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田泰淳的中国书写与战争反思
将近两年的战争经历和在上海的战败体验,深刻地影响了武田泰淳的文学创作。他除了依据战地体验创作了多部小说之外,还写下了大量的战地书信、游记和随笔。其中1947年4月在《批评》上发表的《审判》是武田泰淳第一篇以上海为舞台反思战争的作品,受到了著名文艺评论家中村光夫的好评。作品叙述了主人公“二郎”在战争期间曾经两次枪杀无辜的中国百姓。一次是奉“分队长”之命,参加了集体射杀两名无辜的农夫。另外一次是单独枪杀了一对毫无反抗能力的聋哑老夫妇。战争结束后,虽然自己的罪行已经无人知晓,但是为了赎罪,“二郎”放弃了漂亮的未婚妻,放弃了回国,选择留在上海,对自己进行精神上的审判。
2005年11月18日《朝日新闻》刊载消息称,武田泰淳的长女武田花于同年9月份向日本近代文学馆捐赠了2262件武田泰淳的手稿,其中包括已经发表的《司马迁》《风媒花》《富士》等代表作,同时还包含大量未发表的日记、书简、学生时代的习作等手稿。《武田泰淳传》的作者川西政明在2006年1月12日《朝日新闻》(晚报)上发表了随笔《读武田泰淳的日记》,声称自己看到了武田泰淳未发表的日记《从军手册》,发现了“可怕的记述”,即武田泰淳在中国战场上两次枪杀了无辜的中国人,而且这两次经历和作品《审判》中“二郎”的杀人经历完全吻合。由于日本近代文学馆一直没有公开武田泰淳的手稿,所以川西政明所说未免有孤证的嫌疑。但是通过对《审判》进行分析,可以从多方面印证川西政明所说非虚,即《审判》其实是一个隐秘的告白文本。作品主人公“杉”“二郎”实际上是武田泰淳的两个分身,武田通过虚构的两个人物,讲述着自己真实的战争经历以及对战争的反思。
在作品《审判》中,没有出现作品主人公的姓,只知道主人公的名字叫作“杉”。“杉”和作者自身有着很多相似的经历,可以看作是作者的一个分身。“杉”在上海时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并在战后和其他日本人一起被集中在虹口地区居住。迫于生活压力,精通汉语的“杉”为日本同胞代写汉语书信维持生活,没想到生意竟然十分兴隆。这些经历都和武田泰淳极其相似。武田泰淳在1944年6月第二次乘船赴上海,就任日中文化协会附属东方文化编译馆的出版主任。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武田泰淳被收容在虹口的日侨集中地区居住。因为精通汉语,丧失工作的武田泰淳开始以代写汉语书信维持生活。由于战后日本人经常会向中方管理当局提出各种申请,因此代写书信生意十分红火,好酒的武田泰淳每次赚了钱都会买酒犒劳自己,所以日子过得还算不错。这一点也和作品中的主人公“杉”有相似之处。
另外,武田泰淳在1945年的9月通过《圣经》了解到了《默示录》的世界,其中“七天使吹七号”等大灾难和“最后的审判”深深地震撼了刚刚经历战败的武田泰淳。这也是武田泰淳写作《审判》这篇作品的诱因之一。《默示录》对武田泰淳的影响,直接体现在了作品主人公“杉”的身上。“杉”从住在三楼的一个基督教教徒那里借了一本《圣经》,“我是读着那本《圣经》度过了多雨的八月”[1]。《圣经》卷末的《默示录》对“杉”的心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感觉《默示录》中的描写完全再现了日本遭原子弹袭击后的惨状,并且认为在日本只是刚刚吹响了第一支号角。“我不相信最后的审判,但是不能否定类似最后审判的事实在世间发生。”[2]作者对《默示录》的描绘,也为“二郎”最后的自我“审判”埋下了伏笔。
作品中的另外一位主人公“二郎”也和武田泰淳在很多方面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首先,虽然据川西政明考证,武田泰淳应该是排行老三[3],但是在古林尚编写的武田泰淳年谱里,武田泰淳是大岛家的次男[4]。据说这是因为古林尚在编写年谱时采访了武田泰淳,由于武田泰淳的二哥大岛信未满2岁就夭折了,所以在武田泰淳的记忆里,一直认为自己是大岛家的“二郎”。因此,《审判》中的告白人物“二郎”,单单从名字上看也有武田泰淳的影子。其次,前面已经提到,武田泰淳在中国战场上两次枪杀了无辜的中国人,而且这两次经历和作品《审判》中“二郎”的杀人经历完全重合。而且两个人都因为自己的杀人经历而备受精神上的折磨。“二郎”放弃了几乎完美的未婚妻,留在了战败地上海,“我想留在自己犯罪的地方,看着被我杀害的同胞的脸生活”[5],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始终接受精神上的“审判”。武田泰淳没有像“二郎”那样滞留在上海,于1946年2月11日乘船回到了日本。而且武田泰淳一直没有公开自己在战场上枪杀无辜百姓的秘密。但是在内心深处,那种枪杀无辜百姓的罪恶感一直折磨着武田泰淳。据川西政明回忆,在武田泰淳去世前几年,竹内好曾经询问武田泰淳《审判》中所描写的事情是否是事实。“泰淳看着好的脸,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彼此沉默许久,“(竹内)好‘哦’地长吟一声,然后说了一句‘是吗’。那时好触碰到了武田泰淳痛苦的根源。泰淳流露出感谢好理解自己痛苦的表情”。[6]由此可见,武田泰淳终生背负着因杀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
另外,武田泰淳在上海期间认识了一位叫作中山怜子的少妇,回国后与之有一段热恋,并因此与堀田善卫、堀田善卫的妻子、中山怜子的丈夫中山信形成了“五角恋爱”的关系。在作品中,“二郎”有一个未婚妻“铃子”,日本战败时也在上海。日语中“铃子”和“怜子”的发音是一样的,都可以读作“れいこ”。因此可以推测武田泰淳是按照自己心目中中山怜子的形象塑造了作品中“铃子”这一人物的。创作《审判》时,武田泰淳正在和中山怜子热恋,所以在作品中“铃子”几乎被描绘成一个完美的女性,“是一个坦率、开朗,任谁都会喜欢的那一类型的人”,并且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但是在《审判》发表的翌年,武田泰淳就和中山怜子关系破裂了。这一点大概武田泰淳在写作《审判》时不曾想到,否则“铃子”的形象也许就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样子了。
如上所述,“杉”和“二郎”其实都是作者的分身,那么“二郎”写给“杉”的信,也可以看作是武田泰淳写给自己的信。而《审判》这篇作品也就可以看作是武田泰淳写给自己的作品。发表这篇作品的时候,没有人知道武田泰淳曾经在中国战场上杀过人,所以这篇作品实际上就成为一种隐秘的告白。通过隐秘的告白这种方式来释放、缓解自己内心的罪恶感,应该是武田泰淳写作这篇作品的主要目的之一。作者借用“杉”和“二郎”这两个人物形象描绘了双重的自我。“杉”这一人物形象,代表着作者“外在(表层)的自我”,“二郎”这一人物形象代表着作者“精神(深层)的自我”。“杉=自我”在战后滞留上海,以替日本同胞代书中文信件为生,收入颇丰,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现实世界中“外在的自我”并没有表现出战争罪恶感。作者本人并没有“二郎”那样告白的勇气,而是隐瞒了自己在战场上的杀人罪行,回国后继续自己的写作生涯。但是可以想见,作者一直在内心深处背负着战场杀人的罪恶感,精神上饱受折磨。但是作者在现实生活中无处诉说,所以创造了“二郎=自我”这一人物,让“二郎”代替自己在虚拟的世界里接受“审判”。在作品中,“二郎”进行了告白,并最终放弃了未婚妻、放弃了回国,继续留在上海,时刻接受来自内心的“精神审判”。这样的结果,对“二郎”来说是一种“审判”,但是对武田泰淳来说,无疑是一种“解脱”。虽然这种“解脱”实际上并不彻底。
基于上述这种创作动机,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在遣词造句上面为“二郎=自我”进行辩解。作品开头讲:“我想说一说我在战后的上海遇到的一个不幸的青年的故事。”作者首先把“二郎”定位于“受害者”一方,并且在作品中多次对“二郎”的“射杀行为”进行看似无意的辩护。如:在参加集体射杀两名农夫时,“突然一种可怕的念头一下子掠过我的脑海:‘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那种异常的想法消失之后,人情呀道德呀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像真空状态一样的、像铅一样没感觉的东西”[7],在作者的安排下,“二郎”在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完成了射杀。在另外一次单独枪杀一对毫无反抗能力的聋哑老夫妇时,作者竟然为“二郎”的杀人行为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横竖是要死的吧’,我一边紧握着枪一边想。‘这样一定会饿死的吧。如果是这样,倒不如干脆一狠心死了的好。’”“不知何时,那种曾经侵入我脑海的真空状态、那种像铅一样无感觉的状态再次在我体内复苏。”[8]就这样,“二郎”带着“拯救”那对聋哑老夫妇的心情,在一种“麻木”的状态下开了枪。
在战后,知道自己这两次枪杀无辜百姓的人都已经战死或病死,“二郎”确信不管如何精密的战犯名册上都不会出现自己的名字。但是“一度发生的事实到底是事实,不是那么容易消除的”。“二郎”始终不能忘记自己的杀人事实,内心时刻经受着煎熬。最终“二郎”放弃了看似前途光明的未来,放弃了与未婚妻“铃子”的婚约,留在了上海,这一方面突出了“二郎”对自己的精神审判,但是同时也加强了“二郎”作为“不幸者”的形象。同时,作者对“二郎”的未婚妻“铃子”的描写,也无形中增加了“二郎”的“不幸”。如上所述,在作者的笔下,“铃子是一个坦率、开朗,任谁都会喜欢的那一类型的人”。日本战败时“铃子”也在上海,“二郎”和“铃子”二人感情甚好,对“二郎”来说“失去铃子是致命的”[9]。就这样,“二郎”在作者的笔下被描绘成一个“受害者”的形象,而忽略了“二郎”首先是一名“侵略者”,正是这些“二郎们”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中国民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此外,虽然作品中偶尔也提到一些日军的暴行:“侮辱、殴打住民,盗窃财物,强奸妇女,火烧房屋,毁坏田地”,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日军的罪行,但是更多的是纠缠在“个人道德”的问题上,并在无意中用个人道德的一时沦丧混淆日军侵略中国的罪行,一味强调“在战场上丧失指引自己的伦理道德的人有很多”。不仅如此,作品中反复强调“作为士兵,既然是战场,那么杀敌就是在所难免的事”之类的观点,给人的感觉是,如果在战场上枪杀中国人那就理所当然了,完全忽略了那是日本对中国实施的侵略战争,对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缺乏深入的反思。有人认为作品《审判》较早地描写了中国战场,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笔者认为,这并不是武田泰淳有意识地避开太平洋战场,自觉地选择中国战场作为描绘对象,而是由于武田泰淳在中国战场的经历,以及日本战败后他在上海生活的经历,本能地促使他写下了《审判》这篇作品。武田泰淳对战争的认识并没有超越当时日本知识分子对战争的认识。而且作品停留在简单自我告白的表层,过多地强调了“二郎”作为“受害者”的一面,缺乏对战争的深刻反思,在思想性方面打了折扣,难以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平。
武田泰淳基于自己在中国战场的经历以及战后在上海生活的经历,借用“杉”和“二郎”这两个人物形象描绘了双重的自我,完成了隐秘的告白,试图忏悔自己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的罪行,以减轻甚至消解内心的负罪感。但是这种负罪感终生伴随着武田泰淳,成为其精神痛苦的一个根源。同时,作为战后知识分子的代表,武田泰淳试图对战争进行反思,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二郎”作为受害者的一面,从而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度,使得这种战争反思很不彻底。因此武田泰淳的两种努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失败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审判》算不上一部成功的作品,但是它是武田泰淳第一篇以上海为舞台的反思战争的作品,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和一定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