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匪叛乱成因及剿匪综述

云南解放前，泸西生产力落后，天灾人祸频发，封建势力与迷信思想严重，特别是山区和不发达地区，如五嶆、东山梁子、永宁、云兴乡等地，惯匪、地霸势力较大，群众人身依附性强（找靠山），容易被权势阶层欺骗裹胁，封建的歃血盟誓结拜把兄弟，则成为一些匪首、地霸裹胁群众的惯用伎俩，不少人为他人可两肋插刀，陷入绝境。

云南解放后，国民党潜伏下来的特务和反革命骨干为在滇东南建立反共游击基地，趁新生人民政权尚未巩固，群众还没有完全充分觉悟，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占台湾后，乘机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了，美国帮助蒋介石带兵打回来了。首先，反革命势力蠢蠢欲动，潜伏特务到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封官许愿，拉拢土匪、地霸和不良分子，组织反革命武装进行叛乱。其次，就是干部工作中存在着不良作风和官僚主义，抑或部分人出于对少数干部的恩怨，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评产挤黑、征粮、征税工作中触及到各类地主、恶霸的利益；部分过去作恶多端的土匪、地霸自感到危急，在特务的策动组织下铤而走险；在边纵部队整编中复员回籍的营级以下人员未得到妥善安置，有的家属被干部强暴，激怒复员人员的报复心理，故被特务利用参加叛乱；整顿基层政权组织、民兵组织，实行“枪换肩”中清退了一部分不良分子的枪支；解放后蛰伏潜藏下来的少数反革命骨干和惯匪，如赵吉良、杨创、陈用禹、段金政、李尚勤、王金华、王兆臣等，这些人对共产党心怀怨恨；还有一部分国民党残兵败将窜入泸西，如邬文谟^[1]、曾国英^[2]等军统特务，另有原国民党的乡、保长及国民政府部分人员，对人民政权怀敌对情绪；部分惯匪没有改恶从善，游击时期伪装积极混入部队及民兵或基层政权组织，如王体民、肖河清、李国祥等。这些人对失去的地位和封建势力难以割舍，对穷苦人民翻身解放和共产党的领导持敌对态度，多种因素构成土匪暴乱的政治基础，在国内外形势对我不利的影响下，遇到风吹草动就必然会兴风作浪。

此外，解放初期，国民党派遣和潜伏下来的特务纷纷出笼组织叛乱，泸西新生的各级人民政权还不十分巩固，部分少数民族和群众对新政权的性质、政策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了解。区、乡党政干部忙于征粮等工作，疏于防范，没能及时向群众深入宣传、解释党的政策。工作中确实存在某些缺点和错误，给叛匪造谣欺骗群众及暴乱有了离间之隙和可乘之机，叛匪离间党群、干群关系，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为匪叛乱。(https://www.daowen.com)

1950年4月15日，云南军区将全省划分为3个剿匪区，即滇南区、滇西区、滇东北区。滇南区包括玉溪、宜良、普洱、蒙自、文山5个军分区（边防区），由滇南卫戍区司令员周希汉（13军军长）、副司令员陈康（13军副军长）统一组织指挥滇南的剿匪工作。5月2日，中共云南省委发出《关于争取群众，坚决镇压土匪恶霸叛乱的指示（草案）》。5月6日，云南军区召开第一次剿匪工作会议，贯彻党中央、毛主席提出的“军事进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剿匪方针”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剿匪政策。针对云南日趋严重的匪情，中共云南省委、省军区颁发《关于组织一元化剿匪斗争的指示》，要求各军分区、县、区、乡都要组织剿匪委员会，加强剿匪中党的一元化领导，统一组织以剿匪为中心的各项工作，决定成立各级剿匪委员会，为各部队划分了剿匪区域，研究剿匪战术。

根据上级的指示和部署，中共泸西县委、县人民政府开会研究成立县的各级剿匪委员会，对全县各区、乡的匪情进行分析研究，摸底掌握，分别不同情况作出清剿工作部署。在上级指示和剿匪斗争方针、政策指导下，一方面组织地方武装力量进行自卫，一方面向地委、专署及宜良军分区汇报叛匪暴乱情况，请上级派部队前来进剿。

泸西县剿匪斗争，从土匪叛乱的起落来分，剿匪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50年6～12月，主要针对五嶆区、二区、三区、四区相继发生叛匪暴乱攻打区、乡政府，因剿匪部队尚未进驻泸西，县委、县人民政府对五嶆叛匪暴乱采取周边防范，控制局势，组织力量，就地坚持自卫，等待部队进剿的应急措施。负责本地区剿匪任务的云南军区基干第8团1营，在贵州兴义完成剿匪任务后，于5月中旬进至弥勒县执行剿匪任务。第二阶段：1951～1952年，随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境内较大的股匪基本上被围剿歼灭，在逃叛匪骨干被一一捕获归案和自首，叛匪头目王金华、王体民、杨建杰、王自云等11名在官寨被人民政府处决，部分匪首、惯匪在县城被处决，剿匪工作进入净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