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报复战略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执政后，美国的核战略逐步开始形成。大规模报复战略是美国第一个系统的核战略，确立了核武器在美国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中的核心地位。10月，艾森豪威尔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号文件，确定今后无论何时，只要需要就使用核武器，以核武器和战略空军为中心来制订全盘战略计划。1954年1月，国务卿约翰·杜勒斯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讲话，首次公开提出了这一战略。他宣称，威慑侵略的办法就是“自由世界”愿意并且能够在它所选择的地点，以其所选择的方式有力地做出反应，这个基本的决定就是主要依靠一种巨大的报复能力，“能够即刻以我们所选择的方式进行报复”。杜勒斯所言“巨大的报复能力”即是核武器，这表明大规模报复战略其实就是以美国强大的核武库为后盾，对苏联等国家进行威慑。根据这一战略，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使用核武器，而且在打击目标方面没有限制，这就要求美国必须在战略武器和战术武器方面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否则不足以对其他国家构成威慑。

这一战略的出台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考虑：第一，朝鲜战争的教训。美国决策者通过朝鲜战争深深地认识到，在亚洲同共产党国家打一场地面战争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付出的代价太高。第二，平衡预算的需要。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大力压缩政府财政赤字，削减常规军备，而把有限的资金投入核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方面，既可以加强美国的安全，同时减少了军备的支出。第三，美国的核垄断地位虽然已经被打破，但苏联的核力量还不足以对美国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使得美国仍可以发挥自己的核优势，对苏联进行威慑。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以核力量为主体的军事战略，而将常规军事力量置于较为次要的地位。基于这一战略，美国的核力量得到了长足发展。1953年，美国已拥有1000枚左右的核武器，400多架战略轰炸机，并开始在欧洲部署战术核武器。1956年5月，美国在太平洋上首次进行氢弹空投试验，氢弹从此进入实战阶段。1959—1961年间，美国平均每天制造的各种核武器数量达数十枚，美国的核武库急剧膨胀。1957年，库存核弹头为5000枚，至1960年则激增至16000枚左右。美国还在英国、意大利、土耳其、西德等部署了“雷神”“木星”中程导弹，直接威胁着苏联的欧洲地区。海军装备了新式的“北极星”潜射导弹。在大力发展进攻性核力量的同时，美国从1955年起即着手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

苏联则奋力追赶，并在洲际导弹等领域开始领先于美国。1957年10月，苏联率先发射了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表明美国本土从此将直接面临遭受苏联核打击的危险。美国人由此惊呼出现了所谓“导弹差距”，美国处于其历史上“最为严重的危险时期”。当时的美国人普遍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在飞速发展，尤其是在远程导弹方面遥遥领先于美国，美国已经丧失了原来的战略优势，苏联的导弹直接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使美国处在历史上最危险的关头。1957年美国《国家情报分析报告》认为，苏联在1960年底之前，将部署500枚洲际导弹，到1961年中可达到1000枚。^[19]政治评论员约瑟夫·阿尔索普根据美国情报评估报告于1958年7月透露：1959年苏联计划部署洲际导弹100枚，1960年为500枚，1961年增至1000枚，1962年为1500枚，到1963年底将达到2000枚。而美国洲际导弹的数量是，1960年30枚，1961年70枚，1962年130枚。他在其专栏文章中写道：“在五角大楼，人们一谈起导弹差距就惊恐不已。”^[20]

1959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首先提出了“导弹差距”论。他根据美国当时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情报估计，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苏联的洲际导弹的数量将是美国的3倍。“由于苏联吹嘘它的优势，以及美国承认暂时存在着导弹差距，舆论似乎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不仅目前在军事上落后于苏联，而且在以后的10年或20年中也将继续落后。”^[21]尽管事实上美国在核武器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在“导弹差距”中享有优势，但是来自各方面的强大压力迫使艾森豪威尔不得不做出反应，以迎头赶上苏联。在其第二个任期内，美国的战略武器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轰炸机的数量和质量也有很大的提高。(https://www.daowen.com)

1957年11月，艾森豪威尔政府成立了一个以盖瑟为首的委员会，讨论苏联在核领域对美国构成的挑战。不久，盖瑟委员会提出报告，承认了美国核力量的脆弱性，预言在研制洲际导弹方面苏联已经处于领先地位，今后一段时间美国将处于关键时期，必须加快战略核力量的建设步伐。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苏之间基本上达成了战略平衡。美国拥有洲际导弹1054枚，潜艇发射导弹656枚，远程轰炸机540架，苏联则分别拥有1200枚、230枚和150架。^[22]随着苏联核力量的迅速发展，美国的绝对核优势已经丧失，大规模报复战略的基础发生了严重动摇。不仅如此，大规模报复战略也并没有得到盟国的支持，英国、法国等始终对这一战略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特别担心西欧会成为美苏进行核战争的牺牲品。

在核力量使用方面，1954年3月，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提出了一个以“消灭一个国家”为目的的“基本战争计划”，设想在两个小时之内，向苏联投掷735枚原子弹，届时苏联除了冒烟的、有放射性的废墟之外不会剩下任何东西。^[23]随着核技术的迅速发展与核武器种类和数量的不断增多，特别是美军各军种都配备了各种类型的核武器，使得制订全面的核作战计划变得更为必要。1960年以前，美国的核作战计划一直由战略空军司令部单独拟定，存在着诸多问题。1960年8月，艾森豪威尔批准建立“联合战略目标计划参谋部”，负责制订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将确定的各种军事、工业和政府目标有机地统一起来，最大限度发挥核打击的作用。军方随后制订了第一份“统一联合作战计划”，规定在核战争爆发时立即对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的1050个目标投掷3500枚核武器，以取得战争的胜利。^[24]

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曾在东亚地区多次挥舞核武器。1953年5月朝鲜停战谈判期间，杜勒斯通过印度向中国发出威胁，称如果不能尽快实现停战，美国将不得不扩大战争规模，并可能使用原子弹。^[25]1954—1955年和1958年两次台湾海峡危机期间，美国政府大搞“战争边缘政策”，曾多次酝酿对中国实施核打击。1954年4—5月间，美国还曾考虑在奠边府战役中使用战术原子弹来打破北越军队对法军的包围。

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尽管出于宣传和政治目的，美苏双方都曾提出种种限制核军备竞赛的倡议，包括“原子用于和平”和“开放天空”等设想，并且在联合国内外开始进行有限的接触，但都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26]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不愿放弃并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核优势，对谈判缺乏必要的诚意，提出各种禁止核试验的建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宣传目的，以取得国际社会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