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五风”运动
1960年11月5～27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两千余人参加的全省三级干部会，会议始终坚持省、地、县三级干部一起整风的原则。会议指出，从会议揭露的材料看，“五风”问题远比我们原来了解的严重，“五风”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当中省委有责任，主要表现在：一是对于中央和毛主席有关的多次指示学习不够，以致未能注意解决干部思想问题，助长了“五风”。二是有些指标规定得过高，要求急，上人多，也促成了下边从多方面刮“共产风”。三是对于各业务部门干部管得不够和管得不严，干部作风不够深入。会议确定今冬明春结合农村“三反”，放手发动群众彻底纠正“五风”，争取明年大丰收。28～29日，省委召开省第一届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再次研究纠正“五风”问题，并作出决议。
弥勒县泸西片在弥勒县委的领导和地委工作队的支持配合下，以反“五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风整社运动自1960年12月4日开始，至1961年1月17日结束，历时40余天。整个运动分四步进行：第一步，用9天时间开好公社党委扩大会议，大张旗鼓宣传“十二条”，发动群众揭露“五风”，做好摸底排队工作，选好社员代表，抓好当前生产和安排好群众生活。第二步，用10天开好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充分发动群众，进一步揭露公社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五风”问题及其他坏人坏事，基本解决本地区的主要问题。第三步，用10天贯彻社员代表大会精神，继续发动群众，开展批判、斗争坏人，进行兑现退赔、组织处理工作。第四步，发动群众制定1960年决算、分配和次年大春包产方案，并认真落实小春包产。同时，建立健全各级党团组织和各级领导班子及各级贫下中农组织。地委工作队400余人分别参加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领导班子。
运动除解决干部“五风”问题外，还进行民主革命补课。因此，在工作方法上采取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工作队与社员群众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与群众交朋友，为群众做好事，重新组织阶级队伍，与土地改革时的做法相似。在各公社召开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党代会、团代会上，公社、管理区（指生产大队，下文同）、生产队的领导向代表们作检讨后，帮助他们主动“下楼”。
运动一开始，工作组和当地党委就组织两套班子，一套抓生产生活，一套抓政治运动。运动中，生产上主要是翻挖田地，保证小春洋芋按时下种，积极组织劳力搞好小春田间管理和冬季积肥；粮食上主抓认真清仓过秤，弄清粮食底子，不论是粮食多和少的地区都注意加强教育，好的地区要克服麻痹思想，差的地区组织生产自救，节约度荒，深入宣传节约粮食归队储备，不准“一平二调”，不准增加公余粮任务。同时，普遍召开生活现场会，交流掺粗粮吃饱经验，发动社员把可能作代食品的农副产品和野生植物收集起来，并注意边吃边加工、边用边保管，实行粮菜混吃，保证社员吃饱。并规定，粮食较多地区每人每天口粮不得超过7市两，较少的也要保证5市两，运动期间基本上没有出现饿死人的问题。从揭露“五风”的材料看，全县各级领导班子中的“五风”问题是严重的。为方便了解“五风”情况，略举例说明。
“共产风”。全县自1958年以来一直没有停过，时大时小，时起时伏，上至州、县，下至公社、管理区、生产队都在大搞“一平二调”。平调的东西从土地、房屋到锅、缸、碗、筷无所不及。公社、管理区要啥调啥。公社要办畜牧场，就大调牲畜，马、牛、羊、猪、狗什么都调，有的连人带牲畜一起赶去牧场。积肥运动中大搞老墙土，全县共拆坏房屋7766间，仅红星管理区300多户就拆坏了700间，少数人家成了“三代同堂”。群众反映说：“白天大风扫地，晚上月亮照床，外看像屋子，下雨成塘子，丢石头进家没有遮拦处。”1960年借口“支援”“献礼”“比武”，平调集体劳力物资和社员东西。5月，县委为迎接地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集中3000人马，带着秧、耕牛、农具，大干中枢县委三级指挥田，耗资4.7万元。上行下效，林水公社党委提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一切支援指挥田”，管理区、生产队一次就送去猪20头、羊8只、黄豆175千克、粮食217千克、花生10千克，供给指挥田。各地派来的人借口参加学习，扣下干活一个多月。各公社党委的指挥田，派出巡逻队，见壮秧就拔，见好肥就挑，只要是巡逻队插上牌子的秧苗，谁动着谁犯法。同年3月，五峰公社党委没收贫农戚贵德家粮食250千克，油、肉30千克，归食堂所有。据统计，3年来各级平调物资折合人民币375.3万元（县上近28万元）。群众气愤地说：“刮‘共产风’不仅东西被拿走，连思想也刮糊涂了。”
浮夸风。在上级高指标、高速度、划“三派”（革命派、促退派、维持现状派）的巨大压力下，不少干部，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为保全自己，屈服于上级压力，只好虚报浮夸，报喜不报忧，迎合上级领导。五峰公社（今永宁乡）大挨来管理区主任马云清在揭露“五风”时说：“今年（1960年）中耕夏锄，公社党委下达日进度1000亩的任务，怕完不成任务挨整，人在家中未干生产就谎报了日进度1000多亩，实际每天只完成200亩。公社党委向县委汇报每亩施肥35担，5万亩田地共施肥175万挑，实际每亩只施肥7～8担，扩大5倍左右。”有的县、社领导干部是坐在电话机旁用电话指挥生产，在电话会上搞评比，虚报浮夸的扛红旗，而不会假报、坚持实事求是的如中枢公社党委委员兼支部书记傅满甲，被戴上右倾帽子，在生产队长会议上遭到批判斗争后撤职，全社干部对此大为不满。
强迫命令风。连续3年的“大跃进”，表面上看是经济的跃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为时不短的政治运动，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生产为中心，政治斗争为动力”口号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在农村的各级干部和上级下派工作队，不少人对待广大农民群众不是说服，而是施以暴力，动不动就指使民兵捆绑吊打或亲自动手打人，严重破坏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https://www.daowen.com)
据不完全统计，公社三级干部中打过社员的多达305人，占8.22%。另外，为制止偷窃，各公社召开治保主任会议制定法规，除广播宣传外还到处张贴。东寺管理区规定：偷一个辣子罚5角，偷一个瓜罚1元。管理区主任的老婆因偷了48个辣子被罚24元，拿不出现金就拿被子抵。乱定法规、乱罚款及乱扣饭、扣工分的现象普遍存在。
干部特殊风。在物资紧缺的三年困难时期，干部特殊风并不是个别现象，从县委到生产队一级的部分领导干部中，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利用职权和工作之便获取非分之物的情况。据干部、群众揭露：县委副书记刘连三买面粉、面条不交粮票，吃菜不花钱；组织部部长孙惠民伸手向百货公司经理许智荣要布票。少数领导干部带头这样做，自然上行下效，公社中心商店有糖、油，粮管所有面、花生，两家职工可以随便购买，有的公社干部吃糖吃肉要多少买多少，而社员生病、生孩子想吃点糖和肉，要通过审批。有的公社开会，不按国家定量标准吃饭，而是放开肚皮吃，吃了储备粮。多数管理区指挥田所收粮食是干部留着自己吃。有人气愤地说：“干部红光满面，社员黄皮寡瘦。”仅三塘、向阳两个山区公社三级干部中，多吃多占的达255人，占干部总数的24.3%；超支挪用75人，占70.3%。
瞎指挥风。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农业传统的耕作制度被废除，生产队失去生产自主权，公社一切生产活动由县委、公社党委统一指挥。社员只有劳动义务，没有生产发言权，主人翁变成了奴仆。违背客观规律，凭主观意志瞎指挥生产的结果，不仅劳民伤财，而且给后人留下了笑柄。
在县委“山区变坝区，坡地变水田”号召下，五峰公社党委在山坡上搞地改田，花1820元、720人工改成田60亩，结果只收得谷子52.5千克。社员说：“真是丢掉大公鸡不抱，光去捉屎鸪鸪（啄木鸟的地方俗称）。”公社党委不按节令安排生产，农历冬月间种洋芋，正月初二撒秧，结果造成浪费洋芋种子14.9万千克，减产113.5万千克；种荞时三塘公社主张节令越早越好，逼着三塘乡提前半个月撒了1500亩荞子，结果撒下种子1.8万千克，只收得1.6万千克荞子，其中，全无收成的就有400多亩，群众反映说“简直是拿肚子开玩笑”；向阳公社正月间种下7000亩包谷，减产35万千克，群众讥讽这是“草窠斑鸠，不分春秋”。生产上的瞎指挥，严重破坏了农村的生产力，使农业生产、社员生活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粮食产量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
在反“五风”运动中，经过工作队的反复动员后，社员消除了思想顾虑，大胆检举揭发坏人，在公社三级干部中共揭露出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60人，有贪污行为504人，占总数的39.3%。一些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被认定是混进革命队伍中的“五类分子”。全县斗争“坏分子”99人，有的被撤职回家当社员，有的开除回家交群众管制劳动，有的被逮捕法办；被关进监狱的34名各级干部中有32人是共产党员。白勒坝管理区主任查多福被判死缓，群众拍手称快，认为是掀掉了压在群众身上的“石板”，是第二次土地改革，穷人第二次翻身做主人。运动自始至终宣传贯彻党的“十二条”政策，边清理平调账目，边兑现退赔，先后兑现退赔5次，合人民币46.7万元，以取信于民。
通过“三反”、反“五风”运动，健全各级党团组织及行政领导班子，办理预备党员转正手续，完善人民公社民主管理制度和贫下中农组织。从县到生产队四级干部中，一些犯有“五风”错误的干部，除主观原因外，客观上是上级高指标、急于求成的高压力造成的。“1958年，中央组织部在河北省徐水县开过一个会，提出：‘不信就看，不通就辩，不干就换。’对各地影响很大，造成轻易撤换干部的后果。”[1]“反右倾”是整了说老实话的人，反“五风”是反了坚决执行上级指示的人。
连续3年的“大跃进”期间，以阶级斗争为纲，背离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党内生活很不正常，没有民主，各级领导特别是一把手听不进不同意见，自以为是，主观主义盛行，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右倾的帽子，插人家的“白旗”，使人不能讲话，也不敢讲话。“三反”、反“五风”运动，伤害了一大批县、社、队干部，在老一辈人民群众中留下难以忘记的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