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中国游记》在中国的译介与传播
受《大阪每日新闻》派遣,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3月至7月间访问了中国,回国后陆续发表了《上海游记》(1921)、《江南游记》(1922)、《长江游记》(1924)和《北京日记抄》(1925)。1925年11月,日本改造社出版了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的第一个单行本,其中收录了以上提到的四种游记,同时还收录了以前未曾发表过的《杂信一束》。1926年4月,夏丏尊翻译了《中国游记》的部分章节,以“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为题连载于《小说月报》上面,这是《中国游记》在中国的首译,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历史意义。1927年12月,芥川龙之介作品在中国的第一个单行本《芥川龙之介集》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该作品集由鲁迅、夏丏尊、方光焘等学者合译,共收录小说八篇,另外还有附录两篇,夏丏尊翻译的《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以“中国游记”为题收于附录一。从内容上来看,和之前发表的《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换了一个题目,因此本节将二者看作《中国游记》的同一个节译本来考察。
20世纪初,鲁迅和周作人兄弟率先提出了“直译”的翻译理论,后来成为在日本文学翻译中被普遍遵循的一种翻译方法。夏丏尊在翻译《中国游记》时也难免受到直译思想的影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夏译本中直接借用了大量的日语词汇。现以《芥川龙之介集》中收录的《中国游记》的译文为例:
(1)浪漫得几乎可使人为之恐缩。(144页)
(2)有的披着新闻纸。(144页)
(3)人们的聚集,和日本的“缘日”相似。(146页)
(4)在上品的无边眼镜背后……(153页)
(5)和村田君波多君同坐了自动车……(155页)
(6)坐在车里,车掌就来检票。(166页)
(7)到这地步,婆子的来意,也不必再待岛津氏的通译了。(180页)
(8)岛津氏拿出二个铜货来。(182页)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比较通行的翻译方式并没有一直沿用下来,以上几个例子中借用的日语词汇,很多至今没有被现代汉语所接纳,现代读者阅读起来就要费一些思索了。
另外,20世纪初的翻译家们在翻译外来词汇时多采用音译的方式,如把“デモクラシー”(民主)音译成“德谟克拉西”,把“インスピレーション”(灵感)音译成“烟土披里纯”等,这种翻译方式在夏译本《中国游记》中也留有印记。如把“ジョン·ブル”(英国佬)音译成“约翰·勃爾”,把“アンクル·サム”(美国佬)音译成“克爾·撒姆”等,看上去好像一个人的名字。甚至把“ありがとう”(谢谢)直接音译成了“阿里额托”,不熟悉日语的人就不那么容易理解了。汉字是表意文字,往往从字形上就能推断出字义,而中国人很难从字形去推断音译词的含义。所以一些词最初被翻译成音译词,后来就被意译词所取代了。夏译本中出现的一些音译词,在以后的几个译本中都改成了意译词。
夏译本《中国游记》虽然以现代读者的眼光来看未免有些行文生涩,但是总体来看不失为一个高质量的译本。当然,译本中还是存在一些缺憾。最大的缺憾是夏译本《中国游记》并非全译本,而是简略的节译本,译出的部分不足原书的三分之一。而且译者在译文中没有标明章节次序,在章节的取舍上也颇有豪杰译的气势,或在一节中省略数行内容,或将数节合并成一节,甚至《长江游记》只选译了第一节中的部分内容,其余都省略了。而《杂信一束》则全部省略不译。因为译文省略过多,所以读者难窥《中国游记》的全貌,这或多或少影响了读者对《中国游记》的接受和理解。另外,夏译本中也偶有误译。如把“先生、何か早口に答ふれど、生憎僕に聞き取ること能はず。「もう一度どうか」を繰り返せば、先生、さも忌忌しさうに藁半紙の上に大書して曰、「老、老、老、老、老、……」と”[42]翻译成“先生虽曾即刻回答,可是我终是不懂。只是无聊地重复说‘再出去试试如何?’先生乃愤愤地在纸上大书着说‘老,老,老,老,老……’”[43]但是从译本总体来看,还是瑕不掩瑜。
夏丏尊是我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的翻译家之一,曾翻译出版过《国木田独步集》、田山花袋的代表作《棉被》等有影响力的作品。可以说他对翻译选题具有较高的敏感,眼光独特。关于《中国游记》的翻译动机,夏丏尊曾在《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的译者题记中提到“果然,书中到处都是讥诮。但平心而论国内的实况,原是如此,人家并不曾妄加故意的夸张,即使作者在我眼前,我也无法为自国争辩,恨不能令国人个个都阅读一遍,把人家的观察做了明镜,看看自己究竟是什么一副尊容!想到这层,就从原书中把我所认为要介绍的几节译出……”[44]由此可以看出,《中国游记》在夏丏尊心目中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国人可以以此为镜,自省自查。同时从《芥川龙之介氏的中国观》这一译题可以看出,夏丏尊力图从《中国游记》中透视出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这直接影响了他对《中国游记》的翻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为了突出展现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译者只把《中国游记》的主干译出,对作者认为不重要的章节以及散落在各个章节中的有关日本、西洋的描述和议论都省略不译。
第二,为了让国人以游记为镜,自省自查,译者并没有刻意回避《中国游记》中有关中国的负面描写。如《第一瞥》中关于车夫的议论:“中国的车夫,即使说他就是龌龊自身,也绝不是夸张。”[45]《上海城内》关于老大中国的印象:“换句话说,现在的所谓中国,已不是从前诗文中的中国,是在猥亵残酷贪欲的小说中所现着的中国了。”[46]《芜湖》中对现代中国的激烈批评:“现代的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如数堕落着吗?尤其是艺术,从嘉庆道光以来,有一可以自豪的作品吗?……就是中国人,只要是心不昏的,对于中国,比之于我一介旅客,应该更熬不住憎恶吧。”[47]等等。《中国游记》中大部分有关中国的负面描写都在译本中有所保留。另外,由于译本只节译了原作三分之一的内容,所以使得文中有关中国的负面描写显得更加集中、突出。这也可能是引发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不满的一个诱因。
增田渉在《巴金的日本文学观》中曾提到1931年前后鲁迅关于芥川龙之介的一段谈话:“芥川写的游记中讲了很多中国的坏话,在中国评价很不好。但那是翻译者的做法不当,本来是不应该急切地介绍那些东西的。我想让中国的青年再多读些芥川的作品,所以今后打算再译一些……”[48]1931年以前《中国游记》只有夏丏尊的中译本,所以鲁迅所说的“翻译者”自然是指夏丏尊而言。“在中国评价很不好”自然是国人读了夏译本后所作出的反应。鲁迅这段话恰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夏丏尊节译的《中国游记》在当时的影响力。
夏丏尊翻译《中国游记》的初衷是希望国人以《中国游记》为镜鉴,但是结果并没有如其所愿。在日本帝国主义妄图侵略中国的大背景下,《中国游记》中对中国的负面描写引发了中国文坛强烈的不满。韩侍桁、冯乃超、巴金等人先后撰文表达了对芥川龙之介的不满,这在秦刚的论文《现代中国文坛对芥川龙之介的译介与接受》中已有详细的论述,因此本书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