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关系的调整

1960年池田勇人出任日本首相后，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1961—1970年日本工业生产年均增长率高达16.2%。1970年，其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975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6.5%。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加拿大、英国、法国、联邦德国等国家，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日本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美日关系发生了变化。1961年6月中旬，肯尼迪总统与池田举行会谈。双方认为美日关系进入了“平等伙伴关系”，为进一步加强两国的伙伴关系，决定成立部长级的美日贸易和经济联合委员会、科学合作委员会和教育文化合作委员会。11月初，美日贸易和经济联合委员会在日本箱根举行第一次会议，主要议题包括美日经济状况和展望、进一步发展双边经贸关系等。肯尼迪称这次会议“成功地把美日伙伴关系概念扩大到经济领域”，认为“这是在两国关系中向前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

约翰逊执政时期，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对日政策主要是争取日本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1965年1月中旬，约翰逊与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就越南战争以及双边关系问题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重申应加强两国之间更紧密的合作，确认以两国各自的经济成长为基础的日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对双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虽然如此，由于绝大多数日本民众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持批评态度，无疑给美日关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在美国高层看来，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在很大程度上也符合日本的利益。^[5]1965年9月，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向佐藤抱怨说，“由于众多日本人反对美国的越南政策，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日美关系处于停滞甚至恶化的状态”。他非常担心，由于日本对越南战争的态度会使美国在日本的地位和影响有“动摇的危险”。^[6]为了使日本民众更多地了解美国的越南政策，美国政府高层多次出访日本，向日本政府和民众说明美国的亚洲政策，谋求日本的理解和支持。在越南战争期间，日本不仅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特需”收入，而且还曾秘密出动登陆艇为美军运送弹药等，并向南越军队提供上万部电台及大量药品等物资。^[7]

尼克松政府执政后，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做出重大调整，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从亚洲实施战略收缩，因而更加倚重日本，视日本为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将发展与日本的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1972年1月初，美日两国举行首脑会晤。双方表示，要在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和文化等所有领域密切合作。2月初，尼克松发表外交咨文称，“日本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国”。尼克松很快因为“水门事件”被迫辞职，但接任的福特总统依然将加强美日关系作为外交政策的中心。1974年11月，福特访问日本，这是100多年来美国在任总统第一次赴日访问，也是福特接任总统后的首次出访，显示了美国对日本的重视。他表示，同日本的“伙伴关系”是美国对外战略的一根支柱。日本方面也一再强调，坚持以日美关系为外交基轴。1975年9月，日本天皇进行了有史以来的首次访美。1979年5月，卡特总统在与来访的大平正芳首相会晤时重申，日本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大平则表示，“我们同不可替换的友邦、同盟国美国结成了紧密的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日美两国有着必须履行的同样的任务”。^[8]双方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将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准备在世界范围内协助美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在20世纪70年代，美日政治关系有了长足发展，仅首脑会谈就有12次，超过此前20年的总和。与此同时，双方进一步加强了在国际问题上的相互合作和支持。^[9]

随着日本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美日防务关系更加紧密。1975年8月，美日就两国防务领导人每年定期磋商达成一致，并同意就双方防卫合作的各项具体问题进行研究。1976年7月，日美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成立，主要任务是就包括军费在内的日美合作前景进行协商。该小组委员会设有作战、情报和后勤支援三部分。1977年8月中旬，日美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就以下两点达成一致：第一，日方主要对付有限和小规模的入侵。在发生较大规模入侵的情况下，日方将负责防御作战，美方负责进攻作战。第二，制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1978年11月，美日提出了《防卫合作指针》，规定双方应研究制订联合作战计划，适时进行必要的联合演习和联合训练，进一步明确了“美攻日守”的作战分工等。^[10]与此同时，日本还决定大幅提高承担的驻日美军的费用，由1977年的5.8亿美元提高至1979年的10亿美元。(https://www.daowen.com)

美日之间的主要矛盾集中在经济领域。1965年日本对美贸易从入超转为出超，此后日本的顺差数额直线上升。1968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突破10亿美元，1969年为13.98亿美元，1971年升至32亿美元。在日本商品大量涌入美国的同时，日本却对钢铁、计算机、汽车等460多种商品实行进口限制。因而，美国政府一直敦促日本实行贸易自由化。在美国的压力下，至1970年日本仍对100多种商品实行进口限制。纺织品贸易是这一时期美日贸易摩擦的重点领域。由于日本纺织业发展迅速，出口量占世界纺织品总出口量的近70%，并且大部分流向美国，从而对美国南部的纺织业造成严重冲击。实际上，自20世纪60年代初期双方就开始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交涉。美国多次要求日本实行自主限制对美出口，遭到日方的抵制。1969年5月，日本众议院全票通过了反对美国要求日本限制纺织品出口的决议，认为美国的要求违反了“关贸总协定”。日本纺织业也联合起来，要求日本政府坚持自主经济外交。1969年12月、1970年1月，美国两次提出限额方案，要求日本的30多种毛纺、化纤产品每年出口美国的增长率不得超过30%，否则将禁止从日本进口。美国国会内一批力主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议员要求单方面实行纺织品的进口配额制。美国商务部部长甚至称，日本目前是在进行一场经济战，“其直接的目标是试图控制太平洋，然后或许是整个世界”。^[11]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对一切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使日本蒙受巨大损失。美国政府还向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如果1971年10月15日之前仍不能就纺织品贸易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采取进口配额制。经过双方多次交涉，1971年10月中旬就纺织品贸易问题达成协议，日本最终做出妥协，接受了美国的解决方案，决定对所有化纤及毛纺织品的出口实行自主限制。此举将使日本对美国的纺织品出口比原计划减少30%—40%，并因此造成30万—40万纺织工人失业。为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出资对遭受损失的中小企业给予补贴。^[12]尽管日本对纺织品以及钢铁等的出口采取了“自主限制”措施，1972年受限制的日本商品数量有130种，其出口增长率不得超过5%，同时扩大美国商品的进口，放宽对美国投资的限制，但仍然无济于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双方在贸易领域的矛盾。

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日贸易摩擦从纺织品转向汽车、彩电等产品。1971—1975年间，日本每年向美国出口彩电100万台左右，1976年猛增至253万台，1977年高达295万台，占美国市场的40%。1980年日本向美国出口汽车192万辆，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21%。随着日本产品的大量涌入，双方贸易摩擦再度加剧。1976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为38.3亿美元，1977年为73.2亿美元，1978年升至101亿美元。美国政府强烈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对美出口，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1977年双方签订了《维持市场秩序协定》，规定今后三年间，日本每年对美出口彩电限制在175万左右；从1981年起，对美出口汽车自主限制在168万辆以内。在农产品方面，双方也进行了多轮交涉，并于1978年12月达成协议，日本承诺扩大进口美国柑橘、牛肉以及橘汁和葡萄柚汁的数量。到1980年，美国出口牛肉的57.6%和柑橘的14.7%都销往日本。^[13]至此，美日紧张的经贸关系得以暂时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