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君主的德性
按照斯金纳的观点，就研究某个思想家的思想而言，则要具体概念具体分析，力图把握概念的时代内涵和具体含义。因此，斯金纳着重对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概念——“virtù”进行考察和分析。
马基雅维里在《君主论》的第18章告诉读者，如果君主想要保持权力，并且实现伟大的政治目标，他就应当效法狮子与狐狸。根据传统的思想史解释方法，马基雅维里的这段话所表达的就是君主获得政治事业的成功依赖于暴力（狮子）与欺诈（狐狸）。而斯金纳认为，仅仅从字面意义理解马基雅维里的政治理论是不够的，而应该将其文本置于特定的语境中。
根据斯金纳的分析，马基雅维里写作的《君主论》是有特定的文化语境的，此书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被称之为“君主宝鉴（book of advice to princes）”的文体体裁。而在这一领域，当时的作家广泛地受到古典作品尤其是西塞罗的《论责任》的影响。西塞罗认为君主要保持政治权利，就需要拥有包括勇敢、明智及正义等等在内的virtù。西塞罗在《论责任》中分析了暴力和欺骗两种不值得去效仿的、不正义的行为。借助这样的语境分析，通过仔细对比就会发现，马基雅维里其实并不只是在陈述自己的信念，他同时也在引用西塞罗的观点、提醒文本的读者、质疑与讽刺传统的主张，反驳人文主义政治理论的核心价值，从而提出对“virtù”这个概念新的解释。
斯金纳由此推断，马基雅维里是在通过文本介入（intervention）当时的政治辩论，一种讽刺的、包含敌意的、轻蔑的介入。斯金纳认为值得关注的，并不是马基雅维里在文本中陈述、确认或肯定了什么，而是他在做什么（what he is doing），即他在引用、提醒、质疑、嘲弄、驳斥等。他认为解释的词汇不应当只是传统的有关意义的词汇，而且还要关注语言的行动维度。斯金纳把这一主张应用到马基雅维里最著名的作品《君主论》的解读中，他所关注的不是解释文本的意义，而是揭示它的意图（intention），即马基雅维里写作这个文本打算做什么，是一种怎样的介入，这一文本与当时的思想现实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51)
马基雅维里是在共和国瓦解、美第奇家族重返佛罗伦萨之后，着手撰写《君主论》的，其最初动力是借助这本谏言的小册子成为“君主智囊”。也正是这本书，让马基雅维里蒙受了邪恶之名。在这本小册子中，马基雅维里系统总结了自己的外交经验、历史教训和治国原则，他认为对于关乎国运的君主来讲，要拥有德性，但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政治能力。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一味地培养君主的美德是不理性的、灾难性的做法。他提出，真正有德性的君主应当具备的首要品质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最高目标，他愿意做一切形势所迫的事，无论它碰巧是邪恶还是高尚。 (52) 因此，马基雅维里所认可的“virtù”恰恰是君主不受道德约束、审时度势改变自己行为的必要品质。对于君主来讲，当时势不允许行善的时候，就该放弃德性，以狮子的暴力和狐狸的狡诈对付复杂的政治局面。为了重新书写马基雅维里，斯金纳将其放置于他生活的社会中，还原他所处时代的人文主义风气以及他的政治实践经历。斯金纳特别强调，马基雅维里关于君主德性的主张是他亲身经历佛罗伦萨共和国衰亡给他的深刻启迪。
斯金纳指出，人文主义的道德和政治思想传统认为“virtù”是一种使一位统治者得以达到他的最崇高目标的品质，具备德性可以说等于具备所有主要美德；当时论述君主政府的主要理论家进而提出，倘若一位统治者希望“维持他的国家”并达到获得荣誉、荣耀和名声的目标，他首先需要培养的不仅是全部道义的美德，而且是全部基督教的美德 (53) 。
在斯金纳看来，马基雅维里显然否定了这个命题的中心论点。诚然，马基雅维里也认为“virtù”是抗击命运、取得成功的条件：“对于马基雅维里就像对于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德性’这个概念被用来指一种不可或缺的品质，这种品质能使统治者使令人厌恶的命运的打击和箭头转向，并从而立志取得荣誉、荣耀和名声” (54) ；而“大不相同的是，就马基雅维里的情况而言，‘德性’这个概念仅仅被用来指君主为了‘保持他的国家’和‘成就伟大事业’而可能认为需要具备的那些品质。于是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一个无情的事实：虽然这些品质有时候可能与传统美德重叠，但是如果要认为德性与美德有任何必然的或甚至是相近的等同关系，那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55) 。不过斯金纳补充说，在马基雅维里那里也绝不可能将德性与邪恶等同起来 (56) 。马基雅维里的“德性”（virtù）一词与传统的美德如基督教的美德确实有根本的不同，但不能因此说，virtù与美德没有关系。实际上，virtù也是一种德，其本身就包含德的因素。
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里在谈论君主应该具备的德性时，“似乎在说，虽然君主们有责任以合乎道德的方式行事，但是他们必须认识到，为了尽可能做到使行动合乎道德，就不应该企图使行动始终合乎道德” (57) 。也就是说，马基雅维里主张，君主应该顾全大局，懂得适时地放弃一些美德。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里举例说明了他的论点，对以君主为对象的箴规篇的作者一向认为特别适合统治者培养的那些美德发动了攻击。马基雅维里认为有些看来是美德的事情比如慷慨、仁慈等，可能会使君主毁于一旦，而有些貌似邪恶的事情比如吝啬、残酷等，却会给君主带来安全和繁荣。斯金纳明确指出，“马基雅维里一开始便说出了他一心要确立的结论：‘人们应有的生活方式与人们实际的生活方式之间存在宽广的鸿沟，以致那种为了应该做什么而忽略了实际做什么的人是在渐渐走向自我毁灭而不是自我保存’” (58) 。
根据马基雅维里的说法，“一个聪明的君主应该顺应必然，‘以便保持他的地位’。他‘必须获取邪恶的权力’，并且‘懂得’依照环境的要求，‘什么时候使用它，什么时候不使用它’。……一个聪明的君主‘当他能做到时，就坚持正义的东西’，但他‘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如何去做非正义的事情’。此外，他必须使自己接受这样的事实：如果他想要‘维持他的政府’，他的行动‘将常常有必要’‘违背真理，违背仁慈，违背人道，违背宗教’” (59) 。也就是说，一个具有真正德性的君主应该为了实现最崇高的目标，能够使用各种手段，甚至是邪恶的手段。正如斯金纳所说，“马基雅维里期待最有德性的人在处境需要时能够以十分邪恶的方式行事，因为君主们的处境使得德性不可能排除邪恶手段” (60) 。因此，在马基雅维里看来，“一个真正有德行的（virtuoso）君主的特征，将是愿意去做必然性所要求的任何事情——不管行动碰巧是邪恶的还是有道德的——以便达到他的最崇高目标。所以virtù是用来明确地表示一个君主所必备的道德灵活性的品质：‘他必须要有一种适应命运和世事变化需要的随机应变的头脑’” (61) 。
马基雅维里所强调的是君主必须知道什么时候应当拥有美德，什么时候应该放弃美德。因此，斯金纳认为“马基雅维里并不是在宣扬邪恶，而是在提出一种现实主义的观点，即德性能够带你前行多远。德性虽然能够带领你前行一段足够远的路程，但并不能伴随你到底。他并不反对德性，而是认为你无法始终是正义的、仁慈的、慷慨的等” (62) 。马基雅维里重新定义了“virtù”这个概念，他同意virtù能够使君主掌控命运、维持地位和国家、提升荣耀和名声，但是他不认为“virtù”都是“根本美德”（道德品质）。为了维持统治，君主必须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化来改变自己的做法。这就是政治道德上的“马基雅维里革命”。
史学界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马基雅维里学说的独创性在于他将政治与道德全然分开，这充分体现了马基雅维里的论点与他的同时代人的论点之间存在的严重分歧。斯金纳对上述看法表示不赞同，认为这其实是对马基雅维里政治思想的一种误解。斯金纳对他所认为的比较客观的评价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关于君主们应该力求达到的目标，马基雅维里与论述君主政府的比较守旧的作者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正如马基雅维里所一再断言的，君主们的宗旨应该是‘保持他们的国家’，‘成就伟大的事业’，并且追求最崇高的目标：荣誉、荣耀和名声。马基雅维里与他的同时代人之间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认为适合于用来达到这些目标的方法的性质。比较守旧的理论家的基本假设是：倘若君主希望达到这些目标，他必须保证自己始终遵循基督教道德要求。” (63) 而马基雅维里坚持认为“倘若一位统治者真正想要‘保持他的国家’，他必须摆脱基督教道德的要求，衷心赞同他的处境所要求的大不相同的道德” (64) 。
从而，斯金纳得出结论说，“要把马基雅维里与其同时代人之间的分歧说成是政治的道德观点与政治和道德分离的观点之间的分歧，是不恰当的。最主要的差别是在于两种不同的道德之间——对于最终应该做些什么这个问题所存在的两种对立的和不可调和的看法” (65) 。在斯金纳看来，马基雅维里并不提倡君主在政治实践中彻底抛弃一切美德，而仅仅要求君主能够放弃基督教道德，同时他还主张君主应该具备与此不同的新道德，即一种顺应处境要求的灵活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