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传统哲学方法的批判

斯金纳的这种“历史语境主义”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提出了挑战，它的形成也是建立在对传统理论与方法批判的基础之上的。我们有必要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作一简单介绍，才能更好地发现“历史语境主义”的特质。

在政治思想史领域中，长期盛行着这样的观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同时代和不同处境下面临的问题，具有本质上的相似性，而思想史家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对这些永恒问题提出的永恒真理。在这种思想指引下，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往往采用哲学的方法，从哲学的层面探寻永恒问题、追索永恒智慧，阿瑟·O.洛夫乔伊和列奥·施特劳斯是这种研究路数的代表。

洛维乔伊是观念史研究的主要倡导者，在其名著《存在巨链》一书的“导言”中他明确指出，人类思想可以被分解为多个“观念单元”（unit⁃ideas），思想史的研究应该集中于这些“观念单元” (26) 。洛维乔伊所谓的“观念单元”曾经在各种关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理论中一再出现，是构成各种学说的基本单位。洛维乔伊认为思想史研究的就是这些西方思想传统中经久不变的、被人们继承下来的基本观念。他主张分离出某些构成复杂信条和理论学说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单元”，考察它们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及如何被重新组合进入到各种思想系统的。

与此相类似的是政治思想史领域的巨擘、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施特劳斯所提倡的政治哲学史研究。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哲学是探求智慧的学问，追求的是整体性、普遍性以及有关事物本质的知识。那么，思想史研究（政治哲学史）的方法和价值，就在于探寻和揭示过往思想中所潜藏的永恒问题和永恒智慧。在其著作《自然权利与历史》的开篇，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和相对主义大加挞伐，他否定并批判了这样的观点：任何思想都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无可避免地受到时空限制，具有无法超越的历史性和相对性。施特劳斯坚信我们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并不异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面临的问题。

传统思想史研究的预设是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以“普遍观念”的方式包含着“永恒智慧”，因此思想史研究的任务就是通过对经典文本的研究，从字里行间仔细探究其微言大义，探寻蕴含其中的永恒真理。由这样的立场出发，观念史和政治哲学史研究的主要方法当然是专注于经典文本，特别是那些对西方政治传统产生深刻影响的伟大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即学术传统中的“正典”，从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奥古斯丁，到中世纪的阿奎那、马西利乌斯，再到马基雅维里、霍布斯、洛克、休谟，直至黑格尔、马克思等近现代思想家。也就是将一些主要思想家的经典文本广泛地视为政治思想史唯一的研究对象，因而传统的思想史研究必然是对经典文本的解读。

按照这种传统的哲学研究方法，“每个人的思想被当作历史研究的单位。而历史学家的任务主要是把每个人的政治思想系统化，并从中推演出一些结论或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态度。然后，历史学家便将几个思想家作比较，不管他们是否关心同一理论抽象层次的问题。他们的相似之处或‘共同观念’被当作历史延续性的表现；他们的不同之处则被看成历史变化或发展。政治思想史因而变成一些基本观念的历史，并被归结为一种单一的、发生在高度抽象层次的历史” (27) 。

斯金纳对传统的思想史研究提出了质疑和批评。在斯金纳看来，一切人类思想都产生、发展于特定的、具体的社会和历史条件下，都受到它们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超越其历史性局限，因而人类思想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真正永恒和持久的因素。斯金纳认为，一切政治哲学都具有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一切政治问题以及有关这些问题的一切回答也都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换言之，政治思想中的任何命题本身就是历史的，只有在某一特殊的历史情景下才能有效。在斯金纳看来，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所以他倡导我们不是要在哲学史上去找寻直接可以借鉴的“教训”，而是更应该学会独立思考。 (28)

按照斯金纳的观点，人类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根本不存在洛维乔伊所称的那些固定不变的“观念单元”，也不存在施特劳斯所说的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而仅仅存在着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人使用不同语言的历史。在这种历史主义的指导下，斯金纳坚持认为，严格的历史方法对研究政治思想史具有重要的价值，纯粹的历史研究是研究政治思想史更加适当的方法。

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采用的是跨文本的、语境论的研究路数，其主旨是达到对思想的历史性理解。斯金纳认为，对于思想史中文本的解释和分析，只有将其还原到具体的政治和社会语境中，还原到其与当时各种文本的关联中，才能真正把握文本的内涵和作者的意图。在斯金纳看来，观念史或政治哲学史的文本中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存在陷入“历史性谬误”的危险，这种思想史研究所得的结论并非历史而是神话。这种哲学而非历史的研究不仅不能提供历史的真相，而且不能洞察作者的本意，更不能在政治理论与政治实践之间建立正常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