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关系的深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日关系发展更为迅速，政治、安全合作有了大幅提升。里根政府多次表示，与日本的关系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甚至认为“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来说，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布什政府同样认为美日同盟是“太平洋共同体”的基轴，美日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布什还将美日基轴推向全球，要求日本不仅在亚太而且在世界其他地区为美国分担责任，同美国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广泛的合作，协调行动，而日本也一直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1992年1月布什上任伊始就出访日本，双方签署了指导未来两国关系的《东京宣言》和《行动计划》，强调两国要建立更加密切的“全球伙伴关系”，“承担建立新时代的特殊责任”。
美日关系强化的重要表现是双方在安全与军事领域的合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苏联利用美苏关系缓和的有利时机，加紧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对美国的霸权提出了挑战。为了遏制苏联在亚太地区的攻势，美国迫切需要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利用日本的有利位置和迅速发展的经济实力抗衡苏联，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1981年5月，美日首脑会晤后发表了联合声明，首次明确提出双方是同盟关系。里根总统颁布的国家安全指令第62号明确表示，为维护和发展与日本的伙伴关系，防止这一关系出现重大转变的可能性，美国应在磋商等级方面，将日本等同于北约盟国，在涉及双方共同利益的领域保持各个层次的频繁交流。[14]1983年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美时承认日美同盟具有军事性质，表示在对苏战略上日本与美国处于一个“同心圆”中，美国是进攻的矛，日本是防守的盾。他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更是明确表示，日本将成为阻止苏联轰炸机南下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并且在战时日本负责封锁苏联潜艇和军舰必须经过的津轻、对马和宗谷等海峡。他还表示，日本将承担起“保卫”西太平洋1000海里海上通道的责任，加强与美国的军事技术合作，协助美国研制开发新式武器。他宣称，日美两国是“隔海相望的命运共同体”，双方之间牢固的合作“是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的基石”。[15]
美日在军事和安全领域的合作有了长足进展。1983年11月，双方成立了军事技术联合委员会，拟在人工智能、光纤通信、火箭推进技术、复合材料等16个尖端领域进行技术合作。1985年底，双方签署了有关日本向美国提供武器技术的细则。1987年日本决定参加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研究工作。在日本媒体看来，日本此举“将使日本越出迄今的日美同盟关系，明确地加入西方军事同盟”。与此同时，双方多次举行双边和多边联合军事演习，并且参与的兵种也逐步增多。美国还在日本青森县三泽空军基地部署了两个轰炸机中队。日本政府不仅增加了驻日美军的费用负担，而且不断增加防务开支。1987年，日本的防卫预算突破了国民生产总值的1%。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的沃尔福威茨在国会作证时称，美日防务合作“从来没有这样好过”。[16]
在经贸领域，双方关系却依然紧张，纷争迭起。根据美方统计，1980年美日贸易逆差为99.2亿美元，1986年达到514亿美元，1987年升至598亿美元，占美国对外贸易赤字总数的1/3。贸易摩擦的领域包括汽车、钢铁、电子、半导体技术以及农产品等各个领域。美国政府认为，造成对日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日本市场的封闭性。1987年5月的一份民意测验表示，69%的美国人认为日本正在进行不公平的贸易。[17]为此，美国多次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减少贸易壁垒，限制对美出口，并改变货币金融体制。美国国会则主张对日采取强硬措施，包括制定限制大量进口日本产品的法规，提高进口关税。1985年美国国会出台了300多项关于贸易保护主义的提案，其中大都将矛头对准了日本。汽车贸易是双方冲突的重点。198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并大量涌入美国市场，占据了美国市场的21.3%，对美国汽车工业造成重大冲击。1979年美日就汽车贸易问题进行谈判，并于1981年5月1日达成协议。日本同意今后3年内对美国出口汽车实施“自主限制”，最初两年限制在每年168万辆，第三年再根据美国市场情况进行调整。1984年协议延长一年，限额增至185万辆。
实际上，汽车贸易摩擦只是双方经贸关系紧张的一个缩影，这一时期美日经贸关系的紧张已经扩大到工业、农业以及金融体制等各个方面。双方围绕半导体的摩擦一度达到白热化程度。美国半导体产业一直在世界上居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在政府的扶植下发展迅速，其物美价廉的产品特别是存储器颇受美国消费者青睐，对美国的半导体生产商构成很大威胁。美国半导体协会指控日本公司存在不公正的贸易行为，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在美国的压力下，1986年9月双方达成了第一个《日美半导体协议》。据此，美国暂时停止对日本公司的倾销诉讼，日本则同意今后5年内，美国和其他外国公司半导体产品在日本市场的占有率由8.5%提高到20%以上。1987年3月，美国指责日本违反协议，向美国倾销计算机芯片，决定对进口的价值3亿美元的日本半导体产品征收100%的报复性关税。美日在半导体领域的争端进一步加剧。[18](https://www.daowen.com)
在金融领域，美国敦促日本在“金融市场开放和日元国际化上采取强有力的大胆步骤”，要求提高日元对美元的比价，从而减少美国对日贸易逆差。1983年11月，美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开放日本金融市场的要求。1985年9月，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召开了由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联邦德国五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参加的会议，并达成《广场协议》，决定共同采取行动使美元贬值。日本政府成立了由日本银行前总裁前川春雄为首的“应对国际协调的经济结构调整研究会”，负责向政府提出中长期政策建议。1986年4月，该研究会向日本政府提交报告，建议日本应扩大内需，实现从依赖外需到内需主导型经济增长的转变；减少财政盈余；转变出口依赖型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开放市场；实现金融自由化、国际化等。美国政府对此表示欢迎。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日从1989年9月至1990年4月就经济结构问题进行谈判。两国领导人对此都非常关注。布什强调，美日结构问题协商必须成功，必须把美日经济关系置于坚实的基础之上。日本首相海部也表示，结构问题协商极为重要，日本将尽全力进行结构改革，这是新内阁“最重要的课题之一”。美国的谈判目标是：促使日本改革其经济制度，使之由出口大国转向进口大国，全面开放市场，从而减少对日贸易逆差。在美方看来，日本应在下述几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整：第一，日本的公共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在今后的3—5年由现在的6.7%增至10%；第二，日本的土地价格过高，妨碍了美国企业的进入；第三，日本的流通渠道复杂；第四，日本应加强《反垄断法》和《专利法》的实施；第五，商品的内外价格差别较为突出。为此，美方向日本提出了270条需要改进的建议。日方则要求美国采取对等行动，并向美国提出了80多条建议。经过多轮艰难谈判，美国终于迫使日本同意在计算机、商业卫星和木材制品等方面更大地开放市场，放宽外国企业对日出口和投资的法律限制；增加政府的公共投资，以扩大内需；改善流通渠道，使美国商品顺利进入日本市场；消除日本国内的结构性障碍；改革储蓄制度和价格机制；鼓励民间消费；推动日本企业改善经营制度等。美国承诺降低联邦政府的财政赤字；刺激个人储蓄和企业投资等。美日结构协商达成协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经济矛盾，但并未改变贸易的不平衡。
美日围绕汽车贸易的争吵依然非常激烈。1991年美国国内汽车销售量为817万辆，其中日本汽车公司的销量就占了246万辆，占美国市场的1/3。而美国汽车却只占日本市场的1%。日本汽车的倾销导致一些美国汽车生产商的亏损、裁员甚至倒闭。在美日贸易逆差中，汽车和汽车配件占了3/4。布什政府不断要求日本开放汽车及汽车零配件市场，提高美国汽车在日本的占有率。经过反复交涉，双方于1991年10月达成一项协定，一致同意努力消除美国汽车及零配件销往日本的障碍，以解决美日汽车贸易的赤字问题。1992年1月布什访问日本，汽车贸易问题成为美日首脑“最优先讨论的问题”。1991年度美日贸易中，日本出超410亿美元，75%是汽车出口造成的。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日方不仅同意到1994年将进口美国汽车配件数额从1990年的90亿美元提高至190亿美元，每年进口美国汽车2万辆，而且还宣布实行“自主限制”，保证1992年度对美出口汽车不超过165万辆。
为减少贸易逆差，美国一方面不断敦促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增加对日出口，另一方面又多次威胁征收惩罚性关税，限制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美国国内还掀起了抵制日货运动，民众反日情绪高涨。1989年美国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多达68%的受访者认为日本是美国未来的最大威胁。1992年7月初，美国众议院通过主要针对日本的贸易法案，允许美国政府对参与不公正贸易的国家采取报复行动，要求限制日本汽车进口数量和提高日本公司在美生产的汽车所使用的美制部件比例。日本方面则认为，日美贸易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劳工的“素质低下”，“缺乏职业道德”，工作不够努力，这些言论更加激起美国民众的愤怒。虽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由于美日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美日贸易逆差依然居高不下。1992年，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仍达490亿美元，占其全球贸易逆差总额的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