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战略形成期
核武器的出现与冷战起源息息相关。1941年10月初，美国总统罗斯福做出了研制原子弹的决定。随后，美国、英国以及加拿大科学家共同努力，终于在1945年7月16日研制成功。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主要是防范苏联。尽管不少科学家和一些政府官员确信，美国不能永远保守原子能秘密，建议与苏联进行对话，实现原子能的国际管制，但罗斯福总统却不愿意这样做。可以说，美英在原子能问题上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美苏之间的不信任，成为导致战时同盟瓦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将这两个城市夷为平地。杜鲁门政府此举究竟意图何在，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争论不休。传统学派认为，这完全是出于军事考虑，旨在减少美军伤亡，加快战争结束的步伐。修正学派则指出，美国是试图通过显示原子弹的威力，以迫使苏联在战后安排问题上做出让步。现在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杜鲁门政府之所以决定使用原子弹，军事考虑是第一位的，当然也确有政治目的，只不过后者占有次要地位。[2]
不管怎样，在战后初期，随着冷战的展开，原子弹无疑成为美苏关系中的一个非常微妙而又重要的因素。美国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认为，在许多部门，原子弹被视为能抵消苏联在欧洲大陆日益增长的影响的工具。他本人主张在原子能问题上尽早同苏联进行接触和对话，拟定控制核武器的办法，认为美国如果利用这种武器来炫耀“我们的优势，只会使他们更加怀疑我们的目的与动机”。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也提出了同样的建议。他警告说，苏联一定会竭尽全力去恢复因原子弹而造成的力量失衡，如果美国在原子能问题上坚持排斥政策，势必会进一步加剧美苏关系的紧张。但是杜鲁门决意继续垄断原子弹，并不断扩大原子弹的生产，以增加与苏联打交道的筹码。[3]
原子弹的巨大破坏力促使杜鲁门政府对苏联采取更为强硬态度，不断向其施加压力，迫使其在东欧、中东以及东亚问题上妥协。美国决策者对原子弹的长期垄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自信，认为苏联不可能很快制造出自己的核武器，可能需要5—15年的时间。杜鲁门甚至坚信苏联人永远也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由于拥有了原子弹这张“王牌”，杜鲁门设想大幅度削减军队。1945年9月15日，他提出在1946年6月以前把800多万人的战时陆军削减到195万人，海军和空军也相应削减。1946年3月，陆军部宣布到1947年7月把陆军削减到107万人，其中40万是空军部队。应当说，在1949年之前，美国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核战略，只是把原子弹当作其武器库中一个威力巨大的炸弹，而且，由于居于垄断地位，美国原子弹的生产规模也很小。在垄断原子弹时期，美国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核战略，只是将其视为一个威力更大的常规武器而已。
事实证明，美国决策者的判断完全是错误的。就在美国开始研制原子弹之时，苏联科学家同样开始对原子能问题给予关注。从1943年开始，苏联情报部门陆续获得了其他国家研制原子弹的机密情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示国防委员会组织有关部门实施苏联的原子能发展计划，并由核物理学家库尔恰托夫来具体负责。
1945年7月波茨坦会议期间，杜鲁门故意告诉斯大林，美国已经制造出一种破坏力很大的新武器之后，斯大林表面上无动于衷，这令杜鲁门颇感失望，但实际上，斯大林立即下令苏联有关部门加快研究速度。这可以说是美国施展“原子外交”的开始。对此，斯大林表示，杜鲁门“企图向我们施压，原子弹的确给他撑了腰，但是这种讹诈和威胁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苏联决不能容忍任何国家拥有对苏联的决定性优势。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国投掷原子弹的真正目标不是日本，而是苏联，旨在向苏联施加压力。[4]
原子弹在日本所造成的毁灭性破坏使苏联决策者充分认识到了原子弹的威力。斯大林等人在公开场合对原子弹表现出不屑一顾的样子，认为它只能吓唬那些胆小鬼，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进程，但私下里都认为“那是个非常有威力的东西”。1945年8月20日，斯大林召见库尔恰托夫，强调美国在广岛投掷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世界，力量均势已经被破坏，指示他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制造出原子弹，使苏联“免受巨大的威胁”。[5]尽管苏联在战后初期面临着百废待兴、医治战争创伤的艰巨任务，研制原子弹仍成为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1946年1月25日，斯大林再次指示，研究工作要以“苏联的规模”进行，并表示将提供最大限度的援助。[6]12月，苏联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投入运转。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美国垄断原子弹的时代宣告结束。
不言而喻，苏联原子弹的爆炸不啻是对美国决策者的当头一击，不少官员对此做出的第一反应是怀疑。杜鲁门的国家安全顾问悉尼·索尔斯认为，这很可能是核反应堆爆炸引起的虚惊，而不是原子弹爆炸。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表示，无论苏联试验的是什么，反正不可能是原子弹。9月23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说，在过去的几个星期中，苏联进行了一次原子爆炸，并称“自从人类首次释放原子能以来，其他国家在这种新力量上的发展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直就估计到这个可能性”。[7]
核垄断地位的丧失极大地加剧了美国人的不安全感，促使杜鲁门政府对国家安全政策做出大幅度调整。首先是决定研制威力更大的氢弹，恢复美国的核优势。对此，美国国内存在着较大分歧。大多数科学家认为，研制氢弹的做法“会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危险，远远超过了这一武器所带来的军事优势”，担心超级炸弹“很可能成为一种灭绝种族的武器”。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提出了一份长达70多页的备忘录，建议美国政府与苏联进行认真谈判，以达成原子能的国际管制。事实上，就连新任国务卿的艾奇逊也似乎主张暂缓发展氢弹，建议最好就超级炸弹规定一个18—24个月的延缓期，在此期间尽最大努力缓和国际局势，与苏联人达成协议；如果不能达成协议，再大力生产原子弹和氢弹。他强调，如果美国在军事上对核武器的依赖与日俱增，那么“我们无法自信地提倡和主导国际管制和废除此类武器的能力”。
但是，这一观点遭到了原子能委员会部分成员、国会和军方的强烈反对。国会两院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布赖恩·麦克马洪在给杜鲁门的备忘录中对此进行了猛烈攻击，宣称如果听任苏联率先得到氢弹，灾难很可能就会降临。原子能委员会成员刘易斯·斯特劳斯认为，美国现在要抓紧时间研制氢弹，要像当初研制第一颗原子弹那样，投入相应的人力和财力，只有这样才能保持领先地位，美国单方面放弃研制这一武器非常容易导致苏联单方面拥有这类武器。10月10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上书国防部部长约翰逊，强调“在苏联获得原子武器的情况下，如果要求我们的核武器继续起到对战争的威慑作用，那就必须保持我们在核储备以及生产速度上的压倒优势”。11月23日，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拉德利向杜鲁门提出，美国的克制并不能阻止苏联发展核武器，如果苏联有了超级炸弹而美国却没有，这种情况“将是不可容忍的”。[8](https://www.daowen.com)
杜鲁门的观点很明确，“既然我们不能实现国际控制，我们就必须保持在核武器方面保持最强大的地位”，认为“任何能保证我们在国防原子能发展领域中获得领先权的东西必须进行试验”。1950年1月31日，他指示原子能委员会继续包括氢弹在内的各种原子武器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告诉其助手，就氢弹而言实际上并没有决定可做，美国不得不研制这一炸弹，必须拥有它，“即使只是为了与苏联讨价还价”。在杜鲁门看来，苏联原子弹的爆炸打破了原来的力量平衡，美国只有通过研制威力更大的炸弹才能恢复这种平衡。[9]3月，军方提出了一项更为明确的要求，主张将“热核武器的发展计划当作最急迫的工作来完成”，并提供必要的支持，杜鲁门立即批准了这一建议。[10]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开始着手调整国家安全政策，其结果即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的出笼。该文件极力渲染苏联的军事力量，认为苏联的军事实力已经对“自由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美国必须大力扩充军备，才能掌握冷战的主动权，遏制住苏联的“扩张”。文件要求在迅速扩充常规军备的同时，“进一步提高核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强调“如果苏联抢在美国之前发展了热核武器，那么整个自由世界面临的苏联压力将极大地增强，美国遭受攻击的危险也随之而增加；如果美国先于苏联发展热核武器，那么美国暂时有能力向苏联施加更多压力”。[11]由此可见，在美国决策层看来，氢弹的研制与否直接关系着美国的国家安全。
在杜鲁门时期，美国的核战略处于初创阶段，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美国决策者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原子弹对国际关系发展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只是将其视为威力空前的炸弹。美国领导人凭借手中的核优势，频频挥舞原子弹，对苏联、中国等国家施加压力，核武器成为美国推行遏制政策的重要工具。根据1948年9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拟定的第30号文件，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必须迅速而有效地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适当的手段，保卫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自轰炸广岛以来，外交上的每一次交锋都笼罩着原子能的魔影。[12]在冷战初期，虽然美苏两国并没有直接进行军事较量，但世界依然是险象丛生、危机迭起，甚至几次濒临核战争的边缘。
1948年6月，苏联对柏林实施全面封锁，由此导致东西方在柏林问题上发生了所谓第一次柏林危机。为了迫使苏联解除封锁，在危机的高潮，美国决策者决定使用核外交，将60架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部署到英国的空军基地，对苏联进行威胁。尽管这些飞机当时并没有装载原子弹，而且都没有经过改装，也不能携带核武器，但苏联并不知晓。根据美国一位原子能事务官员的说法，美国派遣B-29轰炸机，就是希望使人们产生它们装备了核武器，并且美国打算使用这些武器的印象。国防部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驻德美军军官亨利·克莱宣称“将毫不犹豫地使用原子弹”，而且首先要攻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杜鲁门也表示，如有必要，他将准备动用原子弹。[13]五角大楼甚至请求将原子弹的控制权从杜鲁门总统手中移交给军队，以便做好随时使用的准备。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证据说明美国的核部署对苏联的决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美国决策者确信，核威胁在柏林危机中发挥了作用，促使苏联做出让步，并最终解除封锁。[14]这是冷战时期美国首次实施的核外交。朝鲜战争是东西方之间展开的第一场大规模军事较量，美国决策者依然把核武器作为取得最后胜利的撒手锏。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晚上，美国领导人即讨论对苏联远东空军基地实施核打击问题。美国决策者认为，苏联在背后策划了这场战争，并且也只有苏联才有能力阻止美国的干预。杜鲁门甚至在1950年11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发出核威胁，声称一直积极考虑这一问题。一些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甚至公开要求用原子弹对苏联实施先发制人式的打击。不仅如此，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一直都在积极策划使用原子弹问题，并制订了相应计划和方案。
不仅如此，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美国政府内部不断有人主张用核武器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战争，军方更是制订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1946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定了第一个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铁钳”作战计划，认为与苏联的战争将是一场全面战争，需要动用美国及其盟国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战争潜力。根据该计划，一旦发生美苏战争，要求以50枚原子弹摧毁苏联24个城市。1948年5月，美国军方又制订了“半月”计划，建议用50枚原子弹攻击苏联，摧毁其进行战争的努力，并使其50%的工业陷于瘫痪。1949年初，军方以“特洛伊”计划取代“半月”计划，设想在一个月之内，用133枚原子弹攻击苏联70座城市，主要目标包括工业中心、交通运输枢纽以及发电站等。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方完成了“敲诈”计划，要求对苏联100多座城市投掷200多枚原子弹。[15]
从1945年至1949年初，美国确定的核打击目标主要是苏联的城市和工业，主要原因是，这些目标很容易确定，摧毁这些目标是削弱苏联军事力量的最佳途径。1949年之后，随着苏联拥有了原子弹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美国的打击目标清单也更为复杂化，主要包含了三类：工业设施；交通运输线；军事设施。但是，对于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应该首先打击何种目标，美国空军内部意见并不统一。[16]
为了保持核垄断地位，1946年6月，美国提出了实施国际原子能管制的“巴鲁克计划”。按照该计划，世界上的原子能发展与使用的所有活动都由一个国际原子能机构来进行管制；任何把核燃料用于武器发展的违约行为都将受到严惩；在该机构建立起管制后，所有国家应当停止原子弹的制造，对现有原子弹将按照有关规定加以处置；在原子能问题上任何国家都不具有否决权。很显然，这一计划有助于美国继续垄断原子弹。实际上，美国的主要意图即在于此。尽管此方案得到了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赞同，但苏联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该计划不过是美国借以“维持它的原子垄断”和“窃取苏联军事机密”的一种工具。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葛罗米柯提出，应当缔结一项国际协定，完全禁止拥有、生产和使用原子武器，而不是达成一项国际控制协定。缔约国应承担如下义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使用核武器；禁止生产和保存这类武器；在该协议生效后3个月内销毁所有核武器的储备；缔约国宣布，任何对上述条款的破坏是对人类犯下最严重的国际罪行。他特别强调，苏联决不接受对否决权问题的任何限制。[17]如果接受苏联的建议，美国就要销毁自己的原子弹，这显然是美国政府不可能做到的。杜鲁门表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扔掉我们的枪杆，除非我们能够肯定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能武装起来反对我们”。[18]
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美苏双方互不让步，这就预示着刚刚开始的核军备限制谈判将会困难重重。1946年7月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比基尼岛进行了第二次原子弹试验，进一步增加了苏联的危机感。毫无疑问，美国的决策大大加剧了美苏核军备竞赛。1949年初，苏联退出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1952年11月1日，美国在马绍尔群岛成功试验了第一个热核装置，其当量为1040万吨梯恩梯，比投掷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当量大1000倍。就在美国对此感到沾沾自喜之时，苏联领导人却宣布，“美国已不再拥有对氢弹的垄断权”。1953年8月8日，在美国试验氢弹9个月后，苏联也进行了首次热核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