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弃的人
“说真的,我看你是疯了,我亲爱的,在这种天气,到乡下来散步。两个月来你脑子里一直有古怪的想法。你不管我愿意不愿意,把我领到海边,可是我们结婚四十五年来,你就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怪念头。你自作主张选定了费康,一个凄凄凉凉的城市,现在你又热中于往外跑,可你从来就不喜欢出门,居然想在一年最热的日子里在田野上散步。叫德·阿普尔瓦陪你吧,既然他顺从你的一切任性要求。至于我,我要回去睡午觉了。”
德·卡杜尔夫人朝她的老朋友转过脸来:
“您跟我去吗,德·阿普尔瓦?”
他微笑着,像过去时代的人那样殷勤地鞠了一个躬。“您去哪儿,我也去哪儿,”他说。
“好,不怕中暑就去吧,”德·卡杜尔先生宣称。他回海滨浴场旅馆,在床上躺上一两个小时。
老妇人和她的老伙伴等到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以后,就立刻出发了。她握住他的手,声音很低很低地说:“终于等到了!——终于等到了!”
他小声说:“您是发疯了。我可以向您保证,您是发疯了。想想您冒的危险。如果这个人……”
她一下子跳了起来,说:“啊!亨利,提到他时,别说‘这个人’。”
他口气粗暴地接着说:“好吧!如果我们的儿子猜到了什么,如果他怀疑我们,他不会放过您,也不会放过我们的。四十年来您一直不见他。您今天是怎么啦?”
他们顺着从海边到城里的那条长街走去。他们向右转,爬上埃特尔塔的山坡。白色的大路在暴雨般洒落的灼热的阳光下伸展。
他们在酷暑中迈着小步子,慢慢走着。她挽住她的朋友的胳膊,用着了魔的、发呆的目光直勾勾地望着前面!
她说:“这么说,您也从来没有再见到过他?”
“没有,从来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我亲爱的,我们不要再开始这个无休止的争论了。我有一个妻子和几个孩子,正如您有一个丈夫一样,因此您我都害怕舆论。”
她没有回答。她想到遥远的青年时代,想到过去的那些如此伤心的事。
她像一般年轻姑娘那样由着人把她嫁了出去。她对她的未婚夫,一个外交家,并不太熟悉,后来她跟他一起过着所有上流社会的妇女过的那种生活。
但是,有一个像她一样结过婚的年轻人,德·阿普尔瓦先生,一片痴情地爱上了她。德·卡杜尔先生担负着政治使命动身去印度,在他离开后的一段长时间里,她屈服了。她怎么能够顶得住呢?她怎么能够拒绝呢?她怎么能够有力量,有勇气不屈服呢?因为她也爱着他啊。不能够,真的不能够!那会太残酷了!她会太痛苦的!生活是多么恶毒,多么诡诈啊!我们能逃避命运的某些打击,能逃脱命中注定的前途吗?如果您是一个女人,孤孤单单,被遗弃,没有爱,没有孩子,您能像逃避阳光,至死一直生活在黑夜中那样,永远逃避朝您升起的强烈爱情吗?
她现在清清楚楚地记起了所有那些细节,他的吻,他的微笑,他为了看她走进她家时在门口的停顿。她的仅有的那些美好日子,如此快就结束了,那是一些多么幸福的日子啊!
后来她发现自己怀孕了!怎样的焦虑不安啊!
啊!那趟到南方的旅行,那趟长时间的旅行,那些苦难,那些连续不断的恐惧,那种躲藏在地中海边,一片花园深处的孤立的小木屋里的生活!她甚至不敢走出那片花园。
躺在一棵橙树下,抬起眼睛望着绿叶丛中的、滚圆的红果实,度过的那些漫长日子,她记得多么清楚啊!凉爽的海风从墙外吹来,她听见沙滩上短促的波涛声,她梦想着广阔的大海,蓝色的海面上闪耀着阳光,白帆点点,天边还有着一座高山;她多么想出去,一直走到海边啊。但是她不敢跨出门口。她体形变得这么厉害,笨重的腰身暴露出她的耻辱,如果有人认出她来,那怎么得了!
那些等待的日子,那些折磨人的最后日子啊!那些惊慌!那些吓人的疼痛!接着是那个可怕的夜!她忍受了多少苦难啊!
那一夜,是怎样的一夜啊!她呻吟叫喊得多厉害啊!她甚至现在还能看见她情夫苍白的脸,他每分钟都在吻她的手,还有医生的胡须剃光的脸庞和女护士的白帽子。
她听见孩子那声像猫叫的微弱的啼哭,那第一声迸发出来的男人嗓音,她感到自己心里发生怎样强烈的震动啊!
还有第二天!第二天!她这一生中唯一看见她的儿子,拥抱她的儿子的一天,因为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看到过他一眼!
从那以后,是怎样漫长的,空虚的生活,然而对这个孩子的思念却经常地,经常地浮现。这个从她身上钻出来的小生命,她的儿子,她连一次也没有再见到过!他给人抱去,带走,藏起来。她仅仅知道他由诺曼底的农民养大,他本人也成了农民,而且结了婚,靠了他不知道姓名的父亲,顺利地结了婚,并且有了一份好家产。
四十年来她曾经有过多少次想动身去看他,去拥抱他。她不能想象他已经长大了!在她脑海里出现的,永远是她曾经有一天抱过,紧贴住她受伤的腹部的那个人类的幼苗。
有多少次她曾经对她的情夫说:“我再也坚持不下去了,我想见见他;我要去。”
他总是拦住她,不让她去。她会失去常态,控制不住自己,对方会猜出是怎么回事,会敲诈她,她会给毁掉的。
“他现在怎么样?”她常说。
“我不知道。我也没有看见过他。”
“这怎么可能?有一个儿子,却不认识他。害怕他,像一个耻辱似的把他丢弃。”
这太可怕了。
他们在火辣辣的太阳下,疲惫不堪地走在那条长长的大路上,一直爬着没有止境的山坡。
她继续说:“难道这不是一个惩罚吗?我没有别的孩子。不,我不能再抵挡四十年来一直纠缠着我的这个想见他的愿望。你们男人不能了解这个。想想看,我离死期已经很近了。也许我和他不能再见上一面!……不能再见上一面,这怎么可能呢?我怎么能等这么长时间?我一生都在想他。这使我过着怎样可怕的生活。我一觉醒来,没有一次,您听好,没有一次头一个念头不是想到他,想到我的孩子。他现在怎样了?啊!我感到自己对他犯下了多大的罪!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害怕别人有什么意见吗?我本该放弃一切,跟随他,教养他,爱他。可以肯定我会更幸福。可是我不敢。我是卑怯的。我多么痛苦啊!啊!这些被遗弃的可怜的人,他们应该多么恨他们的母亲啊!”
她被呜咽哽住,突然停下来。整个山谷在灼人的阳光下,又荒凉,又静寂。只有蝈蝈儿在大路两边稀疏的、发黄的草丛中,发出干巴巴的连续叫声。
“坐一会儿吧,”他说。
她让他一直领到沟边,手蒙住脸倒下去。她脸两边卷成螺旋形的白头发,散开,披落。在强烈的痛苦折磨下,眼泪扑簌簌地落下来。
他站在她面前,惶惑不安,不知该对她说什么才好。他低声说:“走吧……拿出勇气来。”
她重新站起来说:“我有勇气。”她揩了揩眼睛,迈着老妇人那种一颠一颠的步伐重新朝前走去。大路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钻进一片树丛,树丛掩盖着几所房屋。他们现在可以听出铁匠铺里铁锤敲在铁砧上响亮、规则的响声。
很快地他们看见右边有一辆大车停在一座低矮的房屋前面,在一个敞棚下面,有两个男人在给一匹马钉马掌。
德·阿普尔瓦先生走近他们。
“皮埃尔·贝内迪克特的农庄在哪儿?”他大声喊着问。
两个人中间的一个回答:“走紧挨小咖啡馆左边的那条路,然后笔直朝前,走过波雷家的农庄以后,第三个农庄就是。栅栏门附近有一棵小枞树。不会搞错的。”
他们朝左转。现在她走得非常慢,两条腿发软,心跳得那么剧烈,甚至连气都透不过来了。
她每走一步都像做祷告似的低声说:“我的天主!啊!我的天主!”由于情绪过分激动,她的喉咙发哽,身子摇摇晃晃,就像有人把她的两条腿割断了似的。
德·阿普尔瓦先生心神不定,脸色有点苍白,他突然对她说:“您要是再不能控制住您自己,会立刻把自己暴露的。尽量把您的感情克制住。”
她结结巴巴地说:“难道我能够吗?我的孩子!没想到我就要见到我的孩子了!”
他们沿着夹在农庄院子与农庄院子间的、隐没在栽在沟边的两行山毛榉树下的那种乡间小路走去。
他们突然来到一棵小枞树遮盖着的栅栏门前。
“就这儿,”他说。
她停住,张望。
种着苹果树的院子很大很大,一直伸展到盖着草顶的那所小住家房屋前面。对面是马厩,谷仓,牛栏,鸡舍。在一个石板瓦屋顶底下,放着车子:一辆运货马车,一辆载重马车,一辆有篷轻便马车。四条小牛犊躲在树下吃着绿油油的青草。黑母鸡在院子里到处游荡。
没有一点声音。房子的门开着,但是看不见人。
他们走进院子。立刻有一条黑狗从横放在一棵大梨树下的桶里钻出来,开始发狂地吠叫。
沿着房子墙边有四个蜂箱放在木板上,麦秸编的圆顶,整整齐齐排成一排。
德·阿普尔瓦先生在房子前面叫喊:“有人吗?”一个孩子出来了,是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穿着一件衬衫和一条羊毛裙子,光着的腿很脏,神情既腼腆而又阴沉。她站在门框里,好像是想不让人进去。“你们要干啥?”她说。
“你父亲在吗?”
“不在。”
“他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妈妈呢?”
“在奶牛那儿。”
“她就回来吗?”
“我不知道。”
老妇人就像害怕自己会给强行拖走似的,突然慌慌忙忙地说:
“我不见到他决不走。”
“我们等他,我亲爱的。”
他们转过头去,看见一个农妇朝房子走来,提着两个铁皮桶,看上去好像很沉,太阳不时把耀眼的白色光芒投射在桶上。
她右腿瘸,胸部紧紧包在一件被雨水淋得褪色,被夏天的太阳晒得发焦,失去光泽的棕色羊毛衫里,看上去像一个又穷又脏的、可怜的女仆。
“妈妈来啦,”孩子说。
她到了她的住所附近,用冷漠的、疑心的目光望着陌生人;接着她走进自己的家,就像根本没有看见他们似的。
她看上去很老,一张脸干瘪、发黄、冷酷,是乡下女人的那种呆板的脸。
德·阿普尔瓦先生叫她:
“喂,太太,请您卖两杯牛奶给我们。”
她放下两只桶以后,嘴里咕哝着,又出现在门口。
“我不卖牛奶。”
“我们非常渴。这位太太上了年纪,而且很累。不能得到点什么喝喝吗?”
女农民用担心的、狡猾的目光打量他们。
最后她做出了决定。
“既然你们来了,我还是弄点给你们喝吧,”她说。
她消失在房子里。
接着那个女孩子出来,她端来两把椅子,放在一棵苹果树下,母亲也端着两碗起泡沫的牛奶来了,她把牛奶放在两位客人手里。
接着她留下,站在他们面前,好像是想监视他们,猜出他们的打算。
“你们从费康来?”她说。
德·阿普尔瓦先生回答:
“对,我们到费康来过夏天。”
在一阵沉默以后,他接着说:
“您能每个星期卖给我们几只小鸡吗?”
女农民犹豫不决,后来回答:
“可以。你们要小的?”
“是的,要小的。”
“在市场上你们付多少钱?”
德·阿普尔瓦不知道,他朝他的女伴转过脸来问道:
“你买鸡,我亲爱的,买小鸡付多少钱?”
她眼睛含满泪水,结结巴巴地说:
“四个法郎到四个半法郎。”
女农庄主感到惊奇,斜着眼看她,接着问:
“这位太太在哭,她病了吗?”
他不知回答什么才好,吞吞吐吐地说:
“不……不……不过她……她在路上丢了她的表,一只很好的表,因此感到难过。如果有人找到,请您通知我们。”
贝内迪克特大妈什么也没有回答,她认为这件事很可疑。
突然间她说:
“我丈夫来啦!”
只有她一个人看见他进来,因为她脸朝着栅栏门。
德·阿普尔瓦猛地一惊,德·卡杜尔夫人坐在椅子上发狂般地转过脸来,几乎一下子昏过去。
一个男人在十步以外,腰弯成两截,喘着气,在拉一条母牛。
他没有留意客人,说:
“真该死!多犟的畜生!”
他朝着牛栏走过去,消失在牛栏里。
老妇人的眼泪突然干了;她惊慌失措,既没有了说话能力,也没有了思想能力:她的儿子!这就是她的儿子!
相同的想法刺痛了德·阿普尔瓦的心,他嗓音慌乱地说:
“这是贝内迪克特先生吗?”
农庄女主人起了疑心,问:
“谁把他的名字告诉你们的?”
他回答:
“是大路拐角的铁匠。”
接着大家全都不说话了,眼睛盯着牛栏的门。它看上去就像房墙上开出的一个大黑窟窿。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可以听见模糊的响声,忙碌声,由于地上撒满麦秸而变得轻柔的脚步声。
他揩着额头重新出现在门口,朝房子这边走回来,步子又慢又大,每迈出一步身子都要往上一冲。
他又在这些陌生人前面经过,仿佛没有注意他们,对他的妻子说:
“去给我取一罐苹果酒来,我渴了。”
接着他走进他的房子。农庄女主人朝食物贮藏室走去,把两个巴黎人单独留下。
德·卡杜尔夫人惊慌失措,结结巴巴地说:
“走吧,亨利,我们走吧。”
德·阿普尔瓦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起来,使出全身的力量扶住她,因为他清楚地感到她就要倒下去,在扔了五个法郎在一把椅子上以后,把她拖走了。
他们刚跨过栅栏门,她就抽抽噎噎地哭起来,痛苦得浑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说:
“啊!啊!这都是您使他变成这个样子!……”
他脸色非常苍白,用生硬的声调回答:
“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事,他的农庄值八万法郎。这不是所有城里人的孩子都能得到的一笔财产。”
他们慢悠悠地往回走,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她一直在哭。眼泪不断地从她眼睛里涌出来,在她的脸颊上往下淌。
眼泪终于停止了,他们回到了费康。
德·卡杜尔先生等着他们吃晚饭。他看见他们,笑着喊道:
“很好,我的妻子中了暑。我感到很高兴。说真的,我相信她近来有点神经错乱了。”
他们俩谁也没有回答。做丈夫的搓着双手问:
“你们至少散步得愉快吧?”
德·阿普尔瓦回答:
“很有趣,亲爱的,非常有趣。”
郝运 译
[1]本篇首次发表于一八八四年八月十五日的《费加罗报》。同年收入中短篇小说集《伊薇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