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政策的调整
侵越战争表明美国的全球干涉政策走到了极点，也使美国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给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国际地位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国内，通货膨胀加剧，反战运动不断高涨，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整个国家处于分裂的边缘。在越南，虽有装备精良的50多万美军，但仍取胜无望。由于深陷越战泥潭，美国与苏联和盟国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特别是苏联，不仅在常规力量方面享有优势，而且其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力量在1968年已赶上了美国，并在发展和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方面走到了美国前面。不仅如此，苏联还大大缩小了其海军力量与美国的差距，建成了一支能对美国造成威胁的庞大的远洋海军。在与盟国关系方面，美国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西欧和日本在美国深陷越南之际，在经济领域与美国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美国逐渐丧失了其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经济霸权的地位。在外交方面，美国的盟国也不再唯美国马首是瞻，表现出了强烈的独立倾向，开始奉行独立的对外政策。所有这些都要求尼克松政府做出巨大努力，及时调整政策，以维护和确保美国的全球利益，恢复美国的实力和信心。
早在1967年10月，尼克松就在颇有影响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对美国的东亚政策提出了自己的一些主张和看法。在总统竞选期间，他又多次就东亚政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入主白宫后，他陆续把自己长时间思考的东亚政策构想公之于众，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并授意冠名为“尼克松主义”。1969年7月25日，尼克松出访亚洲途中，在太平洋的关岛同随行的记者就美国的亚洲政策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一方面表明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除非存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亚洲国家自身要承担起防务责任，不能过分依赖美国，另一方面强调这种收缩是有限的，美国将继续在东亚地区承担已有的条约义务，并发挥重大作用。他强调，这首先是由地理因素决定，“不管我们喜欢与否，地理因素使我们成为一个太平洋国家”；其次，“历史因素”也决定了这一点，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而言是在太平洋打起来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发生在亚洲，“美国如此频繁地卷入战争，这是和我们的太平洋政策或缺乏一项太平洋政策相关联的”；再次，对世界和平潜在的最大威胁是在东亚太平洋地区。他确信，“打算撤出恰恰会导致我们有可能再次被卷入”，“避免卷入亚洲另一场战争的办法是美国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17]这次讲话是尼克松执政后首次将其基本外交政策构想公之于世，确立了未来几年美国东亚政策调整的基调。
1969年11月3日，尼克松在向全国发表的广播讲话中更明确地把“尼克松主义”概括为以下三条基本原则：“美国将信守它的一切条约义务”；“如果一个核大国威胁一个同我们结盟的国家的自由，或者威胁一个我们认为它的生存对我们的安全以及整个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的安全，我们将提供援助”；“如果发生其他类型的侵略，我们将在接到请求时，提供适当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我们希望直接受到威胁的国家承担主要责任来提供其防务所需要的人力”。为了进一步阐明“尼克松主义”的含义，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向国会提交了关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的长篇报告，强调“尼克松主义”的中心主题是，“美国将参加各盟国和朋友的防务和发展活动，但是美国不能而且也不会制订全部方案，拟定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负起保卫世界自由国家的全部责任”；“只有在我们的帮助真正起作用，而且被认为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时候，我们才会给予帮助”。该报告被认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分水岭”。在1971年的外交报告中，尼克松又进一步指出，“尼克松主义是为了反映如下现实：美国的重大作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其他国家能够而且应当为自己，同时也是为了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18]
“尼克松主义”是战后美国根据自身力量的变化对外交政策进行的一次重大调整，它不仅确立了尼克松政府对外关系的基调，而且对以后的几届政府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尼克松主义并不是要求美国退回到孤立主义的年代，放弃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以及美国在亚洲和世界各地的军事存在，它所阐述的实质上是“美国领导的新定义”，其主要目的是要美国的外交政策适应这个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新时代，设法使美国从承担全球义务的高水平上退下来，力求让盟友承担更大的责任，最终使美国的战略收缩不仅不会损害美国的利益，反而进一步增强美国的实力。结束越南战争、打开对华关系大门是尼克松主义在东亚的具体运用。
长期以来，尼克松一直以其强硬的反共立场而著称。作为一个“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坚定信徒，他积极支持历届美国政府对越南的干涉政策。但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逐步改变了自己原来的看法，清醒地认识到，越南战争是个无底洞，耗尽了美国的人力物力，是“卡住国家喉咙的一块骨头”，它“导致了我们国家分裂和妨碍了任何对国内政策问题做出建设性的处理”。[19]在竞选期间，他就曾对其顾问们说，“我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场战争是没法打赢的”。他多次表示“要结束这场战争，而且要快”。[20]他曾含糊地表述了关于结束越南战争的基本思路，即设法与北越和中国接触，通过谈判谋求“体面的”和平。
尼克松上台伊始，立即授权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组织人员草拟解决越南问题的行动方案。根据尼克松的助理霍尔德曼的说法，“尼克松不仅打算结束战争，他还绝对确信他必将在上台后的一年内结束战争”。与此同时，尼克松很快就认识到，美国要从越南脱身并非易事。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为，越南是对美国“意志”和“信誉”的严重考验，如果美国只是简单地从越南“一走了之”，那将会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声望和利益产生严重影响。同前几届总统一样，尼克松也不希望做一个“输掉战争”的总统。他所谋求的是所谓“体面的”和平，争取实现“光荣停战”。为此，尼克松政府采取了双管齐下的两手政策：一方面，通过“越南化”计划建立一支能够逐渐替代美军作战的南越部队，以便使美军尽早逐步撤离越南；另一方面，从1969年1月25日起，美国同南越阮文绍政权与北越和南越民族解放阵线在巴黎举行四方会谈，寻求谈判解决问题的途径。美国的谈判的最主要目标是保住南越政权。[21]与此同时，美国还制订了所谓“绥靖战略”，试图通过地方政治改革来赢得农民的支持，重建地方政治机构，孤立南越革命力量。
尼克松越南政策的核心是所谓“越南化”。据他本人的说法，这一计划“旨在巩固南越的武装部队和人民，以便他们能够自卫。随着他们的部队在人数、装备、作战技巧和领导等方面的增强，他们逐步承担了自卫的责任。这个过程还包括通过绥靖计划把政府权力扩大到乡村，增长经济力量，发展政治制度等一切使南越能够自立的要素”。[22]尼克松把“越南化”计划视为尼克松主义“最重要而且是最明显的运用”，认为“我们的整个战略都取决于这项计划能否成功”，他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尽快拟订一个详细的“越南化”时间表。[23](https://www.daowen.com)
1969年6月8日，尼克松与南越领导人阮文绍在太平洋上的中途岛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尼克松不顾阮文绍的反对，宣布到8月底以前从南越撤走2.5万名美军，并表示今后几个月内将考虑进一步撤军。这是尼克松执政后宣布的第一个撤军计划。1970年4月20日，尼克松宣布1971年春季以前再从南越撤军15万人。此后，美国政府不断地小规模撤军。到1972年5月，驻越美军已经减少到6.9万人。在逐步撤军的同时，尼克松政府又以空前的规模向南越政权提供各类援助，加速南越军队的现代化，以弥补因美军撤出而造成的力量削弱。1969年美国向南越提供了价值10亿美元的武器和物资。南越当局则在美国的大力援助下，实行全国总动员，加紧扩充军队，规定从18岁到38岁的男子必须服役，结果使南越政府军由1968年的74万人猛增到1970年的110万人。
应当说，“越南化”计划是美国被迫采取的逐步撤退的步骤，但是，尼克松则宣称“我们撤军是因为我们有力量，而不是因为我们软弱”。为确保“越南化”计划的成功，防止北越利用美国实行这一计划之机一举摧毁南越政权，尼克松政府又不断对北越施加种种压力，并采取了一些连约翰逊政府都未敢实施的重大军事升级行动，试图以军事威胁迫使对方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尼克松自己不无得意地把这套做法称之为“狂人理论”，确信要赢得这场战争，就必须“冒战争升级的风险”，以前所未有的激烈程度轰炸整个印度支那。因此，在逐步撤出地面作战部队的同时，美国政府凭借其占绝对优势的空中力量对北越进行狂轰滥炸，并将战火蔓延到柬埔寨和老挝，甚至多次考虑在越南使用战术核武器。尼克松曾宣称，这是一场“为了和平的战争”，战争的目的是赢得和平。
由于在撤退和维护面子之间始终犹豫不决，尼克松政府又将这场战争毫无意义地拖延了4年之久。这不仅给印度支那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而且美国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这4年所谓“为了和平的战争”中，美军死亡2万多人。尼克松政府的越南政策再一次证明：只有谈判才是解决冲突和争端的唯一有效途径，依赖武力或武力威胁，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1973年1月27日，尼克松政府只得与北越在巴黎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从而结束了长达十几年的侵越战争。到3月19日，美军全部撤出越南。美国为侵越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出动50多万军队，耗费军费3000多亿美元，伤亡36万人，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武器，包括化学武器，投下了近800万吨炸弹，超过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各个战场的投弹总和，结果仍以失败而告终。越南战争早已成为历史，但其影响和后果人们至今仍能深深地感受到。无论如何，越南战争的惨痛教训永远值得美国决策者引以为戒。
在尼克松的对外政策调整中，最为引人注目、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是改变了20多年来美国政府对中国遏制、孤立和敌视的政策，打开了对华关系的大门。[24]尼克松政府之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以下因素决定的：第一，经过长时期的对抗和较量，美国政府僵硬的对华政策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不仅没有被削弱，而是变得更为强大，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逐步成为一支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尼克松认识到，美国对亚洲的任何一项政策都要面对中国的现实，如果没有中国这个当时拥有7亿多人口的国家参与，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设想的。第二，美国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同苏联相抗衡。随着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政府开始改变视中国为“最大威胁”的观念，确定苏联仍然是主要竞争对手，是更具侵略性的国家，其咄咄逼人的攻势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了严重威胁，并将中国看作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尼克松和基辛格都认识到，通过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可以大大增加美国对付苏联的资本，遏制住苏联扩张的势头，保持美国的主动，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第三，试图希望利用中国的影响推动越南问题的和平解决，尽快从越南脱身，改善战略态势，以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25]
1969年2月1日，尼克松上台伊始，就指示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探索同中国进行接触和改善关系的可能性。据此，基辛格等开始加紧为制定新的对华政策进行各项准备。7月，一个由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完成了第14号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建议应对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谋求改善对华关系，并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不仅如此，美国政府还通过法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等渠道向中国传递和解的信息。中国领导人对美方的政策变化予以密切关注，并做出积极回应。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试探和密切接触，两国关系终于有了突破性进展。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这是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来华访问。28日，中美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是中美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为日后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尽管在打开对华关系大门方面，尼克松政府并没有同日本磋商，从而给日本政坛带来了很大冲击，但尼克松对美日同盟关系是非常重视的，将其视为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称日本是美国“最高价值的伙伴”，“是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同盟国”。基辛格也多次表示，日本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基石，加强美日关系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目标。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是，进一步加强双边同盟关系，缓和在防务和经贸问题上的矛盾与分歧，借助日本来牵制苏联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扩张。美国在从东亚实施战略收缩的同时，更加倚重日本，希望日本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为美国分担更多的责任。
冲绳归还问题是战后美日关系发展的一个症结。作为琉球群岛的一部分，冲绳岛位于日本九州南端的鹿儿岛与中国台湾之间，地理位置重要，具有很高的战略价值和军事意义。太平洋战争结束前夕，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将其从对日本的占领区划出，置于美军的直接控制之下。美军在冲绳建有多处基地，是从阿留申群岛至菲律宾战略防线的重要一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冲绳归还问题便成为影响美日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双方领导人历次谈判的焦点。尼克松从改善和加强美日同盟关系的大局出发，对这一问题采取了现实主义的态度。在其就职次日，即指示基辛格开始着手研究对日政策，并将归还冲绳问题列为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之一。经过多次磋商，1971年6月，美日就此达成协议，扫除了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一大障碍。冲绳问题的解决是尼克松“作为总统做出的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应当说，尼克松政府对日政策的调整，适应了当时东亚形势和美日相对力量的变化。自此，美日两国关系由战后的从属与支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向平等伙伴、相互依赖的关系过渡，且在双边关系中，日本的自主性明显加强，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以来美日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