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田泰淳的中国因缘与战地体验

武田泰淳的表兄赤尾光雄精通汉语,在中国文学方面造诣颇深。受其影响,武田泰淳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高中时代开始广泛涉猎《红楼梦》等中国古典作品,并且阅读了鲁迅、胡适等中国近代作家的作品,16岁时还创作了20首汉诗。19岁时,武田泰淳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中文系学习中文,成为竹内好的同级生。因为有感于当时日本国内没有专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团体,所以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增田涉等人在1934年共同创办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志在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翻译工作,并于次年发行了机构杂志《中国文学月报》,这无疑为当时耽于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日本中国文学研究学界吹进了一股清新之风,使更多的人从故纸堆里抬起头来,开始关注实际的中国,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研究,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设立在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会”成立后曾经接待过周作人、徐祖正、谢冰莹等访日作家,为中日文学、文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如上所述,武田泰淳与中国结缘,最初源于对中国文学的喜爱和对中国文学的研究。但是武田泰淳真正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是源自他的两次中国战地体验。武田泰淳在战争期间先后来过中国两次。第一次是从1937年11月5日到1939年10月1日。1937年7月7日在北京郊外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同年8月发生了上海事变,上海战线的战斗异常激烈,在华日军急需补充兵源,所以在日本国内大量征收补充兵。武田泰淳在10月12日收到征集令,10月16日作为近卫师团的步兵补充兵入伍,接受了为期6天的新兵训练,10月22日被派往上海,并于11月5日到达杭州湾,然后从吴淞港登陆,从此,武田泰淳开始了将近两年的“战争生涯”,先后参加了“杭州攻略战”“上海攻防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战役,足迹遍至上海、浙江、江苏、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各地。可能武田泰淳自己也没有预料到,自己的第一次中国之行竟然是作为侵略兵入侵中国。这仿佛是上天开了一个莫大的玩笑,或是想让武田泰淳理解什么是“诸行无常”,竟然让戒杀的僧侣拿起了杀人的步枪,让热爱中国文学的青年入侵自己素有好感的国度。将近两年的战争经历给武田泰淳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1939年9月28日,武田泰淳作为上等兵归国。回国后武田泰淳先后发表了《杭州之春》《土著民的脸》《在淮河·芦山·夏之武昌》等战地游记,并在1941年12月出版了与小田嶽夫合著的《扬子江风土记》,记录了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战时下的风土人情。

第二次是1944年6月至1946年2月。1944年6月武田泰淳第二次乘船赴上海,就任日中文化协会附属东方文化编译馆的出版主任,同时也是日本文学报国会上海在驻外国文学部会员,因此作为嘉宾参加了由日本文学报国会组织、在南京召开的第三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武田泰淳被收容在虹口的日侨集中地区居住。失去工作的武田泰淳开始以代写汉语书信维持生活。1946年2月武田泰淳被遣送回国。在上海的战败体验,后来被融入他的《审判》《蝮蛇的后裔》《秘密》《风媒花》等作品的创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