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山月记》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卢锡熹译介《山月记》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四十几年间再也没出现过《山月记》的复译本,也没有相关的研究论文发表。一直到1985年,《日本文学》杂志(季刊)在当年的第二期上刊登了孙大寿翻译的《山月记》,这是《山月记》在中国的第一个复译本,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意义。从总体来看,孙译本忠实于原著,译文典雅流畅,显示了译者较高的文学素养。后来出版的《世界短篇小说精品文库·日本卷》和《日本短篇小说经典》都选用了这个译本,可以说是众多《山月记》中文译本中影响较大的一个译本。

更为难得的是,译文之后还收录了学者兼翻译家赵乐甡先生撰写的一篇评论《不成长啸但成嗥——中岛敦的〈山月记〉读后》。作者指出了《山月记》对中国传奇小说《人虎传》改编的特点,同时从多角度分析了《山月记》中“人变虎”的原因,并且论证了“人变虎”也是日本社会的产物,“每当这嗥声响在你耳边的时候,就是作者向你提供了一件法西斯戕害‘人性’、逼人为虎的有力罪证”^[14]。同时,评论中提到“今天读他的这篇作品(指《山月记》,笔者注),对这位不幸早逝的作家,在法西斯的诱饵和屠刀下所表现的坚持正义立场的骨气,不禁产生敬佩之意”^[15],这也可能是时隔四十几年之后再次译介《山月记》的一个重要原因吧。通篇看来,虽然带有一些时代的烙印,但是作者视角独到、鞭辟入里,作为国内第一篇系统评论《山月记》的论文,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重要的历史意义。

时隔几个月,《日语学习与研究》(双月刊)在当年的第六期上又刊登了田忠魁译注的《山月记》。这个译本与孙大寿的译本不同,采用了日汉对译的方式,并且对较难读的单词都标注了假名发音,同时对小说中出现的重要词汇和语法都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这种译注方式对普通日语学习者来说大有裨益,也很符合《日语学习与研究》的办刊初衷。从译文来看,译者采用了较口语化的翻译方式,虽然在文学性上有所欠缺,但是对一般读者来说反倒更容易理解。另外,在译文前面译者还添加了一小段“作者和作品简介”,其中对《山月记》的分析显示了译者对作品的深刻理解:“作者按照自己的性格特点和思想意识成功地塑造了主人公李徵——一个内心充满无法解脱的矛盾的年轻知识分子。在主人公遭到‘孤傲’的恶评中有作者的隐衷:主人公的不善交游也正是作者的自我写照;而主人公对蜚声文坛的执着也同样是作者的悲愿。”^[16]

1985年,我国台湾地区星光出版社出版了郑秀美翻译的中岛敦小说集《山月记》,1998年由星光出版社再版发行。笔者所见是1998年再版的这个版本,书中收录了《山月记》《名人传》《弟子》和《李陵》四篇小说,同时书后还附有濑治茂树的解说(郑秀美译)和中岛敦的年谱。该书是中岛敦在中国出版的第二个单行本,同时也是台湾地区出版的第一部中岛敦的作品集,显示出台湾学界和出版社对中岛敦的重视。书中《山月记》的译文较为口语化,行文也比较流畅。

1986年,《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刊发了郭来舜的论文《三“记”的比较研究》,该文对比分析了卡夫卡的《变形记》、中岛敦的《山月记》和井上靖的《狼灾记》,这是国内第一篇把三篇变形作品放在一起进行比较的论文,显示了作者独到的眼光。除此之外,整个20世纪80年代再也没有关于《山月记》的译介研究问世了。10年间只出现了3个《山月记》的复译本和两篇研究性的论文,总体来看《山月记》的译介依然处于较为沉寂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