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斯金纳的观点

斯金纳对“自由”概念的研究完全是历史的。与泰勒不同，斯金纳并没有着眼于抽象的理论分析与逻辑推演，而是将视线投向历史，通过历史来寻找“自由”的不同定义。对此，他解释说：“人们也许有理由问，为什么我在这个关节上试图去审视历史记录，而不是直接尝试对消极自由观展开一项比较全面的哲学分析。我的回答并不是说，我认为这种纯概念的操作不值得考虑，相反，我认为它们是为当代争论做出最为深刻和独特贡献的标志。我的回答是说，由于在研究社会和政治概念的最佳方法问题上存在着广为流行的假定，这就会很容易且是令人信服地使人认为，可以按照一种陌生的方式一以贯之地使用一个概念，而不仅仅是指出它已经被投入了陌生但一以贯之的用法” (38) 。在斯金纳看来，人类思想史中根本不存在统一不变的概念，任何一个概念都会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发生变化，作为思想史家，不应该盲目地轻信和追随现在通行的概念，而是要探究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是如何被定义的，从而挖掘和展现被人们遗忘的思想遗产的瑰宝。具体到“自由”来讲，斯金纳对垄断当前政治思想领域的自由主义理念产生质疑，试图运用历史的研究方法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和理解“自由”概念，找寻“自由”的另一种定义。

为了正确理解“自由”的定义，斯金纳对文艺复兴初期前人文主义者、马基雅维里、英国革命时期霍布斯和他的反对者们的那些自由概念进行了细致地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立场：“虽然我同意伯林关于存在着两种自由概念，一种是消极自由，另一种是积极自由的主张，但我并不同意他以下进一步的假设：不管我们什么时候谈论消极自由，我们必定是在谈论干涉的缺席” (39) ，也就是说，斯金纳的历史批评直接反对的是伯林对“消极自由”概念的狭隘解释。在斯金纳看来，消极自由具有比伯林所承认的更为广泛的可能性，大量被伯林排除或者忽略的观点依然能够很好地与消极自由的概念相契合。通过历史个案研究的方法，斯金纳得出了与伯林的消极自由观不同的结论，他否认强制是限制自由的惟一形式，坚持认为依从同样会导致自由的丧失，由此他拓展了消极自由的概念，称之为“第三种自由概念”。关于斯金纳的“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含义和内容，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在这里主要对这一概念的提出予以说明。

“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曾经发表过斯金纳就一些历史学家的质问所作的回答，其中简明扼要地表述了他对“自由”概念的思考：“文艺复兴时期的道德和政治作家都一致同意，使个人自由最大化的惟一途径必定是确保每个人在政治事务中扮演积极的角色。他们争辩说，只有通过这样的参与，我们才有希望阻止政府的事务落入一个统治阶级的手中。然而，自17世纪开始，主要的西方民主国家都抛弃了这种观点，转而赞同一种与之截然相反的观点。使自由最大化的惟一途径必须是使可以合法地加诸我们私人生活的公共要求的范围最小化，这已经成为关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各种自由主义理论的一种通则。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我们逐渐以这种方式改变了我们对政治词汇中最基本概念的这种信念呢？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可以写出同类的很多历史著作来，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尝试这样去做。这样的历史将包含着一种讽刺，而这是那些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始终特别欣赏的。因为这的确具有讽刺意义，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反而伴随着人民的政府应该由人民来管理这一观念的衰落。正如伟大的历史学家们始终所做的那样，这种历史可能也会推动我们重新思考我们目前的困境。我们可能发现我们自己尤其会反思，我们应该坚持还是试图修正我们已经继承的关于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区分。” (40) 斯金纳带着这种对历史的修正来探讨“自由”的概念，将这种认为个人自由最大化与积极参与政治事务之间存在必然联系的观点作为一种批评工具，以此批评当今英语国家关于自由的争论，尤其是批评仅仅把自由等同于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划分、并将其确定为霸权式概念的那些观点。

斯金纳在《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一书中，明确表达了通过研究历史对当前所要批评的观点进行重新考察的必要性。他指出，“思想史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久远的价值观念如何凸现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以及我们今天思考这些价值观念的方式，并反思在不同可能的状态中不同的时间里我们所作出的一系列选择。这种理解能够有助于我们从对这些价值观念的任何一种主导性解释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并对它们进行重新解释和理解。带着一种更宽广的可能性的观念，我们能够远离我们已经继承的思维定式，以一种新的询问态度叩问自己我们应该思考它们些什么” (41)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在自由主义的“消极自由”观点占据主导的今天，斯金纳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挖掘政治思想史上的第三种自由概念，正像他所希望的那样，留给我们去“反刍”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