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观念史研究的批判

在斯金纳及其同道波考克、邓恩等剑桥学者于20世纪70年代以新颖的研究方法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形成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引人注目的剑桥学派之前，观念史研究在这一领域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当时年轻气盛的斯金纳针对这一研究状况，发表了《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一文，对思想史研究领域所盛行的观念史研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对观念史研究中所存在的种种理论预设进行了攻击和批判。他指出在观念史研究中，预期和成见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心理学家那里可以将其称为观察者的思维定向（mental set）。按照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根据某些模式和先入之见来组织和调整我们的知觉和思想，它们本身构成了思考和理解内容的决定性因素。为了能够理解，我们必须进行分类，而我们只能按照自己所熟悉的事物来划分那些不熟悉的事物。这样，在我们试图扩展自己的历史理解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持久的危险：我们关于某人必定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的预期，本身就会决定我们误以为行为主体在做某些他们不会甚至不能接受的有关当时他们言行的描述” (46) 。斯金纳坚持认为，思想史研究中的各种谬误大多源自思想史家在对过往思想进行研究时所设定的种种预期和成见。在他看来，通过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所得出的结论是神话，并不是历史。在这篇文章中斯金纳仔细剖析了观念史的各种研究途径，并对由此产生的形形色色的历史性谬误（historical absurdity）——学说的神话、连贯性的神话和预期的神话——进行了逐一批评。

1. 所谓的“学说的神话”，指的就是史学家在进行研究时往往预设每一位经典作家必然在构成某一主题的每一个论题上形成了某种学说体系。这种学说的神话体现于思想史研究中的一种形式，就是史学家经常无意识地将经典理论家的某些零星的偶然的论述转化成他们在某一预期的主题上的学说。这样将进一步导致两种历史性的谬误：一种谬误是思想史由此成为思想传记的合集，其关注的主要是某一位或一批思想家。这种思想传记的最大危险在于容易出现时代误置（anachronism）现象。研究者往往在经典文本中过于轻易地发现著作家持有所预设的某种学说，而在原则上他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意图，只是碰巧使用了类似的术语罢了。另一种谬误是洛维乔伊的“观念史”，它关注的是某些“观念单元”本身的发展，其危险在于将所要考察的学说化约为某一实体，“结果就是故事很轻易地采用了适合于描述某种生长发育的有机体的那种语言。这样，观念预设了主体轻而易举地消失了，似乎观念自身在生长奋斗一样” (47) 。这种研究方法的出发点是每一种观念或学说都有其理想类型，某种发展成熟的学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历史上所固有的，也就是说后来的学说在早先的著作家那里已经预见到了，观念史研究就是试图找到接近理想类型的近似物，探索朝着这一理想类型不断逼近的发展过程。史学家在评判过去的思想家时，往往依据他们对于该理想类型的接近和偏离程度。“有时甚至将这种伪装的历史抛在一边，对过往时代的著作家的褒贬只是根据他们看来在多大程度上接近于我们的处境。” (48) 斯金纳眼中的“学说的神话”一方面体现在以各种方式将经典理论家的某些零散的或附带的评论整理加工成为他们在史学家所预设的某一主题上的学说，另一方面则是某一理论家未能就某一设定的主题形成相应的学说，就会因此而受到指责。在斯金纳看来，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学说的神话”，都是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面具掩护下，将自己的偏见强加于作者身上，而这实际上往往并不是作者本身的意图。

2. 所谓“连贯性的神话”，就是思想史家总是倾向于将研究对象的思想和著作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这种连贯性的神话正在困扰着道德和政治哲学史方面的著述。研究者对某一思想家的思想进行研究时，通常认定其所有著作应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通过这种范式考察经典作家论题中每一个代表性的主题的学说时，史学家很容易想当然地赋予这些文本所谓的连贯性。那么史学家们有责任在这位思想家的所有著作中，不惜一切地去找寻贯穿于整个文献的基本思想和观念。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实现对文本的一种综合性解释，从而获得对作者理论体系的一种连贯性认识 (49) 。这种思路指导下的思想史研究经常会导致一种历史谬误：史学家从经典文本中找到只言片语的信息，往往轻易地将其作为贯通全部文本的基础。某位思想家的思想体系注定具有事实上的统一性，他的文本必然具有内在的连贯性，注释家的任务就是力图解释和说明这种连贯性，而文本中任何表面的自相矛盾构成了不利于这种努力的障碍，但那不是真正的障碍，因为文本中并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矛盾。按照这种连贯性的预设，研究文本的过程中碰到有疑义的情况时，注释家们认定正确的提问并不是著作家的思想是否前后一致，而是该如何解释他的矛盾之处。斯金纳认为这样的思考方式使观念史家误入了旨在“解决自相矛盾”的经院式歧途 (50) 。在斯金纳看来，思想家的思想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中，即使在不同阶段出现前后矛盾和互不相容的情形也是合情合理的，而这种“连贯性的预设”实质上并没有真正把握思想活动的这一特质。

3. 所谓“预期的神话”，就是“在考察某些特定的文本对于我们的意义时，史学家们很容易首先描述该著作及其所谓的相关性，而没有给分析原作者的意图或意思留下任何余地” (51) 。斯金纳指出“当我们更多地关注某一特定片断的后观意义（retrospective significance），而不是它对于当时的主体所具有的意义时，这种神话就很容易滋生” (52) ，由此他概括出这种“预期的神话”的特征在于，“它将观察者自己声称的在某一特定历史片断中发现的意义与这一历史片断自身的意义之间的不对称生硬地合并在一起” (53) 。也就是说，“预期的神话”往往表现为带有目的论意味的解释方式，研究者常常会以自己所熟悉的在后的思想模式来解读和评判在先的思想片段 (54) 。在斯金纳看来，思想史研究中不断出现的种种预期往往会导致某些历史性谬误：观察者对某一特定经典文本进行描述时，会可能通过一种历史缩减（historical shortening）过程对文本的意涵作出错误的叙述；观察者在研究某一陌生文本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某些似曾相识的东西，从而导致提供一种明显带有误导性质的描述 (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