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1940— ），思想史研究领域“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被公认为是当代享誉世界的思想史家、历史学家，现任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巴伯·博蒙特人文科学教授。斯金纳毕业于剑桥大学，之后留校任教，1978—1996年任剑桥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曾于1974—1975年和1976—1979年两次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进行学术研究，1993—1995年担任剑桥大学历史学院院长 (1) ，1997—2008年曾任剑桥大学近代史钦定讲座教授，1998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副校长（Provice-Chancellor）。
因其在思想史研究领域卓越的学术贡献，他先后成为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名誉外籍院士、意大利林琴学院外籍院士，曾经获得过沃尔夫森历史奖（Wolfson History Prize）、巴尔赞奖（Balzan Prize）、比勒菲尔德科学奖（Bielefelder Wissenschaftspreis）等重要学术荣誉。
斯金纳的诸多著作比如《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哲学中的理性和修辞》《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政治的视界》等及其主编的多部文集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成为思想史课程上老师们推荐的必读书目，在国内学术界产生广泛影响。
剑桥学派的“三剑客”——昆廷·斯金纳与J.G.A.波考克、约翰·邓恩在政治思想研究中发展出一种重视历史和语境的研究方法，被学术界称为思想史研究的“历史路径”或者“语境主义”。在当今西方学术界，“剑桥学派”已经发展成为一支主导性的力量，被看作是英语世界中政治思想和思想史研究的“主流” (2) 。以“历史语境主义”为核心的系列方法论，正是剑桥学派的立足根本。斯金纳对此作出的贡献不容忽视，他的研究成果对西方和中国学界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斯金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史方法论、政治思想史、政治理论等方面，对学术界均有突破性贡献。
思想史方法论方面，斯金纳摒弃了传统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对传统的观念史研究提出系统性批判，转换了研究视角，将语言哲学中的“语言—行动”理论引入思想史研究，通过对历史语境的精细梳理、重构复原来揭示思想家的意图，形成了“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真正实现了思想史研究的历史性，克服了传统思想史研究中的“文本中心主义”的弊病，极大地推进了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更新 (3) ，被认为是思想史研究中一场影响深远的“斯金纳式革命”。他所倡导的“历史语境主义”已成为西方思想史学界的主流范式，产生了大批学术成果，可谓是近几十年来思想史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
政治思想史方面，斯金纳致力于欧洲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尤其擅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段。斯金纳对古典修辞学传统的发掘、对新罗马共和主义的建构和对天主教传统的重视，纠正了学界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思想的传统认识。在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研究中，斯金纳通过对当时历史语境和政治辩论的重建，揭示了两位思想家思想中以往未见的面相，对两位思想家的文本以及文本中涉及的概念给予新的理解与诠释。
政治理论方面，斯金纳借助其精湛而独到的思想史研究，介入了当代的政治论争，批判了自由主义者的自由观，有力地推动了对“国家”与“自由”理论的重新思考。斯金纳特别关注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种传统——“共和”（republic） 传统，引入并阐释了共和主义的“无支配自由”概念，系统分析其与自由主义“消极自由”观念的区别与关系，试图突破当今西方政治理论中原有的“两种自由”范式。通过对“自由”概念的历史性追溯，展现了这一概念的谱系与流变，挖掘出他称之为“新罗马自由理论”的自由观。斯金纳对共和主义传统的复兴，为当代人重新思考自由的内涵，重新审视国家、公民与自由的关系提供了深刻的启发。在当代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学术界，共和主义的复兴受到最广泛关注。由于独特的阐述视角和理论创新，斯金纳在共和主义复兴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至今，斯金纳已经出版了许多优秀作品，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其主要著作已经被翻译成19国语言。1995年“泰晤士报文学副刊”列举的名单显示，自1970年起，斯金纳成为被引用和评论最多的政治理论家和思想史家之一 (4) 。本书旨在对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进行全面介绍和系统分析，力图给予比较客观、合理的评价。为了使本书建立在坚实的研究基础之上，笔者详细考察了近年来中外学者对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所作的阐释和探讨。
在西方学术界，至今致力于研究斯金纳的学术作品有两本。一本是加拿大学者詹姆斯·塔利（斯金纳的弟子）主编的《意义与语境：昆廷·斯金纳和他的批评者》（Meaning and Context： 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此书的开篇是塔利以“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对政治的分析”为题的文章，介绍和论述了斯金纳对方法论和近代早期欧洲政治思想的研究。他指出，斯金纳不仅关注历史和方法，而且主要是利用它们来阐明现在。斯金纳的所有著作都围绕着三个中心：解读历史的文本，考察思想的形成和变化，分析思想与其代表的政治行动之间的关系 (5) 。此书的主体部分由斯金纳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主张，其他学者如马丁·霍利斯（Martin Hollis）、基思·格雷厄姆（Keith Graham）、肯尼思·米洛（Kenneth Minogu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or）等对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批评 (6) ，以及斯金纳对这些批评所作的回答组成。
另一本是芬兰学者凯瑞·帕罗内写的《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Quentin Skinner： History， Politics， Rhetoric）。帕罗内作为英语学术世界之外的一位学者，对斯金纳的思想进行了阐释和评价。他把斯金纳描述成政治和历史中的参与者，认为“斯金纳不仅是一个政治理论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一流的政治理论家” (7) 。在帕罗内看来，斯金纳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无论在论述的主题还是方法论上，斯金纳都与韦伯极为相近 (8) 。在此书中，帕罗内更多地关注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中的卓越贡献。他写道：“斯金纳实现了从思想应用于政治到把思想作为政治的一种内容的研究视角的转换，我把这称之为斯金纳式的革命。” (9) 此书被学术界看作是对斯金纳全面研究的重要评介性著作，被列入“当代思想家”丛书，并在出版后受到了原剑桥大学思想史教授波考克等著名学者的一致好评。
除此之外，西方学者还发表大量关于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的单篇学术论文。到目前为止，笔者共搜集了与本书主题相关的论文百余篇。其中大部分是书评，主要是对斯金纳的专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和《政治的视界》等的阐释和解读。还有一部分是对斯金纳思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分析和评价，它们的主要论题是斯金纳的历史语境研究方法和语言行动理论。此外还有一些评论性文章探讨的是斯金纳对“自由”概念的研究。这些文章的作者大多是研究思想史的大家，如詹姆斯·塔利（James Tully）、迈克尔·奥克肖特（Michael Oakeshott）、艾伦·帕顿（Alan Patten）和戴维·高希尔（David Gauthier）等人。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斯金纳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他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有高度赞扬也有尖锐批评。不管是赞同还是批评，如此多的研究成果足以表明西方学者对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视，同时也可以证实斯金纳在西方思想史学术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相对而言，在国内学术界，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最初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1世纪才陆续出现了一些相关的译著。200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奚瑞森、亚方翻译的斯金纳的经典之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奚瑞森、亚方、李强翻译的版本于2011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书名译为《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此书在国内出版后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关注，甚至连一篇评论都没有。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胡传胜教授等翻译的塔利等主编的《重思〈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在此书中，国际一流的政治思想学者、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以及斯金纳本人对斯金纳的这部著作进行了极富学术深度的探讨。书中收录的文章既是国际一流学者对这部经典著作的深刻解读，也是对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思。
在《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翻译出版后，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引领一批学者继续了对斯金纳其他著作的翻译工作。2003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李宏图翻译的斯金纳的专著《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2005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在翻译的5本著作中，有1本是斯金纳自己撰写的著作《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有3本是斯金纳主编的“语境中的思想”丛书（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中的著作，分别是《英国近代政治话语》《语境中的洛克》和《国家与公民：历史·理论·展望》。还有1本是前面提到的著名学者凯瑞·帕罗内的《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一书。这套译丛的出版为国内学术界了解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思想史研究提供了一些学术资源，同时推动了国内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2011年，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了管可秾翻译的斯金纳的著作《霍布斯与共和主义自由》。2014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李永毅翻译的斯金纳的小篇幅作品《马基雅维里》。除了斯金纳的著作，由他参与编写的书也相继在国内与读者见面，比如《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历史视域中的人民主权》《人文科学宏大理论的回归》等。
斯金纳的文章同样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2006年应奇、刘训练编的《第三种自由》中，收入了柴宝勇翻译的《政治自由的悖论》、应奇翻译的《第三种自由概念》。2006年丁耘主编的“思想史研究辑刊”第一辑《什么是思想史》中，收入了任军锋翻译的《什么是思想史？》《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和《言语行动的诠释与理解》。在2020年翻译出版的大部头书籍《剑桥文艺复兴哲学史》中，有斯金纳负责撰写的“政治哲学”一章。在2019年翻译出版的《马基雅维里与共和主义》中，收录了斯金纳的文章《马基雅维里的〈论李维前十书〉与共和主义观念的前人文主义渊源》和《共和主义的政治自由理想》。这些翻译出版的著述和文章都是斯金纳较早的一些作品，但遗憾的是，出于种种原因，斯金纳近十几年以来的作品尚未被翻译和引介。
随着这些翻译作品的相继出版，我国学者逐渐开始关注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并且公开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主要成果有：李宏图的《寻找“自由”的另一种定义——昆廷·斯金纳对“自由”的理解》《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修辞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斯金纳式的革命”——读〈近代英国政治话语〉》，彭刚的《历史地理解思想——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钟明奇的《开创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关于昆廷·斯金纳及“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的评介》，陈伟的《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试论昆廷·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史研究》，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新近的研究成果，比如王晴佳的《历史哲学和历史中的哲学——简论昆廷·斯金纳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罗宇维的《人文主义的语境与作为语境的人文主义——评〈从人文主义到霍布斯：修辞学与政治〉》，等等。除了上述一些评论文章，国内专门研究斯金纳的论著寥寥无几。
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西方学者对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学术成果。但是斯金纳在国内得到的关注却远远不及他的学术成就，国内学者对他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些方面，并没有从整体上来探讨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对当今国内学术界而言，系统分析斯金纳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全面介绍斯金纳的研究内容，将有助于完善我们的思想体系，丰富我们的思维模式，促进我国思想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不仅如此，斯金纳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给予我国史学工作者一些启示：中国需要思想史家，我们应该学习思想史，更应该学习斯金纳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厚重的学术分量。
鉴于斯金纳在西方学术界的重要地位以及国内相对薄弱的研究现状，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作深入全面的学术梳理和评述工作。本书的主旨在于，通过系统地分析和探讨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力图对其作出客观的评价。通过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与传统思想史研究的比较，进一步认识斯金纳的理论与方法。在广阔的西方思想和学术演进的大背景中，找寻斯金纳的思想来源和理论支撑点。进一步考察斯金纳对某些思想和概念的重新解释，剖析其理论和方法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具体运用，揭示其浓厚的经验主义和唯名论的思想色彩。以上是本书的创新之处。下面对斯金纳的研究理论与方法以及研究内容的作一简要介绍，期望能够勾勒出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大致轮廓。
为了便于理解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贡献，有必要回顾一下西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只有通过两者的对比，才能更加凸显出斯金纳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以往的史学家通常采用哲学的方法，从纯哲学的抽象层面上来展开其研究，这主要以美国学者阿瑟·O.洛维乔伊（Arthur Oncken Lovejoy，1873—1962年）和德国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年）为代表。洛维乔伊是观念史学科的创始者，他明确指出人类思想可以分离出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单元”（unit⁃ideas），思想史的研究应该集中于这些“观念单元” (10) 。与此相类似的是芝加哥学派的奠基者施特劳斯，他坚持认为政治哲学史研究的是存在于人类思想中的某些脱离历史条件和具体处境的限制而恒久不变的东西 (11) 。由这样的立场出发，观念史和政治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当然是专注于“经典文本”（classic texts），特别是那些对西方政治传统产生深刻影响的伟大思想家的传世之作。他们将一些主要的经典文本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他们眼中的思想史研究只能是对经典文本的阐释和解读。
针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斯金纳提出了质疑和批评。他认为这是非历史的，完全忽略了人类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偶然性。斯金纳倡导采用历史的方法研究思想史，把注意力从只关注经典文本转移到语境，主张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和分析政治思想和政治概念。斯金纳的这种研究理论与方法就是“历史语境主义”。所谓的语境（context）是指上下文，说清楚一点，实际上就是发生事情的环境和背景，即当时社会的各种状况和问题。
在斯金纳之前的一些剑桥学者如彼得·拉斯莱特、J.G.A.波考克等，已经开始注意到历史语境问题，他们的著作和观点给了斯金纳以极大的启示，对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些前辈学者不断探索的基础上，斯金纳作出了自己的思考，明确表述了自己的“历史语境主义”理论。斯金纳认为任何思想或言论都离不开它赖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对历史语境的分析是理解思想家文本的前提和基础。在他看来，对一般的社会话语和政治语境的分析，是思想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斯金纳主张我们不应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观念单元或经典文本上，而应当集中于特定历史时期总体的社会和政治语词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将思想家的文本放在其恰当的思想语境之中进行考察，将目光转向这些文本得以产生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环境，进而确定文本与在此之前的著作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于社会和政治思想的贡献。虽然“历史语境主义”并不是由斯金纳首创，但斯金纳更加系统地阐明了这一理论方法的内涵和特质。斯金纳所倡导的历史语境研究方法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可。
将语境引入思想史研究的同时，斯金纳实现了从“观念史”到“概念史”的转换，从而开辟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斯金纳认为在人类思想史中，根本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观念单元”，只有始终变化着的形形色色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通常抱着自己特殊的目的对某个概念作出特殊的表述，因而貌似相同的概念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思想家那里，也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含义。按照斯金纳的看法，任何一种概念都有其历史的演进过程，思想史家的任务就是要弄清楚相同的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如何被重新定义的。
斯金纳重申了对传统思想史研究的批评：这样的研究方法所存在的危险在于其明显的时代误置（anachronism），它无法复原给定文本真正的历史同一性，因为它似乎对如下深层次的事实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即不应当将概念仅仅视为一些有着特定意涵的命题，还必须将它们视为武器（海德格尔的暗示）或工具（维特根斯坦的术语）。因此，为了理解一个特定的概念及其所在的文本，我们不仅要晓得用以表达文本的术语的意涵，而且要知道是谁在运用这一概念，他要达到怎样的论证目标 (12) 。在斯金纳看来，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思想家对某一特定概念的运用会有巨大的差异，思想史的研究不应当主要集中在一般的概念上，而应当重点关注其在辩论中的运用，从而了解思想家写作文本时的基本意图。
从“观念史”转向“概念史”之后，斯金纳开始使用修辞学理论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开拓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视角。斯金纳重视修辞的作用，从修辞学的角度来分析概念的变化，考察同一概念如何被运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斯金纳认为思想家在写作文本时，通常会运用各种修辞技巧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以此表达和强化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对概念变化的形式尤其感兴趣，我已经把这种形式描述为修辞的特性。当事件的行为或状态在特定场合中依靠通常不使用的评价性词汇来描述时，这样的变化就会发生。其目的是说服听众相信这个词汇能借助它的通常意义恰当地应用于当前的情形，其实质是促使他们以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来看待存在争议的行为。他们以前认为值得赞扬的行动可以变得仿佛应该受到谴责，而他们以前谴责的行动好像应该得到赞扬。” (13) 由此可见，修辞在概念的变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修辞和概念的变化与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紧密相连。思想家在修辞意义上使用一系列有利于自己的词汇，以便使某种受到质疑的政治行动合法化。因此，斯金纳要求我们必须重视思想家在写作文本时所用的修辞策略，将修辞与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行动相结合来进行研究。
在研究内容上，斯金纳基本锁定13—17世纪这一时段，长期致力于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的共和派思想家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斯金纳特别关注共和主义的思想，尤其是共和主义对自由的理解。他的这种研究直接引发和促进了当代思想界对共和主义研究的热潮，这被学术界称之为“共和主义”研究的复兴 (14) 。也正是在对共和主义思想的深刻挖掘中，斯金纳为我们在当代“消极自由”占据主导的情况下揭开了自由的另一种定义——共和主义自由观。
当代自由主义大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在《自由的两种概念》一文中，把自由划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种类型。在伯林看来，“消极自由”是免于外界干涉或阻碍而行动的自由，而“积极自由”是成为自己的主人且不受别人意志支配的自由。伯林只是对两种自由进行了高度概括，并不是原创。确切地说，17世纪英国的思想家霍布斯才是“消极自由”的首创者 (15) 。霍布斯在其专著《利维坦》中论证了“消极自由”的观念。他认为公民的自由是指不受法律的束缚，法律没有规定的地方就是自由的地方。自由就是法律的沉默，公民的自由只与法律的多少密切相关，而与国家的政治体制没有任何关联。也就是说，不论一个国家是君主国还是民主国，自由总是一样的 (16) 。伯林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赞同对自由的消极理解，认为自由的内容就是“消极自由”而非“积极自由”。在当代社会对自由的研究中，“消极自由”的观念被广泛接受，已经成为自由的唯一定义。
斯金纳不赞同伯林的观点，他针对这种狭隘的“消极自由”概念进行了批评，并且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斯金纳认为任何一种概念都有着历史的演进，因此主张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对“自由”的概念进行研究。斯金纳将视线投向了历史，希冀在历史中再现关于“自由”的不同定义和更为丰富的内容 (17) 。在考察“自由”的概念时，斯金纳从古典共和主义的观点出发，首先探讨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对自由的理解。在马基雅维里看来，政治自由等同于自治，只有建立以人民为基础的政府形式，才能真正实现自由的生活。他在《李维史论》中指出，所谓一个城邦拥有政治自由，就是除了这个城邦的公众自己，不受任何其他权威的支配。接下来，斯金纳研究了17世纪中叶英国革命时期共和派的自由理念。这些共和派思想家借助于罗马法批评了霍布斯对自由的理解，重新阐释了自由的概念。由此，斯金纳称他们为“新罗马自由理论家”。他们极力反对霍布斯所主张的个人自由与国家政治体制无关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即民主共和政体下才能完全实现和保证个人自由。在新罗马自由理论家看来，唯独处在共和国的政治体制下，才能确保公民不依从于别人的善良意志，享有真正的自由。
通过对这种共和主义自由观的探讨，斯金纳打破了公民自由与政治体制没有联结的“消极自由”概念，为我们提供了所谓的“第三种自由概念”。斯金纳对“自由”的探讨，不仅挑战和质疑了西方自由主义主流传统，而且作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补充，更为重要的是唤起了当代对共和主义的关怀 (18) 。这里需要明确的是，斯金纳并没有完全摆脱伯林对自由概念的划分标准，仍然将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归入“消极自由”的范畴之中 (19) 。
对于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斯金纳除了考察他们关于“自由”的观点外，还探讨他们某些独特的政治学说。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斯金纳尤其注重思想家著作的原创性，他将创新看作是评判思想家学术贡献的重要标准。斯金纳对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对其本人文本的考察，而更多的是将其置入具体的语言的、思想的、社会政治的语境中来加以定位。这是因为，在斯金纳看来，只有与同时代语境相参照，才能使思想家原创性的展示更加具有说服力。
在对马基雅维里的研究中，斯金纳再现了产生其著作的语境，细致考察了古典的和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的思想背景以及16世纪初期意大利城邦国家生活的政治背景。通过分析，斯金纳得出结论，认为马基雅维里并不像学术界普遍认为的那样彻底否定了道德评价，而是放弃了传统的基督教道德评价标准，确立了一套不同于以往的政治道德标准。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君主和公民不一定必须具备所有的传统美德，只要他们的行为符合共和国和全体公民的利益，那么就拥有了良好的德性。
在对霍布斯的研究中，斯金纳选取了一个崭新的视角，运用修辞学理论对其思想进行分析。斯金纳详细考察了文艺复兴时期英国对古典修辞学的继承和传播，将霍布斯思想建构的原创性放置于广阔的修辞文化的语境之中。在都铎时期的修辞学家看来，理性必须借助雄辩的力量才能真正教导和说服人。斯金纳引用霍布斯的大量文献资料表明，在霍布斯的“公民科学”的形成过程中，主要受到他对于这一论点的态度变化的影响。在早期，霍布斯接受人文主义的教育，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公民科学，而在中期的作品中，霍布斯攻击修辞文化，试图建立起一套精确的、以纯粹推理为基础的政治科学，但在后期的《利维坦》等著作中，他不仅主张在政治科学中要利用雄辩术，而且在写作过程中也大量运用了各种修辞策略。
我们可以看出，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斯金纳一贯坚持他自己的研究思路：注重对历史语境的考察，关注概念特定的时代内涵，重视语言和修辞在概念变化中的作用。在这样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的指导下，斯金纳通过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挑战了当今思想界的那种霸权式的自由主义，通过对马基雅维里和霍布斯政治思想的分析，质疑了史学界对他们文本的诠释。
(1) ［英］昆廷·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王加丰、郑崧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2) Kari Palonen，Quentin Skinner：History，Politics，Rhetoric，Polity Press，2003，p.175.
(3) 李强：《导言历史语境主义的生动阐释》，载于［英］昆廷·斯金纳《国家与自由：斯金纳访华讲演录》，李强、张新刚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ii页。
(4) Kari Palonen，Quentin Skinner：History，Politics，Rhetoric，p.174.
(5) James Tully，“The pen is a mighty sword：Quentin Skinner's analysis of politics”，in 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olity Press，1988，p.7.
(6) See Martin Hollis，“Say it with flowers”，Keith Graham，“How do illocutionary descriptions explain？”，Joseph V. Femia，“An historicist critique of‘revisionist’method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ideas”，Kenneth Minogue，“Method in intellectual history：Quentin Skinner's Foundations”，Nathan Tarcov，“Quentin Skinner's method and Machiavelli's Prince”，John Keane，“More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Charles Taylor，“The hermeneutics of conflict”，in James Tully，ed.，Meaning and Context：Quentin Skinner and his Critics，pp.135⁃228.
(7) Kari Palonen，Quentin Skinner：History，Politics，Rhetoric，p.174.
(8) Kari Palonen，Quentin Skinner：History，Politics，Rhetoric，p.173.
(9) Kari Palonen，Quentin Skinner：History，Politics，Rhetoric，p.175.
(10) Arthur O. Lovejoy，The Great Chain of Being：A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an Ide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6，p.3.
(11) ［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页。
(12) ［英］昆廷·斯金纳：《什么是思想史？》，任军锋译，载于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3) 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ume Ⅰ：Regarding Meth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82.
(14) 李宏图：《在历史中找寻自由的定义——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载于［英］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8页。
(15) 参见［英］昆廷·斯金纳：《第三种自由概念》，应奇译，载于应奇、刘训练编《第三种自由》，东方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16) ［英］霍布斯：《利维坦》（剑桥政治思想史原著系列影印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17) 李宏图：《在历史中找寻自由的定义——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载于［英］昆廷·斯金纳《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李宏图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41页。
(18) 陈伟：《共和主义的自由观念——试论昆廷·斯金纳的共和主义思想史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第7期。
(19) 参见［英］昆廷·斯金纳：《政治自由的悖论》，柴宝勇译，载于应奇、刘训练编《第三种自由》，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