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东亚的干涉
战后初期，随着美苏冷战的愈演愈烈，一向为美国政府视为“边缘地区”的东亚也逐渐被纳入了冷战体制，成为美苏较量的重要战场。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我们必须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必须复兴中国，在那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在朝鲜我们也应当这样做”。[1]这实际上确立了战后初期美国东亚政策的基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特别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战略地位开始逐渐受到美国决策者的重视，认为中国可以成为抵御来自太平洋彼岸威胁的第一道防线，是维护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未来美国在亚洲大陆一个不可或缺的基地。罗斯福总统在其战后世界秩序蓝图中，力图把中国塑造成一个“强大、亲美、统一”的国家，使之能够在新的世界体系中充当亚洲和平保护者的角色。在美国政府看来，这样一个国家对美国来说是很有用处的，它不仅可以成为维护美国在亚洲及西太平洋利益的中坚，成为一个可靠的盟友，而且在未来的美苏竞争中，中国无疑会站在美国一边，“充当阻止苏联在东北亚可能的扩张的缓冲地带”，使美国能够集中力量于欧洲，并改善美国在全球范围内与苏联对抗的态势。此外，美国决策者还考虑到，“假手于蒋介石，美国不仅能够开辟巨大的中国市场，还可以开辟亚洲其他国家的市场，一个多世纪以来美国商人梦寐以求的市场终于实现了。10亿亚洲主顾会大有助于避免另一次经济危机”。[2]因而，在战后初期的几年里，中国成为美国亚洲政策的中心，在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中具有重要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内战又重新爆发。与前一阶段的内战所不同的是，此时这场内战已被纳入了美苏冷战体制，成为美苏全球对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也就反映了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美国政府的基本对华政策就是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1946年6月底，蒋介石下令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美国领导人视中国共产党为苏联的“工具”，把中国革命看作“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曾奉命来华调处国共矛盾的杜鲁门总统的特使乔治·马歇尔在调处彻底失败后认为：“要在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所表现的纯中国特点和世界各地共产党共同采取的手段之间画一条清晰的界线是困难的。”[3]在美国决策者看来，为了“不使中国落入斯大林的手心”，除了加紧援助国民党外别无其他选择。
但是，事与愿违，美国的援助非但没有能阻止中国共产党的前进，挽救国民党在大陆覆灭的命运，反而使美国的对华政策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马歇尔为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华政策“伤透了脑筋”，杜鲁门本人也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感到烦恼”。1947年底，战场上的种种现实表明国民党终将垮台，中国共产党将赢得最后的胜利。美国决策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美国任何数量的军事或经济援助，都未必能够使国民党政权有能力重新建立，并进而保持对整个中国的控制。但杜鲁门、马歇尔仍旧不愿向美国人民说明这一真相。马歇尔告诉杜鲁门说，向公众宣布这一形势无异于“使国民党政府遭到当头一棒”。杜鲁门最后只好决定在“美国不得直接地牵入中国内战”，“也不得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为中国政府负起担保的责任”的前提下，继续向国民党提供有限的援助，其目的在于给其以喘息的时间，以便采取自助的措施。[4]
为了尽量延缓这一腐败政权消亡的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日后好推脱责任，美国仍源源不断地向国民党提供各种物资。但美苏对抗的主战场是在欧洲，美国的全球战略中心亦在欧洲，这就使得美国的对华政策不能不有一定的限度，中国的战略地位还没有重要到有必要采取可能危及美国在其他地区更重要利益的行动，这一战略上的逻辑导致了用战略防御圈的方法来守住在亚洲的防线，以确保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优势。
在美国政府内部，最早较为完整地提出太平洋岛屿防御圈设想的是苏联问题研究专家、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乔治·凯南。他认为，亚洲大陆对美国的安全来说并非十分重要，美国应尽快从中国脱身；即使国民党垮台，这虽然有些“可悲”，但绝不会是“灾难性的”，因为中国在今后一个很长时期内仍然缺乏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物质力量，在中国浪费钱财将削弱美国复兴欧洲和日本的力量，如果欧洲和日本落入苏联之手，则会大大影响战略力量的平衡。凯南提出，中国的“丢失”对美国的安全无关紧要；相反地，倘若中共接管了中国大部，那么他们对莫斯科的依赖就会少得多；美国在太平洋的安全可以由建立太平洋岛屿防御圈来得到保障，这一防御圈由冲绳岛、阿留申群岛、中途岛、日本和菲律宾等组成，日本和菲律宾构成了这一防御圈的基础。他强调，只要美国能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地区，“就不会有来自东方的对我们安全的严重威胁”。[5]
战略防御圈的设想得到了美国决策者的重视，并于1949年底正式被纳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该文件指出，美国在亚洲的基本安全目标是，逐步减少并最终消除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使苏联不可能从该地区威胁美国及其盟友的安全；如果苏联试图威胁亚洲国家的和平、民族独立和国家繁荣，它将遇到严重的障碍。因而，美国必须改善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地位。文件认为，从军事观点看，美国的主要战略利益和战略目标显然不在亚洲，目前美国基本的战略概念应该是在“西方”进行战略进攻，而在“东方”采取战略防御，确定美国在亚洲的最低限度的阵地是由美国目前在亚洲近海岛屿链上的军事阵地所组成，主要包括日本、冲绳和菲律宾，“这是我们的第一道防线，并且也是我们进攻的第一线”。[6]
当美国人面对着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即将崩溃之时，开始将注意力从中国转向了昔日的对手，日本成为美国东亚政策的核心，并逐步替代了中国在其全球战略中的地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文件提出，美国对日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政治上，防止日本倒向苏联一边，维持对美友好关系；经济上，使日本能够自立和尽快复兴；军事上，使日本成为美国远东战略防线上重要的一环。1950年1月初，艾奇逊国务卿发表讲话，首次公开提出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战略防御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明确将日本纳入了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安全体系。
尽管美国决策者特别是艾奇逊等人打算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奉行较为灵活的对华政策，想方设法阻止中国和苏联的结盟，但是，综观1949年至1950年初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实践，占主导地位的仍是硬的一手，即继续敌视中国革命，坚持援助国民党，阻挠中国革命的胜利，拒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并尽可能地为新中国制造麻烦。(https://www.daowen.com)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东亚政策进一步强化，并把矛头对准了中国。美国领导人确信，中国是比苏联更具冒险性的敌人，对美国安全最直接的威胁是在亚洲而不是欧洲。这场战争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它使双方相互疏远，更加敌视，直接导致了两国长达20年的对立与隔阂。美国著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鲍大可曾对此评论说：“朝鲜战争产生了互相疑惧，这种疑惧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毒化了中美关系，开始了长达20年的公开敌对。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国家在这20年中没有任何关系。不存在正式的外交关系，没有贸易关系，没有合法的人员往来。实际上两国普通国民之间没有相互接触（有一些例外，但非常少）。或许现时代从未有两个大国在和平时期如此长时间地相互隔绝——如果冷战可以被看作是和平的话。”在此20年间，“中国与美国互相对峙，保持疏远，成为死敌”。[7]从这一意义上讲，朝鲜战争可以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和分水岭。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东亚政策进一步强化的另一表现出是更深地卷入印度支那事务。早在1944年秋，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就指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是美国出口货物潜在的重要市场。它们横亘在通往太平洋的西南通道上，对我们的安全和菲律宾的安全关系重大”，并希望出现一个“有秩序的、非革命的、向西方利益开放的东南亚”。[8]美国在从亚洲大陆撤军、实行战略收缩的同时，在东南亚却呈逐步卷入的态势，杜鲁门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把该地区看作又一个冷战战场。随着美苏冷战的不断加剧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对美国来说，印度支那具有了新的意义：它不仅是遏制苏联扩张的一个前哨阵地，而且还可构成反华包围圈的重要一环。
随着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统治的垮台，美国决策者对印度支那形势的发展感到尤为担心。国家安全委员会第48/2号文件明确提出，美国在亚洲的目标是防止共产主义在这一地区的进一步“扩张”，而法属印度支那应受特别注意。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印度支那是防守东南亚的关键，如果“失去”印度支那，则整个东南亚就很难保住，这将会产生重大的世界影响。在政治上，这将是继“失去中国”之后，西方国家在亚洲大陆遭受的又一失败，世界力量均势将会朝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进一步发展。在经济上，东南亚地区人口众多，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天然橡胶、石油、锡等战略资源，并盛产稻米。“失去”这一地区，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市场和战略资源的供应地。在战略上，东南亚是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防御链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失去”东南亚将严重破坏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和影响，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防线和海空通道也将被拦腰切断。[9]参谋长联席会议甚至强调，从长远来说，苏联控制了印度支那，“将成为影响美苏力量均势的一个决定性因素”。[10]同时，美国决策者还特别担心，东南亚的“丢失”将对日本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日本经济的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东南亚地区广阔的市场和重要资源。[11]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于1950年2月27日制订了第64号文件，明确提出“印度支那是一个关键地区，正处于迫在眉睫的威胁之中”，倘若“失去”印支，则“泰国、缅甸等邻国也将落入共产党的控制之下，东南亚的力量均势就会被打破”。这一判断实际上是日后艾森豪威尔政府“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先声。文件表示，美国应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来“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的进一步扩张”，保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重要利益。[12]朝鲜战争的爆发为美国进一步干涉印支事务提供了机会。6月27日，杜鲁门下令增加对法国以及法国扶植的越南保大傀儡政权的军事援助。7月，美国军事援助考察团赴印度支那进行视察。在朝鲜战争的背景下，印度支那冲突被美国决策者赋予了新的意义。美国决策者开始担心苏联很可能会“利用”中国这一“矛头”刺向印度支那，并认为共产主义“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将是印支。美国政府毫不犹豫地扩大了对法国的军事援助，各种物资和装备源源不断地运往印度支那。到1950年底，美国的援助为1.5亿美元，1951年增至5亿多美元。
1952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出台了“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行动方针”的报告，明确规定：共产党不论以何种手段控制整个东南亚，都将严重危及美国的安全利益；“失去”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将导致共产主义在整个东南亚，进而在印度、中东的“蔓延”，最终“危及欧洲的稳定和安全”。报告建议，在中国没有大规模卷入的情况下，美国应当增加对法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倘若中国直接卷入，美国将不得不派出海空部队保卫印度支那，并考虑对中国本身采取海空行动的可能性。[13]到杜鲁门离任前夕，美国已承担了法国在印支作战费用的1/3。除了没有直接派兵参战外，美国向法国提供了包括飞机、坦克、大炮以及各种轻重武器、弹药等在内的价值7.75亿美元的援助，迈出了卷入越战泥潭悲剧性的一步。甚至在向艾森豪威尔移交权力时，杜鲁门还特别提醒新政府做好准备和采取行动，解决印度支那问题。[14]
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执政后，紧步其前任的后尘，继续奉行支持法国进行印支战争的政策，并不断扩大对法国的各项援助。艾森豪威尔于1954年4月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抛出了危害深远的所谓“多米诺骨牌理论”，宣称“失去”印度支那对“自由世界”会造成连锁反应，其后果是难以估量的。美国决策者多次明确表示，“失去”印度支那对于美国将是“最可怕的重大事件”，东南亚对美国的安全具有“超乎寻常的重要性”。[15]
在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美国政府虽然没有直接出兵介入，但其政策却在不断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所谓“中立”逐渐转向积极支持法国。1950年6月到1954年6月，美国为法国进行殖民战争总共提供了1880辆坦克，394架各类飞机，438艘各类舰艇，30887辆摩托车和各种运输车辆，5045门大炮，价值27亿多美元。[16]
随着法国从这一地区的逐步撤出和越南革命形势的发展，美国步步走向直接干涉印支事务，印度支那战争也从“法国的战争”转变为“美国的战争”，大规模的军事卷入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从这一意义上说，肯尼迪、约翰逊两届政府深陷越战泥潭不过是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时期美国所奉行政策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必然的发展结果。1961年肯尼迪上台时，美国在越南驻有军事顾问900人，以后逐年增加。1962年12月达到1.1万人，1963年底增至1.6万人。在经历了几年所谓的“特种战争”以及狂轰滥炸阶段之后，约翰逊政府终于迈出了大规模卷入战争的关键一步，于1965年3月向越南派出第一批3500人的地面部队。随后，大批美军源源不断地开进越南，承担起主要的作战任务，最终使越南战争“美国化”。到1968年底，侵越美军已达54万人，每周阵亡人数为278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