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灵活反应战略
大规模报复战略将核武器作为解决复杂的军事问题的核心手段，使美国屡屡陷入困境，既不敢贸然发动核战争，又无力有效地应对局部地区的冲突问题。事实上，这一战略出台不久，就在美国国内遭到不少人的批评，并在政府内部产生了激烈争论。
1960年大竞选时期，民主党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作为总统候选人就明确地表示反对大规模报复战略。他在《星期六评论》上发表文章说，鉴于苏联已经获得了核武器及运载手段，“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核战争是一种相互毁灭的战争”，“自由世界仅靠大规模报复的威胁就可以得到保护的那种想法再也站不住脚了”，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不会也不应该用无限的武器对付有限的“侵略”。他还指出，美国政府现行的军事战略使美国“始终处于一种困境之中，只能在要么毁灭世界，要么投降之间做出选择”。曾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在其1959年出版的《不定的号角》一书中明确强调，大规模报复战略已经走到了尽头，“目前迫切需要对我们在战略上的需求进行一次重新评估”。大规模报复战略由于过分依赖核力量的威慑作用，从而丧失了战略上的主动权，主张用“灵活反应”战略取而代之。不仅如此，大规模报复战略也并没有得到美国盟友的支持。英国、法国等始终对这一战略的有效性持怀疑态度，特别担心西欧会成为美苏核战争的牺牲品。
肯尼迪执政后，灵活反应战略成为美国的基本国家安全政策和核战略。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美国决策者开始认真考虑将核武器如何用于实战威慑，在实际冲突中使用这一武器。灵活反应战略恰恰适应了肯尼迪政府关注的一旦威慑不能奏效而发生冲突，美国应如何做出反应的需要，这是冷战时期美国核战略的一次重大调整。自此以后，虽然历届美国政府都随着形势的变化、美苏核力量对比的消长以及核武器技术的发展，对这一战略的某些方面进行多次调整，但都未脱离该战略的基本框架和指导思想。[27]
肯尼迪政府改变了前任过分重视核武器而忽视常规力量的做法，全面准备应对各种类型的战争，重点是有限战争。肯尼迪认为，美国面临的不仅仅是美苏战争，而且更多的是地区冲突、代理人的战争、丛林战和游击战。五角大楼把战争分为核战争、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复杂的形势要求有相应的对策，建立一支多样化的军事力量，以应对不同形式的需要，做出适当的、灵活的反应。很显然，那种僵硬的动辄挥舞核大棒的政策既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也不能确保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利益。根据灵活反应战略，美国政府设想用“特种部队”来对付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战争，用常规力量来对付“有限战争”，用数量和质量均占优势的核力量作为威慑力量。
为了确保美国的核优势，美国的核力量在肯尼迪任内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61年3月发表第一篇国防咨文开始，肯尼迪政府加快了由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和地下发射的“民兵”导弹的生产和发展，将可发射“北极星”导弹的潜艇的数量由6艘增加到41艘，潜艇上对准苏联目标、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数量从96枚增加到464枚，“民兵”洲际导弹的数量从300枚增加到800枚，并将15分钟预警的B-52战略轰炸机的数量增加了50%。根据肯尼迪政府的计划，美国战略核导弹的数量要由1100枚增加到1700枚，其中包括1000枚“民兵”导弹、656枚“北极星”潜艇导弹。1961年4月，美国武器库中拥有各类战略核武器3000件，到1964年7月，增至5000件，增加了66%。[28]他还扩建了美国的常规力量，由11个正规师扩大到16个师，总人数近100万，以确保美国威慑力量的不可摧毁性。与此同时，肯尼迪要求大幅度增加民防计划的费用，大规模建造掩蔽所，并把民防工作的管辖权移交给国防部，以此防备苏联的突然袭击或由于偶然事件而引起的战争。因此，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一个大规模建造掩蔽所的计划，同一个相当大的核优势结合起来，就构成一种具有潜在的挑衅性的姿态”。[29]
1961年3月，五角大楼拟定了一个针对苏联的第一次打击计划，旨在摧毁其远程导弹，并估计苏联伤亡人数会达100万。根据1961年9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制订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即SIOP-62计划，如果1963年爆发美苏全面战争，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所有力量将对苏联发动进攻，战略轰炸机和导弹将携带总数为3423件的核武器，对“中苏集团”的1077个军事和工业与城市目标发动进攻，行动的主要意图是“摧毁或中立中苏集团的战略核能力以及重要的军事和政府部门”，同时打击其主要的城市与工业中心。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估计，苏联、中国以及东欧国家3.6亿—4.25亿的人口将被消灭。曾参与起草、修订该文件的美国国防部一位官员认为，如果实施该作战计划，意味着美国除了打击苏联和中国所有的军事目标之外，还要摧毁苏联和中国的每一座城市。[30]
1961年7月，肯尼迪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至关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美国要赶在苏联之前使用核武器。9月20日，战略空军司令托马斯·鲍威尔向肯尼迪表示，现在是苏联向美国发动突然袭击最危险的时候，“如果全面核战争不可避免的话，美国应该首先发起攻击”。肯尼迪也对发动对苏联的先发制人打击表示出某种兴趣，他主要担心的是“苏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发射他们的导弹”。[31]
1962年6月16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在位于安阿伯的密歇根大学发表讲话，称美国已经得出结论，在可能的程度内，一旦发生核战争，主要的军事目的应当是摧毁敌人的军队和军事设施，而不是它的平民；要做到这一点，美国必须拥有一个超过苏联许多倍的全面核优势，以保证在遭受打击以后的还击力量至少和苏联先发制人的打击力量一样强大，“给予可能的敌人以可以想象的最强烈的刺激力量”，同时又要维护美国的社会结构，确保国家的生存，取得实力竞赛的胜利。[32]这一讲话被称为“打击军事力量”或“不打城市”战略。这也是战后美国首次公开提出将军事力量作为核打击的主要目标的政策主张。这一政策主张在美国核战略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标志着“实战威慑”战略思想的诞生。
美国军方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60”进行了重大修订，在规划打击目标时，将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的国家作了区分，并将苏联的战略核力量与城市目标作了区分。新的“统一联合作战计划-62”对使用核武器提出了五种选择方案，按照先后次序为：战略核力量；远离城市的其他军事力量和资源；城市附近的军事力量及资源；指挥、控制系统；必要时对城市、工业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在美国确定的1860个打击目标清单中，城市-工业目标只有210个，其余都是军事目标。[33]这一计划体现了麦克纳马拉的战略意图，在美国战略核力量威慑失败的情况下，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一个可以用于军事目的的统一政策和战争计划。(https://www.daowen.com)
但是，麦克纳马拉的“不打城市”的战略思想在当时并没有成为核战略思想的主流，反而遭到来自国内外舆论的批评，认为在美国拥有明显优势的情况下谈论打击苏联军事目标，无异于谋求“第一次打击”。西欧国家向来把苏联城市视为核打击的抵押品，认为正是因为这些城市处于西方国家的核威胁之下才使得苏联领导人谨慎行事，而美国一旦放弃了打击苏联城市这一威胁，也就失去了遏止苏联进攻西欧的威慑手段。同样重要的是，苏联方面并不认同美国的这一思想，单方面实施“打击军事力量”战略也就失去了意义。根据苏联的军事战略，要求在核战争爆发初期的几小时或几分钟，就对美国前方和后方的军事、政治以及经济目标同时发起密集的核突击，在短时间内达成战争的政治目的。此时，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是与大规模报复战略一脉相承的“确保摧毁”战略。鉴于美国取得了对苏联的明显优势，特别是潜射核力量的发展，使美国获得了可靠的“第二次打击力量”，这也为“确保摧毁”战略的实施创造了条件。麦克纳马拉本人也在随后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向“确保摧毁”战略思想转变。
1964年，麦克纳马拉提出了“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以城市和工业中心为主要核打击目标，威胁要在核报复打击中摧毁对方城市，使对方不敢对美国首先发动核攻击。麦克纳马拉认为，美国应拥有一支即使在遭到苏联核袭击后仍能在还击中摧毁苏联20%—25%的人口和2/3工业的第二次打击能力，这就需要成功地向苏联发射300—400颗核弹头，彻底摧毁200座城市或严重摧毁300座城市。根据他的判断，苏联人口的20%—33%和工业生产能力的50%—75%被摧毁，将意味着在今后许多年内苏联作为一个主要大国地位的消失。[34]“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主要是通过将对方的城市和工业中心作为打击对象，以此来威慑苏联对美国发动核打击。在某种程度上，这一战略是从“大规模报复战略”演变而来，两者都将城市和人口目标作为首要的打击目标。所不同的是，前者依靠第二次打击力量，而后者则具有第一次打击的特点。[35]
随着美国核战略逐步走向成熟，核武器的发展也步入了长足发展时期，洲际导弹、潜射导弹和远程轰炸机构成的“三位一体”进攻性战略核力量得到了大大加强。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拥有各类核弹35000枚，总当量约300亿吨。为了具备“第二次打击能力”，美国大力加强进攻性核力量的建设，从1961年—1968年，战略导弹从159枚增至1710枚，其中洲际导弹由63枚增至1054枚，潜射导弹从96枚增为656枚。1967年库存的核弹头总数达到了32000枚。美国战略导弹数量已达饱和状态，发展重点转向提高质量，发展生存能力强、命中率较高、反应迅速的导弹，并研制多弹头战略导弹。在战略轰炸机方面，850架B-47中程轰炸机全部退役，大量装备B-52远程轰炸机。
古巴导弹危机是冷战时期美苏之间最为严重的一次直接的对抗，这是核时代人类最接近于导致核灾难的一个事件。本质上，这场危机可以说是美苏核军备竞赛的必然结果。长期以来，苏联在核军备竞赛中一直处于劣势，不论是在核武器的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明显落后于美国。苏联当时拥有的导弹和轰炸机几乎全是中程或中远程的，打击北美的能力十分有限。为了扭转战略上的不利地位，从而改变整个冷战环境，赫鲁晓夫决定将42枚中程导弹以及其他武器部署到古巴，并派出大约42000名苏联军人和技术人员在古巴进行武器的装配、操纵、维修和保卫工作。[36]
1962年10月22日，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对古巴实施海上封锁。他强调，从古巴发射的任何攻击西半球国家的导弹都将引起美国对苏联的全面报复。与此同时，全球美军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战略空军司令部的183架轰炸机被疏散到国内33个民用机场和军事基地，57架轰炸机和61架空中加油机在空中待命，49架携带核弹头的B-52轰炸机在空中进入预定位置，做好了攻击准备。90枚“宇宙神”和46枚“大力神”洲际导弹也提高了警戒级别。战略空军司令部用明码而不是密电发出指令，为的是让苏联清楚美国进入了核战备状态。此外，美国向古巴附近海域出动了8艘航空母舰、16艘驱逐舰，另有各种船只180多艘，并出动68个空军中队。[37]苏联方面态度强硬，所有武装部队也进入战备状态。
从表面看来，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苏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但在激烈对抗的后面，双方都没有孤注一掷，而是仍然保持了克制和谨慎。肯尼迪拒绝对苏联在古巴的导弹基地采取先发制人的所谓“外科手术式”打击，而是采取了“海上隔离”，并亲自指挥。他指示海军部门，除非绝对必要，否则不得拦截任何苏联船只，更不能追踪并登上那些怀疑装载违禁品的船只。更为重要的是，肯尼迪还秘密地通过外交途径来化解危机，甚至同意做出一些重大让步。同样，赫鲁晓夫也极力避免与美国迎头相撞，命令开赴古巴的苏联船只返航，并建议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以解决问题，甚至在苏联潜艇被美军击毁后，他也没有做任何声张，而是选择了将事情悄悄地平息。肯尼迪在危机过后说的这句话道出了双方的共同心理：“从双方都拥有核能力，双方都想保护自己的社会这一意义上来说，我和赫鲁晓夫先生是处境相同的。”[38]
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使双方真正认识到了核对抗的危险，开始认真考虑如何防止核战争的发生。1963年6月20日，美苏达成了《热线协定》，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建立了直接的无线电和电话联系，以便两国领导人在危机期间能够保持联系。8月5日，美国、英国和苏联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即《部分核禁试条约》，规定缔约国保证不在条约禁止的领域进行核试验，保证不引起、不鼓励或以任何方式参加上述核试验。这是战后美苏在限制核军备竞赛方面取得的第一个具体成果。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由于美苏两国在战略力量方面达成了大体平衡，并且整个东西方关系进入相对缓和阶段，美苏在限制战略武器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1968年7月，美苏签署了《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确定有核缔约国不得将核武器让予任何其他国家；无核缔约国不得拥有核武器，并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缔约国就停止核军备竞赛和实现核裁军进行谈判。应当说，尽管美苏签署该条约的意图在于阻止其他国家掌握核武器，但在防止核扩散方面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