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县委“五反”
1961年夏，泸西与弥勒分县，恢复泸西县建制，新组成的中共泸西县委领导班子有委员10人，其中常委7人。1961～1963年2年间，县委严格认真执行中央、省、地委指示精神，各项政策逐步落实，经过生产关系的调整，生产力在恢复的基础上有所发展，集体经济日趋巩固，农村商品销售逐年上升，市场情况大有好转，物价逐年下降，群众生活接近1957年水平，干部精神面貌趋于正常。但是，由于县委对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阶级斗争认识不足，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旗帜举得不高，再加上几年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在县委领导成员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十分严重。
经过县级机关各单位或部门“五反”运动后，县委在学习党中央、毛主席和省、地委指示精神的基础上，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党和社会主义的原则、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在常委会、科局长、区委书记参加的县委扩大会和县级党政机关全体干部群众中，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地反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检举揭发、帮助县委领导班子成员“洗手洗澡”，转变作风。
通过揭发，暴露出县委领导成员和县委工作上、组织上、政治思想上存在着很多惊人的问题。在揭开问题基础上，常委们又分别在常委会、县委扩大会和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作进一步检查，主动“下楼”“洗手洗澡”。参加县委“五反”运动的同志，集中火力分析批判阶级斗争在县委领导集体中的反映，使县委领导成员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县委原来不知道的问题揭开了，原来认为是一般的问题开始感到不一般，原来看不到阶级斗争，开始感到“阶级斗争反映到县委领导上、每个班子成员的思想上、县委集体领导问题上”。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县委集体领导问题。几年来，有关重大政策和工作问题虽然都经过县委集体讨论研究，贯彻上级各项政策和指示也是严肃认真，但是，由于县委原则性不强，在一个时期，组织生活不健全，民主生活不正常，有的领导成员对遵守集体领导原则和维护党的团结不自觉，使县委集体领导受到很大干扰。问题比较突出的是县委副书记刘连三，虽参加革命多年，身为县委领导成员的时间较长，但在政治上敌我不分，长期与政治上有问题的肃反对象来往密切，赠送武器，把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干部安排到公安等要害部门，对向《云南日报》社反映“窦端孝事件”的杨涛进行打击，调离公安局。生活上追逐资产阶级糜烂生活方式，由一般多吃多占发展到强吃强占。买布不付票，买肉要剔骨，买面不交票，几年来，多吃多占250余元的东西，还买了几十张狐皮和手表等贵重物品带回老家。在干部中拉拉扯扯，封官许愿，招兵买马，进行宗派活动；实行家长式的领导，对才从党校学习回来的公安局副局长闫虎说：“你在党校放了些什么？要不是我，你早就划成大右派了。”对中枢镇党委书记李凯说：“在弥勒你是不受欢迎的，所以，我把你要到泸西来。”对县委决定处理回家的阶级报复分子向刘讨好后又安排了工作；在干部中散布流言蜚语，诽谤县委其他领导，打击某些成员，对1958年以来出现的缺点错误，认为是闫书丹、张兴国瞎指挥造成的，不是共同承担责任，而是幸灾乐祸，自命清高，抬高自己，打击别人；背后教唆科局级干部会上批评张兴国，“李发文想当县委书记，殷光华水平低，什么都不懂，在群众中没有威信”等。把公安局、组织、人事部门当成自己的天下，别人不能插手。县委成员、部长们打电话，要事先拟好稿子经他审查后才能讲，政府行文要求经他过目后才能有效。调到弥勒后，还把泸西当成多吃多占的后勤部，通过他的亲信要这要那。刘的错误行为破坏了县委集体领导，使党的政策、指示、决定不能顺利贯彻执行，在干部中造成极坏影响。刘的错误不仅是在干部中进行宗派活动，更为严重的是掩盖、纵容不少坏人坏事。在干部问题上，他所奉行的是封建帝王那套“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手法。
县委认为，刘的错误长期任其发展县委是有责任的，从刘的种种错误反映了县委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长时间未能察觉到他有这么多问题，性质这么严重，但也逐步发现不少事实，而县委对待他的态度则是一团和气，庸俗相处，失去原则，放弃思想斗争，放纵了他的错误思想行为，对其错误未予批评是错误的。
几年来，党内组织制度不健全，民主生活不正常，首先反映在县委领导上。中央七千人大会后，县委应该通过交心把问题摆开，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县委的组织生活流于形式，互相碍于情面，撕不破脸皮。县委书记史可鉴在检讨时说：“刘连三虽有些问题，对他开展批评怕条件不成熟，批评不起来，因此没有主动进行酝酿，把刘的问题在县委会议上提出来。”其他委员又表现出政治上不坚定，是非界限不清，以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副书记张兴国对刘的错误，不坚持原则开展批评，而是步步退让，并要求不参加县委领导去做一般的工作；副书记、县长李发文要求不在泸西工作，县长由刘连三当；殷光华虽然受到刘的打击，也听到刘散布的流言蜚语，仍是听之任之，既不对刘进行斗争，也不向组织反映，患得患失，抱着多栽花少栽刺的态度；孙惠民则是刘说啥应啥，没有原则性。(https://www.daowen.com)
二是干部管理问题。县委认为，在干部队伍中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严重违法乱纪、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坏分子破坏很突出。副书记刘连三主管的公安、法院一片混乱。公安局26个干部有10人贪污，8个正副股长有5人贪污（含副院长、副局长），贪污1000元以上3人；县工交局一女会计，男女关系混乱。当这些情况反映到组织部、公安局后，在刘连三的庇护纵容下迟迟不作处理。组织部副部长毕中和是刘连三一手提拔起来的，参加革命后，放松思想改造，阶级观点模糊，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同情属地主分子的岳母，接到机关奉养；把阶级报复分子当成好干部，请到组织部来抄写文件。个人随便任命干部，拉拉扯扯进行宗派活动。
当然，泸西干部问题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特别是几次建制调整，一下划并师宗，一下又并弥勒，骨干调走，原来的组织基础被打乱，再加上干部管理制度不严，县委集中精力搞调整等等。县委对干部情况估计不足，对党要管党的精神领会不够，因此，工作上有很多缺点和错误。党委要管党，但县委将这一重要工作交给业务部门去做。要纠正干部队伍中的不良习气，加强干部管理，克服组织上的宗派情绪，县委对干部缺乏全面、自下而上经常性的考查了解，不亲自抓是不可能搞好的。选拔干部没有明确的标准，只凭一时的表现，这就让坏人有机可乘或对干部使用不当，特别是对干部管理这样的重大问题由刘连三来管理就更加混乱了。管理制度不严，干部调动频繁，有些干部县委决定后，刘连三个人可以随便更改，未经县委研究，个人就随便决定调动。金马组织委员张克用在很短时间内就调动了4次；原新寨公社党委才配齐8位干部，不到2个月，除党委书记罗道光未调换外，其他7人都调换了工作。迁就为所欲为的干部，想到哪里就调到哪里。组织部副部长老婆，在一年多时间内，翻来覆去调换了5次。有的干部调不动就迁就，不给予应有的教育和处分。县委除分工给刘连三管干部外，其他成员只是在会议上参加研究，在日常工作中就很少过问。如张兴国在干部问题上就很少考虑。
对干部管教不严，使用多、教育少，只要求抓生产、抓业务，没有对干部进行系统的阶级教育，因而阶级斗争在干部队伍中反映很激烈。除那些贪污、投机倒把、生活腐化、进行迷信活动外，有相当一部分持有“参加革命吃亏论”，他们经不起暂时困难的考验，受自由市场的吸引，革命意志动摇，想回家报答父母之恩，尽夫妻之情，享自由之乐。中枢桃笑公社社长马正先回家后大干“小自由”，把副业包产到户，每天收入3～4元，并扬言说：“只要回家就什么困难都克服了。”对于干部中的违法乱纪处理不严肃、不及时，反映县委的官僚主义，不了解情况，纵容坏人坏事。有些问题县委觉察到了，但是没有提高到阶级斗争原则上来分析，就事论事，教育不了干部。逸圃公社社长侵占集体利益建盖起3间大房子后，不革命回家去了，也长期未作处理，类似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
三是县委领导的官僚主义、分散主义。近两年来县委虽作了不少调查研究工作，但是偏重农村，对阶级斗争在商业战线上的反映认识不足，因此，对加强财贸工作做得很差，没有从阶级斗争的本质上研究措施，解决根本问题。对国营经济占领社会主义阵地的意义认识不足，很多经济措施跟不上，使市场上的投机倒把活跃、物价高涨，国营经济起不了主导作用，甚至在某些方面帮助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62年，县粮食局为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收购部分水分过高的粮食，造成发霉22万多千克；1963年，县供销社违反国家统一计划，到衡阳进口价值20多万元的再生布，县委发觉后虽作制止，但措施不力，结果，进口价每尺0.73元，销售价每尺0.2元，造成国家损失10万多元。官僚主义造成的损失与贪污盗窃性质虽有区别，但损失却更为严重。分散主义在中央工作扩大会议后虽有所收敛，但由于县委制度不严，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不少问题。1962年末，经请示报告动用7000尺布票来补助水库水淹区群众和机关干部；全县收购1万多头肥猪完成上调任务后，本应主动给州里多调点，但是，县委决定留下4000多头自己处理；年终结余资金2万余元，为逃脱冻结就抽逃资金，突击花钱，搞非生产性基本建设，造成一定负面影响。
四是搞特殊化、多吃多占、走“后门”。县委领导班子成员生活不艰苦朴素，在困难面前经不起考验，走“后门”、多吃多占、生活特殊人人有之。10位县委委员，5位到商业相关部门拿布票200多尺，到粮食部门拿粮票300余斤。1962年底，孙惠民回北方时到商业相关部门拿40多尺布票，回来又拿30多尺布票和1床棉絮。刘连三讲排场，搞特殊。1962年修小汽车，除正常支付修理费3904元外，为出厂快，还送厂里花生75千克、腊肉15千克、红糖15千克、白酒20千克。县委生活特殊，请客送礼，影响极坏。“大梁不正二梁歪，三梁倒下来”，有的区委生活特殊甚至比县委还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