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坐的火车班次、座席、上海始发和到达杭州的时间
我们再来探讨一下谷崎润一郎去杭州时乘坐的火车班次等相关问题。在《西湖之月》中,关于主人公乘坐火车的上海始发和到达杭州的时间,分别有这样的说明:“我下午两点半坐上了从上海北站开往杭州的列车。”[28]“列车到达杭州已经是七点稍过一点了。”[29]经查阅1918年沪杭甬路沪杭线行车时刻简表(见图2-1),当时从上海北站始发的共有5趟列车,分别是上午7∶35始发的快车、上午9点整始发的慢车、上午10点整始发的四等客货车、下午2∶50始发的特别快车和下午3∶50始发的沪禾区间车(终点到嘉善站,不到杭州站)。从时间上看,谷崎润一郎应该是乘坐了特别快车,并提前20分钟登上列车。“七点稍过一点”与火车预定到达杭州站的时间7∶19也基本吻合。另外,据《火车上的民国(上)》记载:“在民国坐火车,晚点是家常便饭。1928年,民国一位铁路工程师长期观察沪宁铁路列车,发现每天每班车都要晚点几分钟到数小时不等。1935年平绥铁路官方统计,每趟列车平均晚点时间高达两小时二十三分。”[30]列车晚点的原因包括铁路设备落后、工作人员不按要求操作、乘客上下车拥挤、自然灾害等各种原因,其中乘客无序上下车是造成列车经常晚点的重要原因之一:“民国铁路不实行对号入座,乘客为了抢座位,往往争先恐后往车厢里涌。这就造成了下车的人下不来,上车的人上不去,车自然没法开。每个车站耽误几分钟,积累起来,整趟车晚点的程度就非常可观了。”[31]由此推断,谷崎润一郎乘坐的列车应该不是7∶19分准时到达杭州的。从上海北站到杭州站共有7站,如果按照每站耽误几分钟来计算,到达杭州站的时间应该在晚上7∶30左右。
图2-1 沪杭甬路沪杭线行车时刻简表
大正时期访华的德富苏峰和芥川龙之介,都是从上海乘火车去的杭州。1917年德富苏峰第二次来中国旅游,据《中国漫游记》记载:“十一月十日早上七点半,我们向着杭州出发。”“十二点半,火车抵达车站。”[32]德富苏峰乘坐的应该是上午7∶35上海北站始发、下午12∶50到达杭州的快车,再加上列车经常晚点,基本可以断定德富苏峰在《中国漫游记》中提到的火车时刻属于记忆错误。1921年芥川龙之介来中国访问时,“抵达杭州车站,已经是晚上七点了”[33]。上海始发,晚上7点左右到达杭州的列车只有上午10点整始发、晚上6∶30到达杭州站的四等客货车,以及下午2∶50从上海北站始发、晚上7∶19到达杭州站的特别快车。芥川龙之介是作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特派记者来中国访问的,旅费充足,肯定乘坐的是特别快车而不是四等客货车。因此,芥川龙之介应该是和谷崎润一郎乘坐的同一趟列车,关于到达杭州站的时间“晚上七点”应该也属于记忆错误。
民国时期的客运火车车厢一般分为一等车(头等车)、二等车和三等车。一等车最豪华舒适,二等车次之。三等车的设施、环境和服务与一等车和二等车相差甚远。从票价来看,二等车是三等车的两倍,一等车是三等车的三至四倍。“一般而言,民国头等车的乘客主要是政府官员、外国人、大商人、社会名流等;二等车的乘客主要是政府中低级职员、白领和小商人等;三等车的乘客主要是学生、外来务工者等人群,乘客群体更加广泛。”[34]那么谷崎润一郎去杭州时乘坐的是哪个等级的车厢呢?谷崎润一郎在1920年发表的小说《鲛人》中提到:小说的主人公“南的脑海中,随着这股味道,昔日从上海坐火车到杭州旅行时看到的沿途风光变成了一个幻影,鲜明地浮现出来。他和父亲在一等车厢的靠窗位置相对而坐……”[35]事实上谷崎润一郎在来中国旅行前备足了旅费,在中国乘坐火车时应该是首选一等车,二等车次之,三等车应该不在其考虑范围。从北京去汉口时谷崎润一郎乘坐的就是车厢档次最高的一等车,尽管如此,一等车的设施,尤其是卫生间还是给他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我本人也曾有过乘坐京汉铁路的一等车的记忆,饱尝跟他们同样的体验。从北平至汉口粗略计算共计四十个小时的行程中,卧铺车厢厢顶漏雨还勉强凑合,而让我斗胆姑妄言之,真正叫人受不了的是卫生间的清扫不干净,我数次受迫在眉睫的生理需要驱使,最终还是不得不打卫生间门口返回。”[36]
不过,在小说《西湖之月》中主人公“我”乘坐的是二等车:“我就与上述六个人隔着一张小桌坐在一起(中国的火车内,在桌椅与桌椅之间都有一张小桌)。座椅排列得紧紧的,人坐着连活动都很困难。当然不仅是我们这边坐满了人,车厢内到处都座无虚席。这样拥挤倒是以坐一等车为好,但是若不坐二等车,也许就无法观察如此这般的中国人的各种风俗了。……以看惯了京奉线、京汉线上二等车的眼睛来观察一下这里的话,你会发现铺在座位上的草席的颜色没有污渍,侍者的穿着也好,小桌上的台布也好,都显得比较干净整洁,车内的清扫似也做得挺不错。”[37]小说中关于二等车厢内的描写基本符合民国时期沪杭线火车的实际情况。由于一等车价格昂贵,在当时有经济能力购买一等车票的人并不多,车厢满员的时候极少。芥川龙之介去杭州时乘坐的就是一等车,车厢内乘客寥寥:“车厢里分成小间,每间可乘八人。当然这一小间里,除了我们两个并无他人。小间正中的桌上,放着茶壶茶碗。不时会有青衣侍者送来热毛巾。乘坐起来并不觉得不舒适,但我们坐的这是一等客车。”[38]《西湖之月》中提到“以看惯了京奉线、京汉线上二等车的眼睛来观察”,如上所述,事实上谷崎润一郎从北京去汉口时乘坐的是一等车,那么很有可能为了积累写作素材,谷崎润一郎特地观察过二等车厢的情况。由此推想,《西湖之月》中关于二等车厢的描写,并不能证明谷崎润一郎当时乘坐了二等车。很有可能谷崎润一郎乘坐的是一等车,但是仔细地观察过二等车的情况。乘坐京汉铁路一等车尚且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回忆,况且旅游经费也比较充足,那么谷崎润一郎在南方乘坐火车时大概率会选择最高等级的一等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