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修辞学理论的渊源

谈到斯金纳修辞学理论的渊源，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罗马时期。古希腊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前322年）曾经对以往的修辞术研究并加以总结，写成《修辞学》一书，这是欧洲文艺理论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理论著作。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术是一种艺术，他给修辞术下了一个定义：“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到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 (68) 所谓“说服方式”，是指演说者运用的言之成理、合乎逻辑的论证方式。亚里士多德指出，修辞术是有用的，它可以使演说具有说服力，使真理和正义获得最终的胜利。演说者要掌握修辞方法，要能作逻辑推论，要能分析人的性格和情感，只有这样才能使演说具有说服力。亚里士多德总结说，修辞术实际上是论辩术的分支，也是伦理学的分支，伦理学应当称为政治学，因此修辞学也是政治学的分支 (69) 。

罗马修辞学是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马最著名的修辞学家西塞罗（公元前106年—前43年）主张恢复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修辞学理论。他深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认为演说是一种高级智力活动，演说者要熟悉所讲的题材，要研究听众的性格、心理和情绪，这样才能达到说服教育的效果。在《论创造》中，西塞罗特别关注修辞学在公民科学中的地位，反复强调公民科学的思想由两种不可或缺的成分构成：一种是理性，这使我们有能力揭示真理的本领；另一种是修辞，这使我们有能力以雄辩的方式展示真理的艺术 (70) 。由于理性缺乏任何说服我们并把我们带向真理的内在能力，因而只有借助于雄辩术的说服力才能使理性拥有力量并发生影响。西塞罗明确指出公民科学的一个很关键的部分必须是修辞学，其功能是以一种精心设计的方式发表演说，其目的是通过演说来完成说服②。罗马时代的另一位著名修辞学家昆提良（公元40年—118年）也主张恢复希腊古典时期的修辞学和演说风格。在《修辞原理》中，他认为修辞学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同时是科学不可缺少的部分，与公共生活的公务密切相关 (71) 。

修辞学问题还牵涉到一个很艰深的问题即哲学思维方法的问题，英国是经验论的故乡，现代哲学史上的逻辑经验主义、分析哲学等在英国也很有势力，这些思潮无疑也影响到历史研究的领域。现代分析哲学又可称现代分析主义，是对20世纪上半叶主要在英语世界中兴起并盛行的几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理论的通用称呼。这些流派和理论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非常重视对语言的逻辑分析，语言分析不仅是进行哲学研究必须使用的方法，而且也是从事哲学活动的全部内容和目的本身。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其代表作有《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维特根斯坦提出“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又指出“命题的总和就是语言”，进而得出“语言乔装了思想”的结论 (72) 。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注重语言，并试图以此分析命题，从而达到消除误解、保证思想清晰的目的。尽管维特根斯坦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著作中似乎没有直接提及修辞学，但在他的理论框架中表明他已经意识到修辞学问题，他认为语言并不是始终以同样的方式发挥作用，服务于同样的目标。这说明语言具有偶然性，语言的运用和解释具有多元性，但其前提是在经验世界的范围内。斯金纳经常引用维特根斯坦的话，“一个词的意义就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 (73) ，理解概念的前提条件就是搞清楚词语的意义。“语言是一种工具，它的概念都是工具” (74) ，概念的变化依赖于它们被使用的语境。语境改变了，词语的意义也发生改变，概念也就随之改变。

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的修辞研究中还受到了另一位语言分析哲学家奥斯汀的影响。奥斯汀在他的著作《如何以言行事》中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theory of speech⁃acts）。他认为言语是人在特定场合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包括人运用语言的说话行为和所说的话，因此人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奥斯汀讲到如何处理和表达语言才能达到预期效果的问题，这涉及修辞学的技巧和用法，言语行动与修辞学有着明显的关联。

分析哲学不只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运动，分析哲学家们运用语言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切入各种哲学问题。分析哲学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他们创立和倡导的语言分析方法，它在现代哲学甚至思想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语言分析作为理论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其意义不容低估。语言分析能够有效避免逻辑混乱，使概念保持清晰。在经历现代分析主义思潮以后，任何哲学家在建构他的理论体系时，都不可回避对其概念进行语义分析的问题。从语言的角度分析基本概念，几乎成为哲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方法。此外，语言分析方法在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领域中也都得到了广泛运用。至于修辞学，它本身就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修辞与语言和词汇密切相关。维特根斯坦和奥斯汀的语言分析方法和语言行动理论不仅对斯金纳思想史研究中的“修辞转向”起到极其重要的启迪作用，而且为斯金纳对传统观念史的批评提供了理论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