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结语

昆廷·斯金纳因其对马基雅维里、霍布斯以及“自由”概念史的考察，成为一位杰出的思想史家，同时又因其对传统思想史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反思，成为当今思想学术领域的一位重要的思想家。

斯金纳在思想史和理论研究方面，深受唯名论和英国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他反对从文本到文本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倡导一种跨文本的、历史语境主义的研究方法。在斯金纳看来，研究政治思想并非等同于研究经典文本，还应更宽广地探究每个社会都在谈论的并且不断发生变化的政治话语。在历史语境中解读经典文本，也就是充分理解经典文本所处的知识环境，认识到它与此前、此时的政治著作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斯金纳主张运用语言行动的视角来解读文本，并提出了“文本即行动”（texts are acts）的著名论点，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解文本过程中复原文本作者行动所体现的意图 (1) 。斯金纳再次复兴了古典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修辞文化，将修辞性重述与概念的变化紧密联系起来。任何带有细微差别的概念都会被思想家通过修辞方式用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因此，应该把分析所用的修辞技巧当成理解概念变化的首要条件。在斯金纳的政治思想研究中，历史语境是逻辑起点，言语行动是实践维度，政治修辞是分析模式。

斯金纳完成了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大变革，他的理论与方法给思想史研究提供了富有价值的补充。斯金纳把“历史”作为贯穿他整个研究工作的批判工具，确立了一种能够使我们真正历史地理解政治思想的研究方法。在对某个思想家进行分析时，斯金纳注意考察渗透在思想家文本中的特定的时代问题，进而把握思想家提出的概念所蕴含的特定的时代内涵。斯金纳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归根结底，就是强调思想演进中的历史性和偶然性、而非连续性和必然性。

斯金纳把“创新”视为评判思想家思想贡献的重要标准，认为理解思想家的独创性是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前提和基础。当然，斯金纳也严格按照“创新”的标准，对以往的思想史进行重新解释或者修正，为20世纪的政治和思想辩论作出了贡献。斯金纳通过对文艺复兴时期马基雅维里和英国革命时期新罗马自由理论家们的研究，发掘出共和主义和新罗马消极自由理论，此种自由理论与霍布斯、洛克所坚持的后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不同。斯金纳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式，直接参与了当代政治理论中由伯林所引发的有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论争。斯金纳通过对“自由”概念的研究，重写了自由的历史，并将自由的历史与现实的争论联结在一起。

斯金纳的这种注重现实、注重经验的研究方法有四个理论支撑点：第一，政治思想家所选择、阐释的政治思想和概念受到所处的社会语境的制约，它们与更为广泛的语境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第二，思想家都参与了所处时代的政治辩论，都在为解决当时的政治问题而思考，他们的政治思想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的介入。第三，概念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中，就某个特定的场合和特定的思想家而言，任何概念都有不同的内涵和定义。第四，政治思想家总是运用语言和修辞等手段，强化自己的政治概念，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的确，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方法在研究特定主题或某个特定时空方面优于其他方法。斯金纳坚持，理解一个概念的含义必须将概念置于更广泛的智识背景下，探寻人们放弃概念或者使用概念的原因和目的。从历史中挖掘出概念不同的定义，从而帮助读者对当前的概念和信念作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历史语境主义研究的重要价值所在。诚然，斯金纳的研究理论与方法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但是对于他的观点我们也不能简单地盲从。没有任何研究方法是完美的，每种研究方法都有自身的局限性，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也是有问题的。斯金纳过分强调不同场合不同思想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所使用的概念的差异性，而忽视了其共同的和抽象的层面，这就难免带上了过于浓厚的唯名论和历史经验主义的思想色彩。

斯金纳的历史语境主义过分强调，任何言说必然是特定时刻特定意图的反映，它旨在回应特定的问题，是特定语境下的产物。换句话说，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思想都是具体的，都是为了回应或解决当时社会现实提出的问题。这种彻底的历史语境主义态度可能导致对确实参与了当时政治论争的政治理论家的思想中所含有的普遍性因素的忽视。在斯金纳看来并不存在具有连续性的观念的历史，但是政治思想的历史连续性是真实存在的，是无可辩驳的。西方思想文化源流中存在着一般性、连续性的因素，某些晦涩深邃的政治概念比如自由、正义、权利等具有内在的同一性。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不仅仅在于其对具体问题作出了回答，更重要的是其回答具有超时空性，对解决普遍性的问题也具有指导意义，否则就不称其为经典。所以在思想史研究中寻求思想家经典文本的相对融贯性是必然而合理的。斯金纳由于过于关注“历史性”和具体的历史语境，而忽视了哲学分析中所能见到的思想的超越性和连续性，进而阻碍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之间有可能实现的对话。

不容置疑，斯金纳通过深入细致的历史语境分析解读思想史文本的真实意涵的思想史研究理论及其实践有其独特和重要的贡献，对我国学术界研究西方思想史、比较思想史乃至中国思想史有所启迪。但是我们不应该不加批判地完全采纳斯金纳的研究方法，而应该将这种历史方法与传统的哲学方法结合起来。斯金纳本人也曾明确表示过，在思想史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可能性是哲学分析与历史证据之间实现一场对话” (2) 。

以上是笔者对昆廷·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粗浅认识，这仅仅代表笔者自己的一些看法。在目前学术界，斯金纳独特的研究体系吸引了学者们越来越多的目光。就今天的研究而言，我们应该站在整个西方文化历史延续的大框架中，来讨论和评价斯金纳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以便得出更为全面、更为客观的结论。

(1) See 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ume Ⅰ：Regarding Method），p.120.

(2) 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Volume Ⅰ：Regarding Method），p.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