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派补课”和深挖党内右派分子
全国解放后，康生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个有关全国地下党情况的报告，说许多地下党存在严重问题，南京、福建、广西、云南是重点，应如何处理？请主席指示！毛泽东批了16个字：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根据批示，中共云南省委认为云南地下党、边纵干部有“三个不纯”（组织、思想、作风），应分期分批集中县级以上地下党、边纵领导干部到省委党校，区级干部到地委党校进行整党学习。泸西是云南省反蒋武装斗争的策源地和革命中心根据地，是“一支人民的军队”即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的诞生地，先后培养、涌现出许多地下党和边纵领导干部同志，他们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整党学习中，不少地下党、边纵的同志因向党交心的材料受到党纪、政纪和法纪处分，有的被送劳动改造。如边纵二支队13团团长张深曾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做过贡献，1950年到省委党校学习后，蒙冤受屈30余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落实地下党、边纵政策时，才得以平反，恢复政治名誉。
1958年5月，中共泸西县委在深挖党内右派分子、“反右派补课”中，捏造出一个“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县属机关整风反右运动结束后，紧接着开展由领导到群众的全民整风运动。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开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插红旗”、“拔白旗”、划“三派”（促退派、观潮派、秋后算账派）中，一些坚持实事求是、不虚报浮夸、关心群众疾苦、向县委反映农村饿死人的严重问题或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进行抵制的好干部，被认为是思想右倾被划为“促退派”，扛着“白旗”接受群众批判，或被撤职，或被戴上右派帽子，或被罚苦役。如金马公社党委副书记朱纯选、逸圃公社党委副书记赵华被撤职后下放到生产队挑大粪50余天。泸西县1125个县、区、社干部中（含省、地委工作队），被批判斗争152人、撤职处分25人、停职反省4人、开除4人、限期转变13人、其他31人。
曲靖地委指出：泸西县在“大跃进”中“跃不上去”的原因是反右不彻底。因此，县委几次召开会议，通过传达地委指示，结合总结全县工作，对在“大跃进”中思想“严重右倾”的县委第二书记曹传生、县委组织部部长徐嘉骧、县委秘书科科长（办公室主任）张吉明、法院院长皇立本、县妇联主任何建华、团县委副书记金字芬、省立泸西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及副校长沈迎春等7人进行残酷的批斗。最终被批斗的7人中，除曹传生因系南下老干部被保护作撤职处理外，其他6人均系来自地下党、边纵的知识分子干部，作为“反右派补课”深挖出来的党内右派分子遭批斗。7月24日，县委整风办公室《关于当前全县整风情况的报告》称：从泸西县的领导干部中揪出了一小撮以徐嘉骧、张吉明为首的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他们抗拒执行上级党委指示，排斥打击外来老干部，进行反党活动……实际上，在泸西县领导干部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地方主义反党小集团”，而是县委第一书记闫书丹、主管整风反右运动的副书记刘连三按照省委部署，仿效省委编造“郑王反党集团”而凭空捏造出来的。闫书丹刚调泸西工作不久，并不完全了解泸西的干部情况，“反右派补课”深挖党内右派分子，一切按县委副书记刘连三的意见办。被深挖出来的6人系党内右派，除1人外，都是吕华民担任中共泸西县委书记期间提拔担任领导职务的，当吕华民被打成“郑王反党集团”安插在曲靖地委班子中的“钉子”后，徐嘉骧等6人自然在劫难逃，在斗争会上均被逼迫交代与吕华民的关系，被认定是吕华民在泸西的“代理人”。其“反党反社会主义罪恶言行”分别略述如下：
徐嘉骧，罗平县人，是20世纪30年代入党的老地下党员。1958年“大跃进”期间，县委在制定远景规划时，提出山区（今三塘、向阳）三年实现水利化。在县委会议上徐提出：“山区三年不可能实现水利化，山区主要是解决人畜饮水问题。”他的意见是实事求是的。可县委主要负责人闫、刘则认为这是反对“大跃进”、思想严重右倾的表现，因此，他被撤销组织部部长之职，改任合作部部长。公安局局长郭兴昌调任组织部部长。
县委秘书科（办公室）科长张吉明，出身清寒，分管板桥河水库兴修工程，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到县里汇报工程进度，常是头戴草帽、手足沾泥，因农民工口粮少吃不饱肚子，工程进度缓慢，多次向县委汇报，请求增加农民工口粮。他关心群众疾苦，坚持实事求是，却被闫、刘认为是思想右倾，反对国家粮食政策。早在1952年“三反”运动中，张吉明、林大章、沈迎春、唐筱全等人曾在会议上对刘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进行过批评。因此，1958年6月，在县委召开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刘曾在动员报告中说：“张吉明这个反革命分子大家要好好地揭、狠狠地批，‘三反’运动时，伙同林坚（时任县委书记）围攻我。”刘明目张胆地利用主管反右斗争大权，公开对批评过他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诬称一位优秀共产党员为“反革命分子”，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
皇立本，陆良县人，原名皇甫立本，由地委工作组留泸西县工作，参加县委班子，并任命为县法院院长。他下乡到逸圃了解到农村的实际情况后，顶着政治压力，向县委汇报反映农民缺粮饿肚子吃黄菜叶的情况后，竟被认为是跟着富裕农民叫喊，反对党的粮食政策，遭到无情打击。皇也是20世纪30年代入党的老地下党员，学生时代曾在省立曲靖第三师范学校与共产党员张炳仁、骆德昌等人在学校发动组织第三次更大规模的学生罢课运动，后因遭到反动当局镇压，皇立本回到陆良，继续以教师身份作掩护进行革命活动。
县妇联主任何建华，被怀疑是1956年“大闹党代会”的幕后支持者，同时因对虚报浮夸反感而遭厄运。团县委副书记金字芬，仅因在1956年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发表了不同意田元喜作候选人的意见，就被认为她骄傲自满，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严重，被强加“大闹党代会”的罪名。(https://www.daowen.com)
省立泸西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副校长沈迎春的“罪行”其一是“包庇右派，同情右派”。在1957年7月第一批中小学教师整风反右运动时，该校负责人事秘书工作的陈相孔，在领导小组会上对学校全体教职员提出左、中、右的排队方案，沈是领导小组成员，发表了不同意语文教师×××、音乐教师×××划为右派的意见，认为他们是师范学校不可缺少的骨干教师，他们是思想问题，不是本质反动问题。领导小组组长刘××叫他动员校长姜琦鸣放，他当时并不知道县委要划姜为右派的意图，没有违心照办。“罪行”其二是“拉拢腐蚀学生”。原因是他在兼任中师12班班主任期间，有一位成绩优秀的学生因家庭困难无钱买书，给过该生两次钱，每次5元（相当于现在数百元）。在批判斗争会上，这个受他资助的学生被“动员”站出来违心地揭发批判说：沈用钱“拉拢腐蚀学生”。加之他同张吉明曾在会上批评过刘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由此在劫难逃。
徐嘉骧等6人当时被称为泸西的大右派，为把他们斗倒斗臭，批斗的残酷性大大超过前两批反右斗争。在批斗大会上，7人低头站在台上，有两位区委书记在台上作批判发言时，表现出对被批判者的气愤，将指头指到曹传生的头上，甚至揪头发。组织部部长郭兴昌坐在台后，不断地向发言者传递字条，发言者完全按照郭的指挥棒转。在独断专行、没有民主的阶级斗争年代，被批斗的右派只准认“罪”，不准申辩，未经司法程序，未经支部讨论，县委就在钱局塘子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戴上“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徐嘉骧等6人的党籍，送煤矿监督劳动，何建华带着两个孩子被送回原籍宜良县农村交群众监督劳动。
整风反右运动，实际是只反右，没有认真整顿三大不良作风。反右掩盖整风的结果是党内各级领导干部中实际存在着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坏作风，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整顿，相反地更加发展盛行，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践踏破坏。讲真话的少了，讲假话的多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被束之高阁，对领导只能奉承迎合，不敢批评，人们从消极方面接受反右斗争的经验教训，把嘴巴封了起来，“一言堂”取代“群言堂”。整风反右运动，使闫、刘等人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1958年“大跃进”中，广大农民群众在饥饿劳累的交迫下，不少人患水肿病，出现死人问题，一些组织和个人已经向县委汇报反映，可闫、刘等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只要生产进度，只想“拔白旗”“插红旗”，不管人民群众的死活，闫独断专行，重大问题个人决定。第二书记曹传生被划为“促退派”、右倾分子下放生产队劳动改造。
曹传生跟吕华民一样，坚持实事求是，认为泸西1957年是减产而不是增产，对闫的恶劣作风深恶痛绝。从1958～1960年连续3年的“大跃进”，高指标、高征购的结果，造成大饥荒，全县非正常死亡上万人，闫受到处分，被定为“死官僚主义分子”调离泸西。
刘连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俱全，是抓阶级斗争的“能手”，政治运动使他得到升迁，是“左”倾错误的既得利益者，长时间掌握泸西县组织、人事、公安大权，为个人利益搞封建帝王的“是非颠倒，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被刘诬称为“反革命分子”的张吉明是公认的优秀共产党员、党的好干部，1961年张因患痢疾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在劳动队。对其英年早逝，泸西多数干部痛心惋惜，纷纷谴责刘，认为张吉明的死完全是刘连三等人一手造成的。相反的是，善于吹捧迎合刘的人，却得到提拔重用，即使历史不清的也同样进入县委领导班子。
在整风反右运动中，县委机关、县委班子中划出许多右派分子，可泸西公安系统（人数大大超过县委机关）却没有划出一个右派，是反右运动的空白区，似乎公安系统的干部比县委机关的干部要纯洁。在公安系统中，少数坏人利用职权欺压群众、奸污妇女，贪污、盗窃鸦片、黄金白银等罚没收入，大肆挥霍，长期在刘的包庇纵容下为非作歹。刘连三长期任人唯亲，与另一位主管农业的副书记闹不团结，互相拆台，致使县委的决定不能顺利贯彻执行，在干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1963年当刘连三调离泸西前，他的亲信、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竟然背着县委以组织部的名义向省委组织部写报告，要求刘连三留在泸西工作，泸西的工作少不了他。
上述情况表明，刘连三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坏作风是长期的、一贯的，同时也证明党内正直的人们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善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