国内部分民众的担忧。这一事件对二叶亭四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据后来二叶亭四迷在《我半生的忏悔》中坦言,当年自己之所以报考俄语专业,是因为受到《库页岛千岛群岛交换条约》签订后社会舆论的影响,意识到将来日本的心腹大患必定是俄国。而要有效地抵御俄国的扩张,确保日本在亚洲大陆的权益,俄语是必须掌握的工具。报考东京外国语学校时二叶亭四迷刚好18岁,可以说从那时起,殖民主义思想的种子就已经在他内心萌芽了。
在东京外国语学校俄语科的学习,不仅使二叶亭四迷熟练地掌握了俄语这门语言,还使他受到了俄国文学的熏陶,并对俄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对二叶亭四迷影响最大的是一位美国籍教师尼古拉·古诺,他异常热爱文学,并把这种热情传递给了学生。同时他还经常在课堂上抨击沙俄的专制制度,这也引起了二叶亭四迷对现实社会的关注。那时候二叶亭四迷经常阅读屠格涅夫、别林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作家的作品。在阅读过程中,他意识到,与日本作家漠视社会现象不同,俄国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对社会现实的揭露与批判。这为他日后进行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85年,由于学制改革,东京外国语学校被废除,其俄语科被并入当时的东京商业学校(今一桥大学)。因为对这种改革不满,1886年1月,二叶亭四迷从东京商业学校俄语科退学。1885年6月至1886年1月,坪内逍遥陆续发表了小说《当世书生气质》。几乎同一时期,坪内逍遥陆续发表了文学理论文章《小说神髓》,为当时的日本文学界吹进了第一缕新文学的春风。二叶亭四迷受坪内逍遥影响,决心成为一名作家。他对《小说神髓》中的文学理论产生共鸣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疑问,就以《〈当世书生气质〉论》的形式写了一篇文论,并于1886年1月25日拜访了坪内逍遥。这次相遇可以说具有历史意义,坪内逍遥成为二叶亭四迷亦师亦友的朋友,并引导他步入了文坛。同年4月,《〈当世书生气质〉论》的绪论部分以《小说总论》之名公开发表,引起了文坛的关注。同年夏天,在坪内逍遥的鼓励下,二叶亭四迷开始创作长篇小说《浮云》,并于1887年6月发表《浮云》第一部,此后两年间又陆续发表了第二部和第三部。《浮云》首创“言文一致”文体,生动地描写了当时的社会现象,刻画了知识分子“多余人”的形象,对当时的官僚制度以及近代文明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浮云》被誉为日本近代小说的先驱,开启了日本近代新文学的新时代,奠定了二叶亭四迷在日本文坛的地位。
可惜任何先行者都难免孤独,当时的文坛并没有真正认识到《浮云》的价值,甚至二叶亭四迷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因此思想上产生了动摇,再加上创作上受阻,同时迫于父亲退休后的生计困难,最终中断了《浮云》的创作。1889年8月二叶亭四迷在老师古川常一郎的帮助下,进入内阁官报局,主要从事俄语和英语报纸的翻译工作。二叶亭四迷从中学开始就憎恨官僚主义、痛恨官吏,结果自己为五斗米而折腰也沦为官吏,这可以说是一种命运的讽刺。但是由于工作稳定、收入颇丰,在任内阁官报局期间竟成为他一生中比较安逸的时期。其间他与福井恒结婚,并先后育有一儿一女。可惜二叶亭夫妇不擅长理财,经济再度拮据,再加上精神层面缺乏沟通,最终导致两人离婚。
1899年9月,在老师古川常一郎的举荐下,二叶亭四迷被新成立的东京外国语学校聘请为俄语教授,一直工作到1902年5月。这几年是二叶亭四迷一生中比较幸福的时期,他收入颇丰,对职业也很满意。二叶亭四迷俄语造诣深厚,与自己原来的老师市川文吉、古川常一郎一起被誉为东京外国语学校的“俄语三川”,深受师生爱戴。但是,如前所述,在少年时期二叶亭四迷的内心就埋下了殖民主义思想的种子。在这一时期,由于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这颗种子开始萌芽生长了。1900年,八国联军悍然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俄国趁机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俄国的侵略威胁到了日本在华利益,日俄关系逐渐紧张。二叶亭四迷对俄国的行径异常愤慨,对日本的命运忧心忡忡,完全忽略了日本也是侵略瓜分中国的列强之一。据说他曾经一本正经地提出利用妓女对抗俄国的计划。他认为“她们(指妓女,笔者注)所到之处,日本的商品就可以随之而推销,日本的地盘亦可以得到巩固。……这些女人落籍俄国者甚多,当中有些人会意外地成为良家妇女,不仅家庭中洋溢着日本情趣,而且还生出一半日本血统的混血儿。……那么过了几代以后,完全可以期待整个西伯利亚都将日本化”[2]。当然,这种荒唐的计划最终并没有实施。1902年,虽然日俄战争还没有爆发,但是日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二叶亭四迷产生了去满洲投身实业的想法,想借此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1901年,同学佐波武雄从浦盐[3]回国,二叶亭四迷和他商谈了去满洲的计划。同年12月13日,二叶亭四迷在写给内田鲁庵的信中提到了去海参崴的计划。1902年初,二叶亭四迷通过佐波武雄引荐认识了德永商会会长德永茂太郎,决定去徳永商店哈尔滨支店当顾问。这一时期二叶亭四迷访问了乃木希典、近卫笃麿、大隈重信等军政界要员。同年5月2日,二叶亭四迷正式向东京外国语学校提交了辞呈。放弃工作稳定、待遇优厚的俄语教授的职位,远赴海外去充当一名私人商店的顾问,这在周围的人看来,无异于是一个疯狂的举动。可是二叶亭四迷决心已定,毅然离开新婚不久的妻子、年迈的母亲以及需要照料的孩子,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中国之旅。
二叶亭四迷于1902年5月3日从东京出发,一直到1903年7月23日返回东京,历时一年有余。其间写有《游外纪行》《光绪廿九年二月中纪事》等纪行文章。《游外纪行》最初写在记事本上,后来手稿被发现收录进全集。该纪行主要记录了从1902年5月到1903年7月二叶亭四迷在中国的行程经历,还详细地记录了各种开销。《光绪廿九年二月中纪事》虽然题目是“光绪廿九年二月中纪事”,但是内容并不限于2月,而是记录了从1903年2月底到7月中旬二叶亭四迷在北京警务学堂的经历。根据这些纪行文章以及其他相关资料,我们可以大体上还原二叶亭四迷的第一次中国之行。
1902年5月,二叶亭四迷乘火车从新桥出发,先后到达了日本国内的横滨、名古屋、大阪等地,在临行前拜访了各地的亲朋好友。5月10日下午6点到达福井县新兴的港口城市敦贺,经过短暂的停留之后,5月12日下午4点20分乘船出发。经过两天的航程,于5月14日下午4点30分到达海参崴,受到当地德永商店店员的迎接。二叶亭四迷在海参崴滞留期间对当地的贸易情况进行了一些调查,并拜访了一些当地的朋友及实业家。值得一提的是,二叶亭四迷在5月19日拜访了精通世界语的俄国学者波斯特尼科夫(ポストニコフ),接受了关于世界语的初步辅导,同时接受了世界语使用者大会的邀请。5月22日他参加了世界语使用者的聚会,6月1日成为俄国世界语协会的会员。二叶亭四迷和波斯特尼科夫约定将来要在日本推广世界语。他没有食言,1906年在日本出版了世界语的教科书《世界语》和《世界语读本》,为世界语的普及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02年5月25日,二叶亭四迷乘船赴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考察,并计划参加世界语使用者大会,只是该会议最终没能如期举行。他在当地拜访了一些专家学者,还购买了一些商业图书,如《商业用算数》《商业词典》《商业用文入门》《簿记范例》等。6月7日,二叶亭四迷乘火车从海参崴出发赶往哈尔滨,途中时走时停,6月14日左右[4]到达哈尔滨。早在海参崴的时候,二叶亭四迷就感受到了日俄关系的紧张,当时海参崴几乎处于戒严的状态,晚上会时不时传来枪声,当地的日本人相互告诫不要晚上出门。到达哈尔滨之后,二叶亭四迷感到俄国人的暴行比起海参崴来有过之无不及。俄国人四处设卡,态度蛮横,还时常无故抓人。有人仅仅因为在马车中欣赏寺院照片时偶然被俄国军官发现就被拘留了十天。二叶亭四迷自己曾经因为被怀疑违反了严禁养狗的禁令而被短暂羁押在拘留所,幸亏经人担保才逃脱牢狱之灾。这次不幸反倒给二叶亭四迷提供了一次机会,他在写给坪内逍遥的信中曾经提到:“且不说俄国拘留所的肮脏,而警察对于被拘留者的粗暴实在无法形容。……我对这些情景颇为厌烦,但我想这是一个观察俄国黑暗的大好时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在其间独自默坐,仔细地倾听着。”[5]不可否认,二叶亭四迷的经历及纪行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当时俄国人在中国东北的暴行。
另外,二叶亭四迷后来在回国后发表的《哈尔滨通信》中,也重点谈到了俄国将领的腐败。但是正如学者王中忱所说:“二叶亭四迷在哈尔滨期间写下的书信和笔记,虽然多次抨击俄国官宪管制的暴虐,却绝口不提确实有日本军事侦探潜入哈尔滨活动,而他经常出入的菊地照相馆,其实就是日本军部设在哈尔滨的一个情报站,照相馆的主人菊地正三,就是日本著名的军事间谍石光真清的化名。对此,二叶亭四迷当然心知肚明。”[6]其实当时的满洲主要由俄国人控制,但是日本的势力也渗透其中。二叶亭四迷从极端民族主义角度出发,对在满洲的见闻进行了选择性的记忆和表述。
到达哈尔滨之后,为了实现自己通过振兴在华实业抵御俄国的构想,二叶亭四迷特地对蒙古东部的贸易状况进行了调查,并制订了当地特产羊毛和牛皮的出口计划。但是他在哈尔滨的生活和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二叶亭四迷出国之前没有深入考虑在满洲可能发生的实际困难,甚至同德永商店连月薪都没有完全谈妥,就匆匆奔赴满洲,这就为以后其在满洲的尴尬处境埋下了隐患。抵达满洲之后,德永商店支付的薪水只能维持他最低的生活水平,日常生活捉襟见肘。而且他发展实业的计划进展得并不顺利,其间与德永商会会长德永茂太郎发生了不睦。二叶亭四迷在8月27日写给坪内逍遥的信中提到:“当地支店的老板是个相当老练的人,在商界已经厮混了四十五六年,通晓人情世故,无奈他没有受过教育,竟连报纸都看不太懂,目光短浅、唯利是图,无论如何也不能成大气候。假如我此时放弃经营满洲的构想,就会变成一个唯利主义者,圆滑世故,四处钻营。因当地尚无一人精通俄语,可以受到器重,以后也必须圆滑地处世,换得终生成为德永商会的可怜巴巴的食客,这种处境是我不能容忍的。既不能容忍,又不能实行久有筹划的话,那么我可断言必定会发生左支右吾的冲突。”[7]
由于和德永商店的矛盾日益加深,二叶亭四迷决定进行一次漫长的调查旅行。1902年8月31日晚上7点50分,二叶亭四迷乘火车从哈尔滨出发,9月3日到达营口,9月8日抵达旅顺,在旅顺会见了三井物产公司驻关东办事处的同学中泽房则以及其他几位旧友。刚开始时大家对他十分热情,但是没过多久就冷淡了下来,二叶亭四迷感到人情的反复无常,于是决定离开旅顺。9月28日,二叶亭四迷从旅顺口出发,9月29日上午6点到达芝罘(今烟台),在芝罘拜访了三井事务所,会见了东京外国语学校毕业生平贺贯一郎,午饭后乘船赶赴营口。10月3日乘火车从营口出发,经锦州,于晚上12点左右到达山海关。10月4日,二叶亭四迷拜访了守备军司令部,之后绕道秦皇岛回到山海关,次日参观了长城。10月6日上午7点乘车赶往天津,并于同日下午3点左右到达天津,在天津访问了领事馆。10月7日下午3点左右从天津出发,傍晚时分到达北京。10月8日,二叶亭四迷拜访了时任北京警务学堂校长的川岛浪速,这次会面对二叶亭四迷来说可以说是一次人生转折。
川岛浪速是著名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本名爱新觉罗·显玗,清朝肃亲王爱新觉罗·善耆第十四女)的养父,在中国各地长期从事间谍活动,并试图分裂中国,策动“满蒙独立运动”。川岛浪速从青少年时期就接受了日本“兴亚会”的影响,决心以中国为安身立命之地,并于1882年进入东京外国语学校专修汉语。甲午战争期间,川岛浪速充任日本翻译,随日军入侵过山东、台湾等地。八国联军侵华时期,他曾出面劝降并迫使清政府弃守北京,因为有功被任命为故宫监督。嗣后,出任日军占领区军政事务长官,蓄意保护满蒙贵族府邸,由此与肃亲王善耆开始交往。1901年,八国联军尚未完全撤出北京,清廷即委派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与川岛浪速联系,筹划中国警察教育学校。1901年8月14日,清政府与川岛签订合同,合同规定聘川岛浪速为监督(相当于校长),所有学堂内聘用日本教师若干名,支付一切经费,均归川岛浪速一手经理。一直以来,川岛浪速把沙俄看成日本在中国东北、蒙古地区扩张的最大敌人,这一点与二叶亭四迷不谋而合。川岛浪速和二叶亭四迷是东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虽然二人同时在东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过,但是因为川岛浪速属于汉语部,二叶亭四迷属于俄语部,所以在校期间彼此并不是十分熟悉。但是二人在北京却一见如故,谈得甚是投机。因为川岛浪速感觉身边缺少共襄大业的朋友,所以热情邀请二叶亭四迷担任警务学堂的事务长,处于困境的二叶亭四迷欣然接受。10月24日,二叶亭四迷从北京出发返回哈尔滨,向德永商店辞职。在去哈尔滨的途中,在营口偶遇内藤湖南。内藤湖南是二叶亭四迷生命中的贵人,二叶亭四迷后来因为中国不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而郁郁回国,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发愁时,经内藤湖南的大力举荐以东京特派员的身份入职《大阪朝日新闻》社,几年后受《大阪朝日新闻》社委派开启了他生命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中俄之旅。
1902年11月1日,二叶亭四迷从哈尔滨出发,8日到达北京。自此一直到1903年7月21日离开北京为止,二叶亭四迷一直在北京警务学堂担任事务长,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一段时期,不仅待遇优厚(月薪250银圆),而且得到川岛浪速的信任与重用。“事务长履行总务会计的一切职能并负责所有人事以及学堂之外的应酬,称得上是学堂管理方面的负责人”[8],不仅如此,川岛浪速“委托他全权处理事务的内幕,是要与他一起图谋国事,积极开展对俄、对清工作”[9]。因此二叶亭四迷感觉在北京可以施展抱负,也乐意协助川岛浪速。为了适应新的工作,从1902年11月16日开始,二叶亭四迷还雇了老师专门学习汉语,并留下很多学习记录(可以参看《二叶亭四迷全集第五卷》中的《手帳七備忘録》)。1903年3月8日,二叶亭四迷收到了坪内逍遥寄来的一些政治经济类图书,如《社会经济原论》《最新经济论》《政治罪恶论》《经济史眼》,可以想见,这应该是坪内逍遥应二叶亭四迷的要求寄来的。总之,各种迹象表明,二叶亭四迷当时确有打算长期在北京工作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但是由于二叶亭四迷和川岛浪速在教养和气质方面各不相同,在处理具体问题上面的分歧逐渐显现出来。而且在二人周围形成了所谓的“监督派”和“事务长派”,矛盾日益尖锐。二叶亭四迷在1903年5月10日写给坪内逍遥的信中提到了和川岛浪速的矛盾:“这出乎意外的事态令我大惑不解,而川岛与我的行为孰是孰非仍然不得而知。反对派提出的意见不得不承认有一定的道理,很多时候我介于川岛与反对派之间而进退两难……出于旧友的情谊曾多少给他以忠告,不料他听后无动于衷,真是病入膏肓不可救治,使人绝望。”[10]最终二叶亭四迷于1903年7月18日正式提出辞职,7月21日7点乘火车从北京出发赶往塘沽,几日后在塘沽乘轮船回国,结束了第一次中国之行。
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爆发,3月4日经内藤湖南的举荐,二叶亭四迷被《大阪朝日新闻》社聘为驻东京特派员,主要任务是“浏览俄国的报章杂志,将读者感兴趣的报道和评论翻译过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11]。4月20日,《大阪朝日新闻》发表了二叶亭四迷的首篇报道《敌国从军记》,之后接连发表了他的《摩天岭逆袭》《哈尔滨通信》《满洲实业指南》等文章,但是总体来说数量并不多。由于二叶亭四迷与编辑部在很多问题的看法上不能达成一致,所以逐渐产生了矛盾。1905年3月,二叶亭四迷一度被《大阪朝日新闻》劝退,幸亏《东京朝日新闻》的主笔池边三山从中斡旋才幸免于失业。同时在池边三山的鼓励下,二叶亭四迷创作了小说《面影》和《平凡》,分别于1906年和1907年在《东京朝日新闻》上连载,这两部小说和《浮云》一起成为二叶亭四迷的代表作。
1908年春天,俄国作家涅米诺维奇·丹钦科访问日本,当时他的身份是《俄罗斯论坛》的主编兼记者。丹钦科在日期间,二叶亭四迷作为《东京朝日新闻》的代表全程陪同兼做翻译。丹钦科很欣赏二叶亭四迷,于是举荐二叶亭四迷作为《东京朝日新闻》社的特派员去彼得堡考察,这一建议得到了《东京朝日新闻》社的采纳。去俄国考察是二叶亭四迷的夙愿,因此得知这一消息时他非常兴奋。6月12日,二叶亭四迷乘车赶往新桥,13日抵达大阪,随后赶往敦贺去迎接刚刚从俄国回来的满铁总裁后藤新平。14日他会见了后藤新平,并乘车陪同后藤新平从敦贺到米原。二叶亭四迷特地买了一等车票,得以在一等车厢和后藤新平促膝长谈。后藤新平在和二叶亭四迷聊天时谈到,如果想要搞活满洲铁路,务必要与俄国携手合作。二叶亭四迷也表示,自己去俄国之后要通过报纸等媒介着重向俄国人介绍南满铁路等相关情况。在6月6日文坛的朋友为他举办的送别会上,二叶亭四迷表示赴俄后要努力促进日俄亲善,“要尽力促进日俄文化交流,而他赴俄的主要目的是想为日俄不再交战贡献一分力量”[12]。但是从他出国前特地会见满铁总裁后藤新平这一细节来看,所谓日俄亲善只不过是日俄列强暂时停战,以实现共同侵略和掠夺中国而已。
6月17日,二叶亭四迷从神户乘坐“神户丸”前往大连,6月22日抵达大连。因为是故地重游,所以二叶亭四迷感慨颇多。“大连也是曾游之地。初来此处是在(明治)三十五年的夏天,第二次来是在翌年三十六年的夏天。那时还是俄国掌中之物。不知何故,我所到之处都被误解为军事奸细……”[13]当他看到俄国人修建的高楼大厦时感到俄国力量的强大,不由得为日本的前途而忧心忡忡。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3月30日日军占领辽东半岛。同年4月23日,俄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联合法国和德国逼迫日本向清政府归还辽东半岛。1898年3月27日,俄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3月28日俄军占领旅顺,张贴《接管旅大金地方布告》,自此旅顺、大连被俄国占领。
二叶亭四迷前两次去大连时,大连城市建设已经初具规模,其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都处于俄国的掌控之中。而且那时候处于日俄战争的前夕,日俄关系紧张,日本人自然受到了特殊的“关照”。1904年2月10日,日俄战争正式爆发,5月30日日军占领大连。1905年1月13日俄军投降,日军占领旅顺。同年9月,俄国把旅顺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此后旅顺和大连一直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中。因此当二叶亭四迷于1908年6月22日再次登陆大连时,虽然旧景均在,但是心情却大不相同:“五年后第三次来大连,看到巨大的码头突入大海、大厦高楼巍然耸立在宽阔街道的左右两边,这景象虽然与昔日并无二致,但是在道路上行走的皆我同胞,铺面的招牌皆我四角之日本字。没有一个人因怀疑我是军事奸细而特别留意,可以毫无顾忌地大摇大摆地走在大道上。我高兴得不得了,从码头到信浓镇辽东宾馆的途中,我指着左右两边看到的建筑物说个不停。那个以前是医院,在那边看到的建筑物以前是旅馆,高兴得几乎要从马车上跳起来。”[14]当二叶亭四迷欢呼雀跃地行走在大连街头时,竟然丝毫没有意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侵略中国、正在蹂躏中国民众,反倒怀着兴奋的心情把在大连的见闻写进了游记《入俄记》,发表在同年7月的《东京朝日新闻》上。日本国内的民众大概也会怀有和二叶亭四谜一样的兴奋心情吧,这是多么可恨又可悲的事情啊。
二叶亭四迷在大连住了几天后启程,于6月27日到达哈尔滨,并在此停留了几日,7月6日通过贝加尔湖,10日越过乌拉尔山,12日抵达莫斯科,15日到达圣彼得堡。因为圣彼得堡房租物价高昂,迫不得已,二叶亭四迷租住了西伯利亚·斯塔布里亚尔尼街的一间公寓,房租只有旅馆的五分之一。一直到1909年3月18日因肺病住院为止,他都一直居住在那里。在圣彼得堡期间,他向国内发回了大量的电报,涉及俄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各方面的问题。1909年3月5日,二叶亭四迷被确诊为肺结核。3月18日住院治疗,4月5日启程回国治疗,5月10日由科伦坡驶向新加坡的途中病逝,后来遗体被安葬在新加坡。1937年《二叶亭四迷全集》共八卷由岩波书店刊行,此后岩波书店又在1953年和1964年分别出版了16卷本和9卷本的《二叶亭四迷全集》。小说《浮云》的真正价值和二叶亭四迷对日本近代文学史的贡献也逐渐被人们理解和肯定,对二叶亭四迷文学的研究也在不断深入,但是我们不应忘记二叶亭四迷的两次中国之行,不能忽略深藏于二叶亭四迷心中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