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组织的兴起与造反夺权

早在发动“文化大革命”初期，清华大学附中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名为“红卫兵”的组织。1966年6～7月，先后贴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3张大字报，中心意思是“造反有理”。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消息传出后，北京市各校学生纷纷组织红卫兵，没有成立的学校也迅速建立红卫兵组织。18日，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首都红卫兵，并接见清华附中红卫兵代表。此后，红卫兵组织由北京发展到全国，由中学发展到大学和部分机关企业，成为“文革”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组织外地师生来北京参加革命运动的通知》，泸西县经过组织部门严格审查，挑选出身好、绝对纯的163名学生组成“红卫兵营”，由泸西中学中技班学生黄卫东（黄老四）任副营长，派教师李惠云带队，前往北京串连，在天安门受到毛泽东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此次为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红卫兵营”到北京各大、中学和机关单位参观，学习北京“造反派”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经验，学习“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做法。回到泸西后，即刻贴出“炮轰县委！火烧工作组！”的大字报，开始“踢开党委闹革命”。11月16日，在泸西中学操场上召开万人批判大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勒令县委代书记郭仁保、县长张有根、副书记马国显、组织部部长郭明才以及“四清”工作团领导到会接受批判。会上高呼“打倒郭仁保！打倒张有根！打倒马国显！打倒郭明才！”等口号（后简称“打倒‘二郭一马’张有根”）。

在全国红卫兵大串连影响下，泸西县未参加“红卫兵营”到北京参观串联的其他学生和部分支边青年，纷纷要求外出串连，向县委领导要钱要粮。县委请示州委同意设立接待办公室，负责发放钱粮支持本县红卫兵、“造反派”外出串连和外地到泸西串连的红卫兵，此做法一直延续至次年4月。12月22日，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央10月工作会议精神，标志着泸西县“文化大革命”全面展开。

1967年1月28日，泸西县文工队“闯将战斗队”、电影院“红尖兵战斗队”在县医院“红医兵战斗队”和农水系统、马车站、饮服公司等单位造反派支持下，夺电影公司和文工队的权。在夺权大会上宣布他们事前拟好的所谓“夺权宣言”及三个被夺权者的所谓“走资派罪状”，并以大字报、传单形式印发县属各机关单位、厂矿企业和广大农村张贴，以扩大影响。在夺取领导权的引领下，县属各机关单位、厂矿掀起夺权狂风，对被夺权单位领导强迫染黑手、挂黑牌、穿上帝王将相古装敲锣打鼓游街示众，致使机关单位工作、生产处于瘫痪状态。(https://www.daowen.com)

在北京首先发起规模空前的破“四旧”影响下，泸西县红卫兵闻风而动，在扫“四旧”中打、砸、抢、抄无所不为，凡是带有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色彩的东西统统列为横扫对象。私人收藏的许多古书、字画被查抄烧毁，一些古建筑物及各种雕刻、彩画被砸烂或拆除，古墓碑被拆除当作建筑材料修缮县城街道；金马镇原爵册新民小学雕刻精致的石栏杆被红卫兵用大铁锤砸毁……

1月31日，县医院“英杰战斗队”贴出海报称“要砸烂旧文革”，与李自敏为首的“红医兵战斗队”辩论。邀请“闯将战斗队”、胜利公社“红军独立师”、中枢镇联合诊所等造反派组织和部分红卫兵共100余人于当晚在医院开会，围攻沐增荣及“英杰战斗队”成员，在徐正泽的怂恿下查抄了苏桂英等3人的家，并于次日贴出抄家成果大字报；围绕抄家有理与抄家违法问题，双方在老电影院进行了一场大辩论。由此，泸西县造反派分裂为不同观点的两大派系组织。县属机关以县文工队“闯将”、农水系统“誓死捍卫”、县委机关“7·1”、中技班“红星”、一中“韶山”“井冈山”等战斗队联合组成“毛泽东思想大联合服务部”；县委机关“铁扫帚”、县人委机关“大方向”等100多个战斗队联合组成“毛泽东主义大联合服务部”。

3月18日，“红色造反联络部”在电影院批判郭仁保，追问郭曾向白水区原区委书记何炳华透露周总理关于“‘文化大革命’讲话的一个绝密文件”。泸西中学教师李玉昌带领红卫兵40余人到县档案馆，向工作人员提出要查看绝密文件，工作人员根据中央保密规定，拒绝提供而遭到红卫兵的围攻，后经公检法军管小组出面教育制止，李才率红卫兵撤出档案馆。此事发生后，县委机关造反派“铁扫帚”、县人委机关造反派“大方向”等对立派于第二天贴出“强烈抗议”的大字报，说“冲击档案馆是反革命事件”。对立派“红色造反联络部”针锋相对贴出大字报说“要求看中央文件是为了戳穿走资派郭仁保的阴谋，是革命行动”。此间，两派互相攻击的大字报、大标语越来越多、愈演愈烈，局面愈趋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