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大跃进”

从1957年12月起，中共泸西县委根据省、地委部署掀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结合积肥的冬季生产高潮，抽调35%以上的强劳动力开工建设板桥河、白水塘、上马街、老干洞水库，从而拉开泸西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在积肥运动中，妇女铲草皮、烧火土，男劳力割山草垫厩，搞“火蒸肥”（挖一大坑，一层厩肥放上一层土，放火慢慢烧），另外，挖臭石子、羊肝石作肥料；再是拆老墙土作肥料，凡是建盖时间长的老房子土基墙，都要拆除作肥料，全县城乡被强制拆坏的民房、公房计7766间。泸西师范学校学生食堂三元宫四周的墙被生产队拆了作肥料，弄得房屋既冷又不安全，不论私房、公房谁也不敢抵制，忍气吞声，苦不堪言。从1958年6～10月，省委农村工作部根据省委指示先后4次向各地、州、市、县发出创高产的通知。7月23日，农工部又根据省委指示，电话通知各地用移苗并秧的办法放出早稻亩产1万千克、晚稻争取亩产2.5万千克以上、争取5万千克的“卫星”。

1958年8月，根据省委农村工作部电话通知要求，县委为了要放出亩产水稻万斤的“卫星”来，将关在看守所的“罪犯”，以及受批判斗争的右派、“右倾分子”，由撤了职的曹传生带领，将中枢坝子已经分蘖的秧苗，有的已经含穗，拔了重新密植。结果因密不通风，没几天秧苗腐烂变黑，化为一堆肥料，社员心疼不已。拔苗密植的人，明知是干蠢事，谁敢质疑？若不执行，自然又要被扣上反对“大跃进”的帽子，罪上加罪。

县委第一书记闫书丹是一个作风恶劣、“左”得出奇的人。他到任后，在县的三级干部会上作报告发指示前，从身上扯出一面白旗，十分气愤地说：“大家看吧！这是泸西的伟大成绩。”他不深入实际联系群众，高高在上，盛气凌人，干部群众对他敬而远之。他只要生产进度，不顾群众死活，曾有组织和个人向他反映农民因缺粮而饿死人的问题，他听而不闻，漠然视之。他经常深夜召开电话会议，要各区汇报生产进度。得知三区的进度慢，即令区委书记杨卓英当夜背上行李摸黑步行到县委会作检查，杨艰难地摸黑走了近20公里路到县上时，已是天明，虽已疲惫不堪，却不敢休息片刻，立即向闫书丹报到作检讨，闫无心听检讨，当即宣布撤了杨卓英的区委书记职务。尔后，各级干部摸透闫书丹只求多、快，不图好、省的心理，不深入调查统计，凭估计向县委汇报生产进度。如有的汇报1人1天薅秧200亩，县委居然相信。一些社队干部反映：“县委一开电话会就心慌发抖，人在家中还未干生产就向县委汇报了日进度。”

1958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办公厅干部刘西瑞的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文章，湖北省鄂城县提出“宁愿少活十年，也不愿落后一天”的口号。宣传工具、舆论导向强调人的因素第一，无限夸大主观能动性，对虚报浮夸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高指标、高任务，层层往下压的结果，促使县、社、队干部为完成上级下达任务，在被逼压无奈情况下，只好强迫命令，对生产瞎指挥，违背农业生产节令，大改耕作制度，各地都干出一些花样百出、荒唐可笑的蠢事，被群众当作笑柄流传至今，人们敢怒不敢言。(https://www.daowen.com)

是年，中枢区创造木轨推车化，到三家村砍伐树木，导致当地社员也停下生产竞相砍伐，两三天内，青山成秃岭。在违反科学、越早越好的思想指导下，不问节令早迟，中枢公社党委要求各管理区在春节撒谷育秧2000亩，结果秧苗全部冻死，年内先后撒谷育秧4次，损失谷种23万千克。永宁公社固白管理区按正常年景只需撒谷种2000千克，而1960年撒谷种2.6万千克，增加13倍。并要求栽3寸小秧。群众说：“自从盘古开天地，没有见过春节撒早秧；栽3寸小秧是12岁的小姑娘做媳妇太小。”

在县委“山区变坝区，坡地变水田”的号召下，二区党委发动群众在山坡上大干地改田，集中几百个劳动力到20多公里外的南盘江挑水栽秧，把河谷地区的秧苗拔到高山上栽，结果全无收成只收了几斤稻草，造成人力、物力的很大浪费。有的地方发明创造用头发作肥料，强制男人剃光头、女人留短发，群众反映说：“这是男人变和尚，女人变男人，不男不女。”

在“小春大革命”中，县委提出“蚕豆上山，小麦下田”。放小春高产“卫星”号召，要求山区（三塘、向阳）种蚕豆，坝区水田种小麦，蚕豆每亩下种40千克，小麦要求深翻地，分层播种，每亩下种25千克。结果造成山区蚕豆颗粒无收，小春大减产。以上种种脱离实际的做法，实在荒唐，让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