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和背景下的调整
1968年，理查德·尼克松在接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表示，在对苏关系上，要从对抗走向谈判。尼克松执政后，对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提出了旨在实行战略收缩为主要内容的“尼克松主义”。在对苏关系上，开始采取较为灵活的态度谋求与苏联对话，推行缓和政策。这是尼克松政府调整对外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造成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即是美国失去了昔日的核优势，美苏两国战略力量已接近均衡。如果美国对苏联发动大规模核进攻，苏联也能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给美国以重创。美国战略导弹数量从1967年之后冻结在1700枚的水平上，苏联的战略导弹数量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已增至2358枚，并且也拥有了分导式多弹头导弹，美苏之间形成了战略均势。尼克松清醒地认识到，美国凭借优势力量来遏制苏联的时代已经过去，对苏强硬政策已难以奏效，唯有通过改善两国关系、进行军控谈判才能约束苏联军备的发展速度。
从苏联方面来讲，推行缓和政策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第一，苏联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终于在战略核力量方面与美国达成了均势，苏联为此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国内经济造成了很大压力。苏联希望通过缓和、控制军备竞赛，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同时从西方国家获得资金和技术，增强自身经济实力。第二，苏联的战略力量已得到大大加强，这就使它可以与美国达成某些协议，以此来约束美国的行动，同时迫使美国承认苏联的均势地位，这对苏联的战略利益将有益无害。倘若在形成均势后继续大规模扩大战略武器的数量优势，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美国的竞争，促成新一轮的激烈军备竞赛，这对苏联来说是难以承受的。第三，美苏关系缓和有助于加强和巩固苏联在东欧国家的地位。第四，苏联试图通过改善美苏关系来阻止中美的接近，进而实现苏美联手对付中国。基于上述考虑，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在1971年4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四大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正式提出了以缓和为核心的“和平纲领”，宣称要在70年代把缓和放在苏联外交政策的首位。尽管出发点不同，缓和双边关系却成了美苏两国的共同需要。
这一时期美苏之间一次直接的对抗就是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为了阻止苏联出兵，美国政府再次命令包括战略空军在内的武装部队处于三级战备状态。10月22日，以色列违反停火协定，向埃及军队发动进攻，埃及政府要求苏联和美国派军队出面干预。对此苏联表示接受，甚至考虑不惜单独采取行动。苏联空降师奉命进入戒备状态，做好出发准备，85艘舰只也随即进入地中海。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认为，允许苏联出兵中东会导致今后苏联对中东事务的严重干涉，有损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政府向苏联明确表示，在目前情况下美苏出兵埃及是不合时宜的，美国不会容忍苏联单方面出兵的举动，此种行动将导致“不可估量的”结果。与此同时，美国加紧进行军事准备，第82空降师待命行动，“罗斯福”号航空母舰开始驶向地中海，使美国在这一地区的航母达到3艘，60架B-52轰炸机也由关岛返回美国本土，进入警戒状态。[39]25日，苏联领导人建议苏联将同美国一道派70名代表去中东观察停火协议的执行。基辛格认为，苏联在危机中退缩了，避免了军事对抗。次日，美国取消了战备状态。此次危机之后，美苏两国再也没有进行类似的核威胁。
尼克松、福特两届政府的核战略基本上是“相互确保摧毁战略”的继承和发展，其立足点是避免核战争，更加强调常规力量的主导作用，以核武器为盾，继续加强第二次打击力量的建设。尼克松执政后，公开批评“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指出“我决不能（而且我的继任者也决不能）把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敌方平民作为对挑衅唯一可能做出的反应”。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修改了前一时期准备重点打击苏联城市的核战略指导思想，转而强调用数量有限的核武器有选择、有限制地打击数量有限的军事目标，首先是苏联的战略核武器基地。这一被称为“有限核选择战略”首先由国防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提出，因而也被称为“施莱辛格主义”。
实际上，1974年初，包括施莱辛格在内的一些美国政府高层官员就开始谈论美国正在修订核战略。“有限核选择战略”主要体现在1974年的《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第242号》中，1975年初施莱辛格首次公开披露了其基本内容。第一，控制升级。这是第242号备忘录提出的新战略主张的核心内容，要求在威慑一旦失败、冲突爆发时，美国应有选择地、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以便“在尽可能低的冲突级别上谋求战争的早日结束”。第二，建立一支由多种核力量组成的、可靠的战略预备力量，目的在于实施“战争间威慑”和作为谈判时讨价还价的筹码，从而迫使对方接受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而结束冲突。第三，阻止苏联的战后恢复。在控制升级失败的情况下，美国剩余战略力量的目标是摧毁对敌人在战后恢复大国地位有决定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70%，使美国在一场核大战后先于苏联恢复强国地位。[40]另外，鉴于美苏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达成了所谓的“恐怖平衡”，尼克松和福特政府认为美苏间发生核大战的可能性减少了。
1977年卡特政府重新采用“相互确保摧毁战略”，认为美国只要拥有可以在还击中摧毁苏联20%—30%人口和50%—60%工业的“充足的核力量”，就可以遏制核战争的爆发，没有必要耗费巨额军费发展打击军事目标的核能力，因而采取了以打击城市为主的核战略。卡特政府对于施莱辛格的“有限核选择”思想持否定态度，认为使用任何核武器都必将使冲突迅速升级为全面核战争，从而使美苏双方都遭到毁灭。20世纪7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势头的不断增强，美苏关系趋于紧张，美国政府开始重新评估其核战略。
1980年7月，卡特签署了总统第59号指令，宣布“一个建立在相互确保摧毁理论基础上的核战略不再是可行的”，提出将“抵消战略”作为美国新的核战略，重点由打击城市和工业目标转为打击军事目标，包括洲际导弹发射井、指挥系统、军政领导人的地下掩体；由否定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转向强调美国必须保持对有限核战争做出有控制的反应能力。根据这一战略，美国的核力量既能对大规模攻击实施全面核报复，又能对小规模攻击有选择地使用核力量，打击单个或多个目标。这实质上反映的仍是灵活反应的思想，不论苏联发动何种规模、类型的进攻，美国都有能力应对，并让苏联付出代价。国防部部长哈罗德·布朗在国防报告中强调，美国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要使威慑充分有效，美国必须能够按照苏联发起进攻的类型和规模做出反应；美国的目的是在最可能广的方案范围内，使苏联无法达到胜利的目的；要使苏联领导人清楚地认识到，对于苏联发动的任何核进攻，美国决不会在要么僵硬地毫无反应，要么彻底毁灭苏联两者之间做出选择，苏联也不可能取得胜利。[41]
与此同时，美国进一步调整核打击目标。在1980年拟定的《第5号统一作战计划》中，确定的打击目标总数约8800个，其中军事目标和工业目标各占一半。布朗强调，近20年来，在美国的战略核力量的使用计划中，一直明确地包含着打击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的各项方案；一直以来，美国的核力量不仅准备打击军事目标，而且准备打击那些支持战争的工业目标和进行战后恢复工作的目标。卡特政府修订核战略的目的仍然是加强对苏联的威慑，旨在表明美国已做好应对各种类型战争的准备，苏联不可能幻想发动进攻而不付出高昂的代价。
这一时期，美国进攻性战略核力量质量有了较大发展。战略导弹总数保持1710枚，但随着多弹头导弹的部署，从而使战略导弹可运载的核弹头数达9000枚，打击精确度显著提高。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战术核武器增至22000枚，其中部署在美国本土10800枚，部署在欧洲7000枚，部署在大西洋舰队1000枚、亚洲1700枚、太平洋舰队1500枚。1975年4月，美国还建成第一处“卫兵”反弹道导弹发射场。
与此同时，美国加快了与苏联核裁军谈判的步伐。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是美苏关系缓和的一个重要标志。尼克松上台伊始，就表示愿意就战略武器问题与苏联谈判，苏联对此立即做出反应，宣称已准备好同美国就限制战略核武器“开始认真交换意见”。1969年10月，双方就举行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达成协议，同年11月，谈判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拉开了序幕。(https://www.daowen.com)
谈判之初，双方围绕战略核武器的概念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激烈争吵，致使谈判屡屡陷于僵局。美国的基本意图是：将反弹道导弹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联系起来，用限制美国在反弹道导弹上的优势来换取削弱苏联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数量上的优势，遏制苏联陆基洲际导弹尤其是重型洲际导弹的发展，冻结苏联的战略武器数量，而同时保持住美国在多弹头分导技术上的领先地位。美国主张把双方战略导弹数量限制在美国已拥有的1710枚水平上，进行对等削减。苏联则提出，任何能达到对方领土的核武器都属于战略进攻性武器，美国部署在欧洲大陆以及在地中海和太平洋上美国航空母舰的飞机即所谓“前沿配置系统”均应算作战略武器，而苏联的中程导弹和以西欧为作战目标的轰炸机群因不能到达美国领土不计入战略武器数内。因双方立场相去甚远，在1970年内谈判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及至1971年初，美苏两国的态度有所松动。苏共二十四大确立了和美国进行认真谈判的方针。勃列日涅夫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指出：“我们正在就有关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同美国进行谈判。这次谈判如能得到圆满结果，就能避免又一个回合的火箭武器竞赛，就能腾出大量资金用于建设性的目的。我们正在努力使这项谈判取得积极成果。”5月中旬，苏联表示同意限制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性武器的谈判同时进行，从而使谈判僵局有了突破。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做出较大让步，放弃了战略进攻性导弹的对等原则，允许苏联在洲际导弹方面占有一定数量的优势，但不得扩大，实行所谓过渡性冻结，并默许把苏联正在发展的新型“逆火”式洲际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排除在谈判范围之外。5月20日，美苏发表共同声明，强调两国在回顾了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过程之后，“已同意今年集中力量制订一项限制部署反弹道导弹协议”，并在达成这一协议的同时，“将商定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这一声明为双方以后的进一步会谈并最终取得谅解打下了基础。
1972年5月底，尼克松总统应邀前往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会谈。这是战后第一个美国总统对苏联的访问，双方签署了《美苏关系基本原则》《美苏联合公报》等一系列文件，保证尽一切努力避免军事冲突，防止核战争，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是美苏首脑会晤的中心议题，双方签订了《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核武器的某些措施的临时协定》。这两个文件表明，美苏承认双方战略核力量保持均衡，任何一方不得享有单方面的优势。《关于限制反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条约》规定，双方可各拥有两个反弹道导弹系统，其中一个用来保卫首都，另一个用来保卫洲际导弹基地。《临时协定》是对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的补充，旨在缓和双方在进攻性战略武器方面的竞争，主要是冻结两国武器库中进攻性导弹的数量。其结果是，在陆基洲际导弹方面，美国可拥有1054枚，苏联为1618枚；在潜艇发射导弹上，美国为710枚，苏联为950枚。苏联以数量优势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美国的质量优势。但是，协定未限制导弹质量的发展和核弹头的数量，这就为双方继续扩充军备留下了余地。
美苏首脑莫斯科会晤是一个重大事件，标志着美苏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缓和时期。尼克松政府认为，首脑会晤“为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奠定了基础”。苏联方面则宣称双方达成的协议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是“美苏关系发展中的重大步骤”。
1973年6月，勃列日涅夫访美，与尼克松举行了第二次首脑会晤。双方签署了《关于进一步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谈判的基本原则》《美苏关于防止核战争协定》等文件。《基本原则》规定，“双方将在一年内做出认真努力来制订一项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更完备的措施的永久性协定的各项条款，并使该协定在1974年签署”。但同时又同意双方的进攻性武器可以“现代化和更新”，这实际上是允许继续在核武器的质量上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两国首脑在防止核战争协定中强调，美苏政策的一个目标是消除核战争的危险和使用核武器的危险，重申双方的行事方式将是为了避免出现两国关系的恶化局势，避免军事对抗，消除两国之间以及它们之中任何一方和其他国家之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双方确认，如果有核战争的危险，双方将根据协定条款立即进行紧急磋商，并做出避免这一危险的一切努力。
1974年6月，尼克松再次访苏，同勃列日涅夫举行了第三次首脑会晤，双方就进一步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限制地下核试验等方面的合作达成了协议。双方同意只在一处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停止建设新的反弹道导弹发射场。但在限制战略武器这一最重要问题上，因双方分歧严重，互不相让，未能取得重大进展，仅同意于1974年底召开一次“小型最高级会议”，以求在这一问题上达成协议。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福特继任总统，继续对苏推行缓和政策。同年11月，福特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举行“工作会晤”，集中讨论了限制战略武器问题。双方表示“决心使美苏关系改善的过程不断发展并不致逆转”。会谈结束后双方发表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愿意根据“同等安全的原则”，签订一项有效期至1985年底的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条约，对进攻性核武器的运载工具和分导多弹头导弹加以数量限制。双方商定今后10年内，双方的进攻性战略武器运载工具的总额均不得超过2400个，其中能运载分导多弹头的导弹不得超过1320个。这个限额远远超出美苏两国当时实际拥有的数量。[42]双方还同意，在1980年和1981年底以前，开始就1985年以后进一步限制和尽可能削减战略武器进行谈判。为达成海参崴协议，美苏双方都做出了较大让步。苏联放弃了过去谈判中坚持的要在战略核武器数量上多于美国、要把美国的“前沿配置系统”列入限制范围等要求。美国则允许苏联保留威力巨大的重型洲际导弹，并同意将美国占有很大优势的重型轰炸机计算在总数内。福特总统对于在海参崴协议基础上达成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持乐观态度。苏联方面也宣称，将在1975年上半年签订条约。但事情的发展远不是那么顺利。由于美苏在战略核武器的限额问题、定义问题、核查问题存在严重分歧，致使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苏联对安哥拉事务的干涉，更给美苏关系的缓和蒙上了一层阴影，两国关系开始紧张，勃列日涅夫预定1975年6月访美的计划也因此而告吹。
卡特执政后，美苏限制战略武器谈判速度加快。经过反复讨价还价，1979年6月中旬，卡特和勃列日涅夫在维也纳举行最高级会议，签署了《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即《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条约》，主要规定了双方战略武器的总限额以及分导多弹头运载工具的最高限额，确定至1981年底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运载工具限额各为2250件，其中分导式多弹头运载工具各1320件。尽管该条约不可能限制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但它的签订仍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为以后限制和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提供了基础。正当美国国会讨论准备批准这一条约时，苏联却以大规模兵力入侵阿富汗，卡特政府对此反应强烈，不仅推迟了限制战略武器条约的最后表决，而且还提出了“卡特主义”，对苏政策渐趋强硬，表明美国政府正在对70年代的对苏缓和政策进行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标志着美苏缓和暂告一段落。
缓和显然并没有制止住核军备竞赛，但它提供了一个谈判的环境，至少使拥有大量核武器的敌对双方有可能面对面坐下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去寻找减少核战灾难的道路。自60年代起，核战无胜者已成为美苏领导人的共识。为了防止核战争的发生，美苏两国力求缓和，避免直接对抗。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苏核军备竞赛的重点由数量转向质量，不断发展新型的运载工具，提高攻击的准确性，使核弹头小型化，并部署多弹头分导式导弹、巡航导弹以及反导弹系统。卡特政府继续推行现实威慑战略，美国的战略力量依然处于劣势。苏联利用美国战略调整之机，大力扩军备战，积极向外扩张，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苏联部署的SS-18等新型陆基洲际导弹威力巨大，命中率高，对美国在欧洲的基地构成严重威胁。苏联从1977年起大量部署机动性强、高精确度、能携带3个弹头的SS-20中程导弹。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攻势，美国领导人显得力不从心。美国的战略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