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

斯金纳的方法论也受到英国分析哲学家、语言学家J.L.奥斯汀（John Langshaw Austin，1911—1960）的影响。奥斯汀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维特根斯坦后期的哲学思想，在谈及奥斯汀与维特根斯坦的关联时，斯金纳解释“维特根斯坦引导我们思考语言的运用，依我看是奥斯汀有效地采纳了这个提议并加以实施。结果是对这件事情的惊人的、精确的剖析：谈论语言可被用于的、范围广阔的用法，因而谈论使用语言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究竟有何意义。”斯金纳认为“现在，在这种以言行事方面，奥斯汀做得是最突出的。” (7)

奥斯汀在其重要著作《如何以言行事》中，提出了 “记述话语”（Constative Utterance）与“施行话语”（Performative Utterance）学说区分，并创立了言语行为理论（speech⁃act theory）。他认为语言活动不仅仅是进行陈述，当人们说一句话时同时实施了三个言语行为：

一、 以言表意的行为（locutionary act），即“说了什么”，指使用语句传达某种思想，其模式为“saying something”；

二、 以言行事的行为（illocutionary act），即“在说话当中所实施的行为”， 如许诺、命令、陈述、描述、警告等等，其模式为“In saying X， I was doing Y”； 

三、 以言取效的行为（perlocutionary act），即“说话者在说了什么之后通常还可能对听者、说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指说出语句以产生一定效果，其模式为“By saying X and doing Y， I did Z”。

我们可以借助斯金纳在他的文章《语言行动的诠释与理解》中使用的事例来对“言语行为三分法”加以说明。比如说，当警察对着池塘的冰面上的溜冰者说“那里的冰很薄”时，就“以言表意的行为”而言，警察说这句话是在描述“池塘的冰非常薄”这个事实；就“以言行事的行为”而言，警察说这句话是在“警示”那位溜冰者；就“以言取效的行为”而言，警察说完这句话以后，溜冰者可能就不再继续溜冰了。在这三种言语行为中，斯金纳最为强调的是“以言行事的行为”，也就是主体在言说时的行为。

斯金纳借助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不是为了解决语言哲学问题，他更为关心的是如何将其应用到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论中。斯金纳在1970年发表的《常规与言行的理解》一文中，深入解读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强调“常规”（convention）在“以言行事的行为”中的关键作用。所谓“常规”就是听者和言者在同一个意义层次上对话，即沟通双方之间有一种约定俗成的领会空间。如果警察的警告能够被溜冰者理解，溜冰者必须明白“那里的冰很薄”意味着“池塘的冰面承受力很小，自己很容易掉进水中”，从而听懂警察是在警告他。这里溜冰者需要明白“那里的冰很薄”意味着“池塘的冰面承受力很小，自己很容易掉进水中”这个“常规”，否则就不会听懂警察是在警告他，两人之间的沟通也就无法实现。

那么在思想史研究中，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史学家与思想家处在不同的时空，而且思想家在实施这个言语行为的时候并没有与史学家进行沟通。在这种史学家与思想家非同步交流的情况下，如果要实现言者与听者之间真正的沟通，那么听者（史学家）必须了解言者（思想家）所处时代的语言习惯（即“常规”），才能准确理解思想家文本的行为意图。因此，斯金纳认为史学家只有将思想家的文本还原到它与当时各种文本的关联中，还原到具体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才能真正把握其内涵。斯金纳指出，史学家回到思想家的语境并不是为了还原其思想理论生成的背景，而是深入理解其文本表达的意图。

斯金纳在1971年发表的《言语行为的实施与解释》一文中，从“以言行事”的角度，分析说明了“言语行为与意图的关系”以及“如何解释言语行为”。在1972年发表的《动机、意图与文本的解读》一文中，仍然借鉴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详细探讨了如何通过研读文本来解读作者的动机和意图。可见斯金纳深受奥斯汀的影响，倡导并实践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转向”——从探寻文本意义转向探寻思想家的“言语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