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索斯泰纳

我的舅舅索斯泰纳[1]

献给保尔·吉尼斯蒂[2]

我的舅舅索斯泰纳像世上许多人一样，是一个自由思想家[3]，一个由于愚蠢无知才变成的自由思想家。往往有些人也因为同样理由出家修道。他一看见神父就莫名其妙地火冒三丈，朝他挥拳头，双手在头上装犄角，还背着他赶紧摸摸一样铁器，其实这已经是一种信仰，对毒眼的信仰。对各种各样的荒唐信仰，我们的态度应该是：要不一概接受，要不一概不接受。我呢，我也是一个自由思想家，换言之，任何一种因为对死亡的恐惧而制造出来的教义，我都反对，不过我并不恨教堂寺院，不管它是天主教的、使徒教派的、罗马教的、新教的、东正教的、希腊正教的、佛教的、犹太教的，还是伊斯兰教的。再说，我有我自己的一套看法和见解。一个寺院，它是代表人对未知的崇敬。思想的领域越扩大，未知的范围也就越缩小，寺院的根基也就越不稳固。不过，我要在里面放上些什么望远镜啦，显微镜啦，发电机啦，来代替香炉。如此而已。

我的舅舅和我几乎在任何问题上意见都不一致。他是爱国者，我呢，我不是，因为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宗教。它是战争的根源。

我的舅舅是共济会[4]会员。我呢，我公开说，共济会会员比那些信教虔诚的老太婆还要愚蠢。这就是我的看法，并且坚持不变。如果非得有一种宗教不可的话，我看有那个老的也就够了。

其实这伙傻瓜不过是在模仿神父们。他们用三角形代替十字架作为标志。他们也有教堂，管它叫“分会”，有一大堆各种不同的仪式：什么苏格兰仪式啦，法兰西仪式啦，大东方仪式啦，全是些叫人笑痛肚皮的无聊玩意儿。

再说，他们要干什么呢？搔搔手心，互相帮助。这个我倒还看不出有什么坏处。他们实行的是基督教的训戒：“你们要互相帮助。”惟一的不同，就在搔不搔手心上。不过，为了借五个法郎给一个穷鬼，犯得上费这么大事吗？布施、援助，对出家修道的人来说，是一种义务，一种职责，他们在他们的书信的开头，都要写上J.M.J.[5]这三个字母。共济会员在自己名字后面也点上那么三个点。这还不是一码事！

我舅舅这么回答我：“我们正是创立宗教来反对宗教。我们以自由思想为武器，来消灭教权主义。共济会是一座堡垒，凡是希望打倒神灵的人都可以加入。”

我反驳说：“可是，我的好舅舅（在心里我却喊他‘老糊涂’），我要责备你们的正是这个。你们不是在消灭什么，而是在进行竞争，除了降低价格以外，这不会有什么结果。再说，如果你们只允许自由思想家参加你们的队伍，那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你们什么人都吸收。你们中间有大批的天主教徒，甚至还有教权派首脑。庇护九世[6]在当教皇以前，也是你们中间的人。如果你们把这样组成的一个社团算做反对教权主义的堡垒，我看你们的这个堡垒呀，力量未免太弱了。”

我的舅舅于是眨眨眼睛，补充说：“我们真正的活动，最可怕的活动，是在政治方面。我们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在摧毁君主政治的精神。”

这一来，我可忍不住叫起来了：“不错，你们都是老奸巨猾的人！如果您对我说：共济会是一个选举工厂，我完全同意；如果您对我说：它是控制投各种色彩的候选人的票数的机器，我也决不会否认；如果您对我说：它没有别的用途，除了愚弄善良的人民，把他们拉来，像送士兵上火线似的送到投票柜那儿去，我赞同您的意见如果您对我说：因为它把每一个会员都变成了一个选举代理人，所以对任何有政治野心的人来说都是有用的，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我会大声回答您：‘这真是再清楚也没有了！’不过，如果您硬要对我说：它在摧毁君主政治的精神，可别怪我当面笑话您。

“请您稍微仔细想一下这个广泛而神秘的民主团体。它在法国的大首领是帝国时代的拿破仑亲王；在德国的大首领是皇太子；在俄国的大首领是沙皇的弟弟。汉伯特国王，威尔斯亲王，世界上所有戴着冠冕的脑袋瓜都加入了！”

舅舅这一次对着我的耳朵悄声说：“说得对，不过所有这些王侯都不知不觉地在为我们的计划服务。”

“应该说是互相服务，对不对？”

我在心里补了一句：“一帮子浑球！”

索斯泰纳舅舅怎样邀请一个共济会会员吃饭，倒是值得一看。

他们遇到以后，带着一种十分可笑的神秘态度握手，捏啊攥的在手上交换一整套秘密暗号。我要是想叫舅舅发脾气，只须对他说：狗也有一套完全是共济会式的互相认识的办法。

随后，舅舅把他这个朋友领到角落里，就像有什么重要事要告诉他似的；他们隔着桌子面对面坐下来，不论是互相观察，交换眼色，还是喝酒，都有一套特别方式，眼睛这么一瞟一瞟的，像是不断在说：

“咱们是一家人，对不对？”

玩这种装腔作势的鬼把戏的，想不到世界上竟有好几百万呢！我宁愿做耶稣会[7]的会士。

恰好在我们城里就有一个老耶稣会士。他是索斯泰纳舅舅的眼中钉。每次遇见他，哪怕是远远瞧见他，我的舅舅也会低声唠叨：“滚开，你这个坏蛋！”然后挽住我的胳膊，在我的耳边悄声说：“瞧着吧，这个混账东西总有一天要来害我的。我觉得出来。”

这话倒叫我舅舅说中了。下面就是由于我的过错而造成的意外事件：

圣周[8]快到了，舅舅打算在星期五举行一次有荤腥的晚餐，一次真正的晚餐，要有杂碎灌肠和猪肉灌肠。我竭力反对；我说：“我到那天也跟平常一样吃荤，不过一个人在家里吃。您这种示威运动很愚蠢。为什么要示威呢？别人不吃肉，碍您什么事？”

可是，舅舅态度很坚决。他邀请三个朋友到城里顶好的一家饭馆去吃饭。因为是他付账，我也就不再拒绝参加这次示威了。

我们四点钟就在生意最兴隆的佩内洛普咖啡馆占了个显眼的座儿；索斯泰纳舅舅故意大声谈论他点的菜。

六点钟开始吃，到了十点钟还没有吃完。我们五个人喝了十八瓶上等葡萄酒，外加四瓶香槟酒。后来，舅舅又提议来一次他所谓的“大主教巡行”。每人六个小酒杯，在面前摆成一排，斟满各种利口酒；然后必须在一位参加者数到二十以前一杯杯地喝干。真够无聊的；可是索斯泰纳舅舅却认为很“应景”。

十一点钟，他已经喝得酩酊大醉，只好雇辆马车把他送回去，安排他睡下；他这次反对教士的示威，可以肯定会转变成一场严重的消化不良症。

我也醉了，不过醉后的兴致非常好，在回家的路上，忽然想出了一个鬼主意，它完全符合我对宗教抱有的怀疑主义的本能的需要。

我理了理领带，装出一副着急的神色，发疯似的去拉老耶稣会士的门铃。他耳朵聋，让我等了很久，一直到我砰砰踢门，把房子都快踢坍了，他才在窗口探出戴着棉睡帽的头来问：“找我有什么事？”

我大声喊道：“快，快，可敬的神父，快开门；有一个毫无希望的病人一定要请您去行圣事[9]！”

这个可怜的老头儿连忙套上一条裤子，顾不上穿道袍，就赶紧跑下楼来。我气喘吁吁地告诉他，我那位自由思想家的舅舅突然感到很不舒服，看样子是一场重病，所以他担心自己活不了，希望见见他，和他谈谈，听听他的意见，更好地了解了解宗教信仰，跟圣教会和解，毫无疑问，还希望忏悔，领圣体，为的是在跨那可怕的一步时良心可以得到安宁。

我最后用挖苦的口气补了两句：“他希望如此；总之，这样做即使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也不会有什么坏处。”

老耶稣会士又惊又喜，他战战兢兢地对我说：“请您等我一分钟，孩子，我就来。”可是我连忙说：“请原谅，可敬的神父，我不陪您去了，我的信仰不允许我这样做。刚才我甚至拒绝来找您；因此请您不要说您见到我，就说我舅舅的病您是得到上天启示才知道的。”

老头儿答应以后，匆匆赶去拉索斯泰纳舅舅的门铃。女用人正在伺候病人，立刻来开门；我看见那件黑道袍消失在这座自由思想的堡垒里。

我躲在附近人家的大门口，等着看热闹。换了身体好的时候，舅舅一定会把那个耶稣会士打个半死，但是我知道他这时候连动一动胳膊都办不到。我怀着欣喜若狂的心情问自己：这两个冤家对头见面以后会演出怎样一场难以预料的戏呢？会有怎样的争吵？怎样的解释？怎样的惊讶？怎样的混乱？等我舅舅发起脾气来，这个紧张场面就更加不可收拾，到那时又会有怎样的结局呢？

我独自一个人笑得捧住肚子，一遍又一遍低声说：“哈哈！多妙的玩笑，多妙的玩笑哟！”

然而，天气很冷，我发现那个耶稣会士过了很久还没出来，于是就对自己说：“他们还在互相解释呢。”

一个钟头过去了，两个钟头过去了，三个钟头过去了。可敬的神父还没有出来。发生了什么事呢？是舅舅看见他，一下子气死了吗？是他把这个穿道袍的人杀了吗？还是他们俩在互相吞食呢？最后的这一个推想，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小。因为在我看来我舅舅这时候连一克食物也吞不下去了。天亮了。

我惴惴不安，可是又不敢进去，猛然间想起有一个朋友正好住在对面。到他家以后，我把经过告诉他，他先吃了一惊，接着大声笑了起来。我守在他的窗口。

九点钟他来接班，让我睡一会儿。两点钟我又把他换下来。我们俩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到了六点钟，耶稣会士才出来，他态度安详，心满意足；我们看见他不慌不忙地走远了。

于是我又惭愧又胆怯地去拉我舅舅家的门铃。女用人来开门。我没敢问她，默不作声地爬上楼去。

我的索斯泰纳舅舅躺在床上，苍白，消瘦，憔悴，眼睛没神，胳膊发软。一张小圣像用别针挂在帐子上。

屋子里可以闻到一股消化不良症的臭味。

我说：“咦，舅舅，您还没有起来？不舒服吗？”

他有气无力地回答：“啊！我可怜的孩子，我病得很厉害，差点死了。”

“怎么回事，舅舅？”

“我不知道；说起来真奇怪。不过，最怪的是刚打这儿出去的那个耶稣会神父，你也知道，就是我以前无法容忍的那个正直的人，嘿，他居然得到启示，知道我生病，跑来看我。”

我差点忍不住笑出来：“哦！真的吗？”

“真的，他来过了。他听到一个声音吩咐他起床到我这儿来，因为我快死了。这是一个启示。”

我为了避免笑出来，假装打喷嚏。我真恨不得躺在地上打两个滚。

过了一分钟，我尽管很难克制心头的高兴，还是用气愤的口气说：“舅舅，您这个自由思想家，您这个共济会会员，居然接见他，没有撵他出去？”

他好像很惭愧，结结巴巴地说：“听我说，这件事太惊人了，完全是天意！再说，他跟我谈到了你外公。他从前认识他。”

“我的外公，舅舅？”

“是的，看上去他认识他。”

“可是，那也不能成为接待一个耶稣会士的理由呀。”

“我知道，不过我当时有病，而且病得很厉害！他十分热心地照料了我整整一夜。他真行。我这条命全靠他救的。他们这种人多少都懂点儿医道。”

“哦！他照料您一整夜。可是，您刚才还对我说过，他才打这儿出去呀？”

“不错。既然他待我这么好，我也应该留他吃一顿中饭，他是在我床前的这张小桌子上吃的，我只喝了一杯茶。”

“那么……他也吃荤啰？”

倒好像我说了什么大逆不道的话似的，舅舅顿时露出很不高兴的神色，他说：

“不要开玩笑，加斯东；有些玩笑开得很不适当。在这场病中，他对我比任何一个亲人都关心，我希望别人也尊重他的信仰。”

这一来把我弄得十分狼狈，不过我还是回答说：

“您说得对，舅舅。吃过中饭，你们又干些什么呢？”

“我们打了一场别吉克；打完以后，他念日课经，我看他带来的一本小书，这本书写得不坏。”

“是一本宗教方面的书吗，舅舅？”

“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比较起来，还是应该说不是。这是他们在中非洲传教的一段历史。还不如说是一本惊险的游记。这些人在那儿干的，很了不起！”

我开始明白事情糟了。我站起来，说：“好，再见了，舅舅，我看您是抛弃共济会，改信宗教了。您是个变节者。”

他神色有点不好意思，嘟囔着说：“可是，宗教也是一种共济会呀。”

我问：“您那个耶稣会士什么时候再来？”舅舅吭吭哧哧地回答：“我……我不知道，也许明天……不过也不一定。”

我垂头丧气地走了出去。

我的这个玩笑开糟了！舅舅彻底改变了他的信仰。光这样，对我还无所谓。天主教也好，共济会也好，依我看，不过是半斤八两。最糟糕的是他新近立了遗嘱，是的，立了遗嘱，而且为了那个耶稣会神父，先生，竟然剥夺了我的继承权。

郝运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