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修辞学理论的内涵

按照斯金纳的观点，一些概念在历史演进中会不断被重新定义，它们时常从一种结构转移到另一种结构，其中的某些含义被改变，而另外一些含义则得以保持。斯金纳认为，正是修辞和语言的力量使得概念的含义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发生变化。思想家的文本本身就是修辞的产物，运用修辞的战略来支撑概念的内涵，表达并强化概念，使某种概念被人们普遍接受。对于语言和修辞在思想史中的重要性，斯金纳在《政治的视界》一书中作出解释：“我们运用我们的语言不仅仅是交流信息，与此同时也为我们的言论树立权威，激发谈话者的情感，创造进入和排他的边界，以及参与很多其他的社会控制活动。” (75)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语言和修辞的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质疑或改变它的道德认同，通过描述把一些行动赞扬为忠实的、友好的、勇敢的，而把另一些行动贬低为背叛的、侵略的和怯懦的，以此来支撑我们所采取的社会行为 (76) 。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斯金纳不把政治思想仅仅看成一种指导政治行动的原则，而是把政治思想直接当成政治的一种内容，或者说，政治行动本身 (77) 。政治思想家不是在哲学和抽象的层面上来论述他们的思想，而是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而思考，参与了现实的政治辩论。这样他们就不仅仅是纯粹的理论家，同时也成为参与现实政治实践的活动家。政治思想家的重要任务是使某种受到质疑的政治行动合法化，这就需要借助语言和修辞的力量。思想家通过运用合理有效的语言和各种修辞战略，奉劝说服听众接受他们的思想，也就是接受他们有争议的行动。在斯金纳看来，任何修辞都与特定时代的政治思想和行动密切相关。政治思想家利用修辞对概念进行重新定义，运用新的词汇以便创造新的概念，对词汇重新编排以便为某种政治行为找到合法性 (78) 。在这种观点引导下，斯金纳从对思想史的“概念”考察转向了对思想史的“修辞”考察，将政治思想、政治行动和修辞联系起来。

斯金纳的“修辞转向”，拓展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方向。谈到思想史的修辞研究，斯金纳说：“思想史研究有两种方法，或者说语言有两种维度。一种是意义的维度，研究所运用的词汇和句式的含意。另一种是语言行动的维度，研究说话者在运用词汇和句式时所能行动的范围。传统研究重视第一种维度，而我则关注第二种维度。如果概括我的研究方法，可以借用语言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话说，语言即行动。” (79) 也就是说，我们不能仅仅重视思想家文本中的词汇，更应该关注所用的修辞策略，重点考察思想家以何种方式、带有何种目的来言说。在这种理论指引下，斯金纳将修辞和概念的变化与政治行动相结合来进行研究，探讨修辞在概念的变化和政治行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起到了什么作用 (80) 。

在斯金纳看来，概念本身并不具有意义，概念所包含的意义始终与语言行动相关联，思想家对词汇的选择和使用语言的方式与概念所要表达的意义紧密相连。在任何社会中，概念的出现、变化、消失都是修辞的力量在起作用。对此，斯金纳说：“要理解一个概念，不仅有必要把握用于表达该概念的词语的意思，还要把握借助这个概念能够做的事情的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尽管长久的连续性已经不容置疑地印刻在我们所继承的思想模式中，我依然无悔于我的信念：没有一般概念的历史，只有其在辩论中用法的历史。” (81) 同一概念或事情本来不被人们所接受，但当对其进行重新描述和评价后，人们却心甘情愿认可并接受它，而且没有人意识到这原本是同一个概念或事情，这就是修辞所发挥的说服作用。希腊哲学家卡尔内亚德曾经在罗马讲学，他的第一篇讲演是发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关于正义的观点，能够令人信服地支持正义。然而他的第二篇讲演即是反驳他第一次所说过的一切，又能同样令人信服地反对正义。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发生在古代希腊，卡尼德斯前一天在集会上成功地说服人们支持这场正义的战争，在随后的第二天，他又将这场战争说成是非正义的，同样成功地说服人们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