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语境主义的演进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一套理论或方法论都会经历一个发生、发展和成熟的演进过程，“历史语境主义”也不例外。在斯金纳以前的思想史研究中，一些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关注历史语境的重要性，甚至初步实践了将历史作品、历史概念放在语境中来研究的想法。当时的历史语境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并没有引起史学界的广泛关注，也没有得到史学家们的普遍认可。最终使得这种历史语境研究大放光彩的思想史家是斯金纳，他系统地提出了“历史语境主义”理论，使语境下的思想史研究也更为完善。

斯金纳所极力提倡的“历史语境主义”的理论前提之一是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在柯林伍德看来，政治思想史是对变化着的问题的变化着的回答。遵循柯林伍德的问答逻辑，我们对任何思想立场和命题的理解，就都要求我们必须追溯到它所力图解决的问题，而问题的确定，离不开对具体思想语境的把握 (29) 。任何言说总是针对某些已经存在的话题展开的讨论，如果我们试图理解某种言说，必须明确言说者讨论的话题。言说者所讨论的话题可能存在于完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因此复原特定的语境必定有助于我们理解言说的意涵。柯林伍德在《自传》中还明确指出，貌似相同的概念或术语，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只有对历史语境进行仔细分析，才能够充分理解其差异。

拉斯莱特提出了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历史方法，这种方法在他重新整理和编辑的1960年版洛克《政府论》两篇中得到充分体现。拉斯莱特的这个版本对于洛克研究来说是革命性的，他对洛克的著作进行了历史性的研究分析，确定了该著作的写作时间，梳理了当时政治思想的具体语境。传统的观点认为，洛克的《政府论》两篇写于1688年光荣革命胜利以后，而且是对革命的合理性所作的辩护。拉斯莱特在为自己所编辑的该书而作的长篇导言中，对这种传统的观点提出了挑战。他成功地表明了该书的写作起源于1679—1680年的秋冬，比人们传统所认为的著书时间整整早了10年 (30) 。他还论证了该书并不是对光荣革命的理论辩护，而是对菲尔默出版的《父权论》以及1680—1683年“排斥法案”危机的回应。

拉斯莱特的观点之所以与传统观点存在分歧，是因为他对洛克文本的解读不同于以往思想史家的解读，他的独特之处在于将洛克的文本放置于语境中来理解。在他对洛克文本的解读中，历史成为一种批判工具和研究方法。在为《政府论》两篇所写的导论中，拉斯莱特明确指出“我们的首要目标只能是一项平庸的历史研究——按洛克本人为读者设想的面貌还原他的文本，把它纳入当时的历史背景，即洛克本人的背景，揭示洛克的所思所写与有着历史影响的洛克之间的关联” (31) 。拉斯莱特将历史语境作为理解文本的条件和基础，他认为政治文本只有通过对其进行历史语境的分析和梳理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理解。

对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波考克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首先，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历史环境之外，并被当作思想家个人意识状态的记录，而不是某种社会活动或历史事件的体现。再者，传统历史学家往往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过去的读者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这样做，从哲学的角度看是无可非议的，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很成问题。因为当历史学家以这种方式去研究政治作品时，他所关心的与其说是作品在过去曾经经历过的，不如说是他自己在现在所能找到的东西。他因为热衷于找出作品中最大理论连贯性，往往添加给作者一些明确的意图，或把作者说成在做一些在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做的事。此外，把所有作品都当作政治哲学来对待，就是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思想实际上可以在许多层次发生（从实际鼓励到哲学思辨）。也就是说，政治讨论可以为哲学性的，也可以为雄辩性的。即使历史学家要加以哲学式分析的作品恰好是高度哲理性的，也不能因此就认为他的做法是历史性的。因为他提出的问题（更不用说解答）不是真正历史的问题，诸如这一作品如何在历史中产生，如何置身于历史，或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以及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去写它，等等。” (32)

波考克在一系列很有影响的有关思想史研究方法的论著中，倡导思想史家不应当将精力仅仅耗费在文本和思想传统上，而应该集中精力研究社会和政治话语。波考克倾向于使用“话语”（discourse）这个词，它的意思是“言”（speech）、“文”（literature）或一般意义上的公开言论，它涉及某种理论要素，在各种语境中发挥作用并和语境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3) 波考克把政治思想看作是政治论说，是一种体现在政治著作中的社会活动，把政治思想家看作是历史活动家。思想家在一定的历史情景中通过一些当时可以获得的交流手段进行演说、写作等活动，这些活动针对他的时代的实际问题，是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讨论。思想家的言说并不是孤立于特定的时代环境，思想家实际上是在借言行事，通过言说来表达自己对某个问题或观点的看法和态度。在波考克看来，研究政治思想史就是要研究政治思想家的言语行为，而这些言语行为总是发生在一定的历史语境之中。

斯金纳完全赞同这些前辈学者们的意见，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自己的思考。对于历史语境研究方法，斯金纳有过更加系统的表述：“如果我们希望以一种真正的历史意识来写观念史，那么首要任务之一是把研究的文本放在知识背景中，以便我们理解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正在做什么。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完全进入已故思想家的思想过程，而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他们的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观念并且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 (34) 。这样的一种方法论带来的是思想史研究视角的转换——“将从思想家文本中来研究思想家的思想转换为研究思想家在什么状态下创作出了这样的文本，使用这样的词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