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邓恩的历史解释方法论

剑桥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约翰·邓恩（John Dunn），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荣誉教授，著名政治理论家，被誉为“他那一代中最具有原创性和重要性的思想家”。斯金纳不仅认为邓恩的研究是典范，而且直言自己从中获益匪浅。

邓恩与斯金纳同年（1959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1962年毕业，1966年加入剑桥大学的国王学院。邓恩与波考克一样，对政治思想史的哲学化研究进行了批判。在1968年发表的论文《观念史的特性》中，邓恩指出思想史的研究必须突破历史解释与哲学分析的二分对立，把历史的精确性（historical specificity）与哲学的精微性（philosophical delicacy）相结合。 (19) 他认为政治思想史通常包含两部分内容：过去所提出的一组经过论证的命题，它们讨论了政治世界是什么、应该是什么以及构成了其中恰当行为的标准是什么；一组行为活动，当人们阐发这些命题时所从事的活动。与“命题”相对应的是理性解释，与“行为”相对应的是因果性解释。除此之外，邓恩认为还存在第三种解释模式，它融合了前两种解释模式，与此相对应的是关于政治论证（political arguments）与政治论辩（political arguing）的历史，其中心就是作为言说者的人以及人的陈述。 (20) 在邓恩看来，任何政治理论作品都是由一个活生生的、思考着、感受着的人写出来的，都是作者在特定的智识背景中做出的某种政治回应。他接着指出，思想史研究中必须面对误读经典的问题，很多时候“除非我们知道一个人正在做什么，否则我们便不可能知道他想要表达什么” (21) 。如何才能知道思想家在著述时想要做什么，邓恩认为动机的解释与意识形态的解释都会产生问题，而应该回到思想家“言说的语境”中。那么解释文本最关键的是闭合语境（close the context）的问题，也就是要确立语境的范围与界限。邓恩认为：“在现实中，能够闭合语境的是说话者的意图。” (22) 邓恩在文章末尾强调，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又极度困难的问题“是用说话者的传记取代历史学家的传记来闭合语境” (23) 。

邓恩主张在历史的语境中来阐明和重构思想家在从事撰述时真实的政治意图，进而系统全面地解读思想家的文本。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体现在将这种语境主义方法论应用到对洛克政治思想的研究中。1969年，邓恩出版了他对洛克的《政府论》的研究著作《约翰·洛克的政治思想》（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John Locke：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Argument of th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此书的副标题为“对《政府论》的一种历史解释”。他写道，这种解释“依赖于充分辨识洛克的本意……所谓的‘历史’解释是解释洛克到底在说什么，而非解释某种学说，洛克用隐匿笔墨写就的，只有通过二十世纪的眼光才能看清楚的那样一种学说” (24) 。虽然当时邓恩并没有系统地进行方法论的研究，但是他有意识地强调了方法论问题，并将洛克的政治思想还原到具体的语境中来理解和阐释。斯金纳谦虚地将邓恩的这本书视为“剑桥学派”的诞生标志，在他受邀到北京大学接受采访时也讲到，正是在邓恩的影响下，他才开始着手处理有关如何教授思想史和如何书写思想史的那些问题的背后掩藏着许多重要的认识论问题，许多有关意涵理论的重要问题。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