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山月记》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山月记》发表于1942年2月,中岛敦于同年12月病逝。1943年10月出版的《风雨谈》(第六期)中,收录了卢锡熹翻译的《山月记》,这是《山月记》在中国的首译本,具有开创意义。中岛敦是一位不幸的作家,生前文名不扬,去世后才逐渐得到人们的赏识和喜爱。考虑到当时交通尚不发达,能在中岛敦去世不足十个月就将《山月记》译介到中国,翻译可谓迅速,同时也显示了译者独到的译介选择视角。《风雨谈》杂志1943年4月创刊于上海,1945年8月停刊,柳雨生任主编同时兼撰稿人。《风雨谈》是上海沦陷时期的一份敌伪杂志,刊发的文章大多远离政治,为日伪机关粉饰太平,主编柳雨生更被人视为“文化汉奸”。《山月记》能在《风雨谈》上译介发表,大概与它的志怪传奇色彩和“脱政治性”有关系。抛开《风雨谈》的政治倾向不谈,杂志在当时的中国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陈青生在《抗战时期的日本文学》中曾提到,《风雨谈》是“当时上海乃至整个沦陷区最引人注目的大型文学期刊之一”^[10]。《风雨谈》的影响力也为《山月记》乃至中岛敦的其他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1944年8月,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出版了中岛敦的小说集《李陵》,由卢锡熹翻译。书中除收录了《李陵》《子路》《斗南先生》之外,还收录了《今古奇谭》,其中包括《山月记》《狐仙》《文字祸》和《木乃伊》四个短篇。另外还收录了深田久弥的《故中岛敦》(卢锡熹翻译)和中岛田人写的《中岛敦年谱》(系后来补录的,笔者注)。小说集《李陵》是中岛敦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译者在当年7月9日写的译者序中提到“他底作品,我还是第一次读到。……关于他底历史,我不清楚,曾托人去找年谱,但到现在还未找到”,并致歉说“动手翻译之后,为了俗务繁忙,时译时辍,同时固为想极力保持原作优美的风格,不敢草率,遇到与历史有关的地方,都一一加以查考,所以进行很慢……”^[11]由译者序可知,卢锡熹本人对中岛敦其人及其作品都不甚了解,那么译者的翻译动机就值得玩味了。关于翻译的动机,译者序中提到一点:“朋友们怂恿我翻译中岛敦的作品。”^[12]日本著名诗人草野心平就是这些“朋友们”中最关键的一个。1940年7月,草野心平受岭南大学(现在的中山大学)的同窗、时任汪伪政府宣传部部长的林柏生邀请,出任宣传部顾问。1941年底,草野心平遇到了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经营者名取洋之助,并受其邀请兼任太平出版印刷公司的顾问。小说集《李陵》的翻译出版最初就是草野心平提议的。当然,卢锡熹提到的“朋友们”还应该包括其他一些人。中岛敦的作品(如《李陵》《子路》等)和中国关联极深,又多奇谭(如《狐仙》《木乃伊》等),所以应该很受一般读者的欢迎。1943年10月出版的《风雨谈》中收录了卢锡熹翻译的《山月记》,很有可能当时在上海乃至更广的范围内获得了好评,朋友们才怂恿卢锡熹翻译中岛敦的作品。况且《李陵》的出版社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原本是日军驻上海报道部管理下的一个出版公司,1941年交由名取洋之助经营,因此和日伪关系紧密。正因为太平出版印刷公司拥有这样的背景,所以大概也乐于出版远离政治、又受群众欢迎的小说,因此各方一拍即合。可以说,《山月记》及中岛敦其他的作品能在中国得以译介出版,既和作品本身的内容有关,又和当时沦陷区的特殊时代背景有关。

小说集《李陵》和杂志《风雨谈》中收录的《山月记》属同一个译本,本节以小说集《李陵》为底本对《山月记》的译本进行了初步的考察。关于译者卢锡熹,由于条件所限,笔者没有找到更多的资料。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卢锡熹应该兼具中日两国文学素养。从译本来看,译者对原著有较深的理解,译文采用直译的笔法,表达契合原文,行文流畅。也许是排版的错误或者译者的疏忽,《山月记》的主人公“李徴”^[13]误写成了“李澂”,而“澂”是“澄”的异体字,与“徴”并非同一个字。但是从整体来看,这不过是白璧微瑕,对卢译本的历史价值丝毫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