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谋求加强在东亚的地位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收缩，并不意味着美国要从该地区完全脱身。对美国来说，暂时的收缩不过是为了恢复自身的实力，以便日后重返东亚，并发挥更大的主导作用。美国决策者越来越深深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美国的发展同东亚地区是息息相关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东亚经济的不断崛起和亚太国际关系的变化，美国对东亚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调整阶段。
1981年初，以重振美国国威为己任的里根入主白宫。里根本人及其高级顾问都特别强调东亚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1981年3月，美国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在旧金山发表了题为“太平洋的潮水日益高涨”的讲话，称东亚太平洋地区对美国来说，今天重要，明天更重要，强调美国仍然是一个太平洋强国，要在这一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副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甚至认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心正在从欧洲转向东亚太平洋地区。
里根政府如此强调东亚地区的重要性绝非偶然，而是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经济发展迅速，势头良好。1979年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经济危机，西方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一般不到2.5%，而东亚地区一般为4%—5.5%，个别国家和地区达到6%—8%。美国经济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持续陷于滞胀，1980年的通货膨胀率高达13.5%。在此情形下，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额开始明显下降，而与东亚地区的经济联系却越来越紧密。1980年美国与东亚太平洋地区的贸易总额第一次超过了它同欧洲国家的贸易总额，达1140亿美元。1983年，美国对东亚地区的出口占美国总出口量的34.8%，而对欧洲的出口只占25.7%。东亚太平洋地区成为美国重要的贸易伙伴。与此同时，美国的公司、企业也看好东亚地区，纷纷在此投资设厂。其次，从东亚地区的国际政治来看，20世纪70年代，苏联利用美国在东亚实行战略收缩之机，极力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态势。该地区大多数国家希望美国能遏制住苏联势力在东亚的扩张，对里根政府奉行的强硬对苏政策表示赞成，欢迎美国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东亚国家的积极态度使得美国调整东亚政策成为可能。
在军事上，东亚地区美苏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向美国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20世纪80年代初，苏联将其海陆空武装力量的大约1/3集结在远东地区。60年代中期，苏联驻远东地区的地面部队有20个师，到80年代中期增加到53个师。更令美国深感不安的是，苏联在日本北方四岛部署了1.4万人的守备部队，直接威胁着日本和北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苏联太平洋舰队的实力过去一直落后于美国的第七舰队，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它已成为拥有820艘各类舰只、总吨位达162万吨的庞大舰队，其实力为苏联四大舰队之首。该舰队的活动范围从北太平洋、日本海到西太平洋和马六甲海峡，同苏联在印度洋的海空力量连接起来，对东亚太平洋地区形成了包围态势。同时，苏联还在该地区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基地，使其进攻能力大为加强。苏联在越南金兰湾的海空基地与美国在菲律宾的基地遥遥相对，苏联不仅在该基地常驻一支海军特遣分队以及一些远程侦察机和巡逻机，而且进驻了性能良好的中程轰炸机，这对于改善苏联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态势以及加强其对马六甲海峡、巴士海峡等重要海上通道的控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苏联在远东地区大力加强军事力量，目的在于确保其东出太平洋和南下印度洋的海上通道，以改善其全球战略地位，增强与美国相抗衡的能力。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力量“第一次对美国的部队和设施构成直接威胁”。
面对苏联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里根政府决心改变过去那种被动应付的局面，大力加强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遏制住苏联势力的扩张，以维护美国在该地区的重要利益。美国领导人多次强调，东亚太平洋地区在美国优先考虑的地区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同美国有着重要的经济和安全关系”；苏联是对整个世界，特别是对亚洲最大的威胁，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基本目标是对付苏联的侵略行动所提出的战略挑战。为此，美国将保持并进一步加强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密切与盟国和具有共同利益的非盟国的关系，协调行动，在西太平洋地区形成反苏的广泛联合。[26]为了重新取得在东亚的战略优势，最大限度地确保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免受苏联的威胁，里根政府在经济、外交和军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
美国决策者认为，东亚经济能否平稳地向前发展，是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关键和基础，也直接关系到美国自身的利益和未来。因而，美国决心进一步密切同东亚地区的经济关系，加强同日本、韩国和东盟国家在经济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并使之制度化和经常化。通过协商，美国决定放宽贸易条件，减少贸易摩擦，以扩大双边经贸往来：在确保美国安全利益的前提下，加快技术转让的步伐；加强金融合作，为双方进行贸易和投资提供便利；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鼓励私人资本直接投资。里根政府还积极推动建立“太平洋经济共同体”，并将其列为外交方面“刻不容缓的任务”。美国决策者确信，实现太平洋经济一体化“符合美国在亚洲的政治、军事利益”，它能把美日关系、美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以及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进一步推进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
在外交方面，美国政府采取了全面转向太平洋地区的方针，同东亚国家的外交来往日益频繁。里根执政初期，由于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态度强硬，致使中美关系一度面临严峻考验，甚至有可能倒退。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1982年8月中旬就此达成协议，并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为消除两国关系发展中的障碍迈出了重要一步。与此同时，中美两国都进行了政策调整。中国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美国则开始推行“新现实主义”的对华政策。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领域，两国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里根在向国会提交的《国家安全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主要的国家安全目标之一就是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强调“一个强大、安全和现代化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27]
日本在里根政府的东亚战略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面对苏联在东亚太平洋地区咄咄逼人的扩张攻势，美国政府以日本为重点加强了在东亚的“联盟战略”，进一步把日本纳入美国在东亚的战略轨道，利用日本处于阻止苏联舰艇南下的有利位置，以及日本迅速发展的经济、科技实力以及军事潜力，使日本成为美国抗衡苏联的战略前哨，维护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利益。1982年3月1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翰·霍尔德里奇在国会亚太小组委员会发言时明确指出，美日关系对亚洲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意义，“我们同日本的关系是我们对亚洲政策的基石，进而也是我们全球外交的必不可少的因素”。1983年11月里根访问日本时，更是称日本是美国在太平洋的“伟大伙伴”，强调“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来说，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了”。不断强化美日同盟关系一直是里根政府东亚政策的一项核心内容。里根与日本领导人每年或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期间举行单独会谈，或进行首脑互访。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上，美日双方立场的一致程度甚至超过美国与西欧盟国之间的一致。
在军事方面，里根政府采取了积极主动的做法，力图重返东亚，大力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扭转不利于美国的战略态势，恢复美国在该地区的战略地位和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在东亚太平洋地区的驻军已增加到15万人，并大大提高了第七舰队的作战能力，配备了先进的巡航导弹和舰载雷达系统。
不仅如此，美国通过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大力加强与东亚国家的防务关系。1984年12月，美日正式签署了《日美共同作战计划》。据此，两国联合军事演习的次数开始逐年增多，演习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美国甚至派出核动力航母参加演习。韩国是美国东北亚战略中“不可缺少的一环”，美韩军事关系也有明显改善。1983年11月，里根访问韩国，重申美国将恪守共同防御条约，不再从韩国撤军。随后，美国大幅度提高了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并加紧进行军事基地的建设工作。到80年代中期，美国驻韩兵力超过4万人。为了进一步增强在东北亚的军事部署，1987年5月，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部”正式成立，统一指挥驻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的陆军。里根政府改变了过去美国对东盟的冷漠态度，加强了双方的军事合作，并不断扩大对东盟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增强其自身防御能力。1978年，美国给予东盟国家的军援为1.63亿美元，1984年增至3.26亿美元。美国向泰国提供了性能先进的战斗机、坦克以及防空设备，并就在泰国建立军火库问题达成协议，从而大大增强了美国在该地区的后勤紧急供应和快速反应能力；美国与菲律宾就延长军事基地租借期问题达成一致；同新加坡定期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并在新加坡建立了监听站；同印尼达成了美国飞机进出印度洋时可飞越印尼领空和在印尼中途停留的协议，并向印尼提供了飞机、舰艇和其他军事装备。美国与东盟合作的目的就是要“遏制苏联在该地区日益增长的军事存在及影响”。
纵观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演变，可以发现具有明显的阶段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要特征是一步步更深地卷入东亚事务，最终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而难以自拔；自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末则不得不在东亚地区实施战略收缩，从旷日持久的越战中脱身，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并最终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到了80年代，美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军事等各个方面又开始积极介入东亚，力图维护并扩大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和影响。影响冷战时期美国政策变化的因素很多，大致说来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美国自身因素；冷战环境；东亚国家因素。外交是一国内政的延续。美国东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首先是出于美国政治、经济、安全等利益的需要，这是美国东亚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但同时，美国决策者在制定东亚政策时，也必须考虑到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东亚地区的现实，并与之相适应。历史已经清楚地表明，如果美国无视或不顾国际环境的变化和东亚现实，而一味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终将难逃失败的命运。
（原刊于《南开学报》2010年第6期）
【注释】
[1]Akira Iriye and Warren Cohen eds.，American，Chinese，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on Wartime Asia，1931-1949，Wilmington：SR Books，1990，p.263.
[2]Walter LaFeber，America，Russia，and the Cold War 1945-1980，New York：McGraw-Hill，1993，p.30.
[3]《马歇尔使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80页。
[4]世界知识出版社编：《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第323页。
[5]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Vol.1，Part 2，Was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523-526；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p.85-86.
[6]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9，Vol.7，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1218-1219.
[7]Doak Barnett，China and 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p.178.(https://www.daowen.com)
[8]Christopher Thorne，“Indochina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2-1945”，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45，No.l，February 1976，p.93；Walter LaFeber，“Roosevelt，Churchill and Indochina，1942-45”，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0，No.5，December 1975，p.1295.
[9]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NSC）48/2，The Position of the U.S.with Respect to Asia，December 30，1949.
[10]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6，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781.
[11]Michael Schaller，“Securing the Great Crescent：Occupied Jap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 in Southeast Asia”，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Vol.69，No.2，September 1982，pp.398-399.
[12]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6，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747；NSC 64，RG 273，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aryland.
[13]NSC 124/2，RG 273，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aryland.
[14]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13，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2，p.298；Robert D.Schulsinger，A Time for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56.
[15]约翰·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若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00页。
[16]Historical Division of the Joint Secretariat，The Joint Chiefs Staff and the War in Vietnam，1940-1954，Wilmington：Michael Glazier Inc.，1982，pp.488-489.
[17]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 Service，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Richard Nixon，1969，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0，pp.544-548.
[18]时殷弘：《尼克松主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4年，第32-33页；夏亚峰：《尼克松主义及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46-56页。
[19]George Herring，America's Longest War：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1950-1975，New York：Alfred A.Knopf，1986，p.222.
[20]H.R.Haldeman，The Ends of Power，New York：Times Books，1978，p.81.
[21]NSSM 21，Vietnam，January 25，1969，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nd Planning，Subject Files，1969-1971，Box 2，Record Group 59，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aryland.
[22]《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74页。
[23]NSSM 36，Vietnamizing the War，April 10，1969，NSC Files，Box 365，Nixon Project，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aryland.
[24]关于尼克松对华政策的研究可参看张曙光：《接触外交：尼克松政府与解冻中美关系》，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25]关于尼克松改善对华关系的深层背景分析可参看牛军：《中国、印度支那战争与尼克松政府的东亚政策》，《冷战国际史研究》，第5期，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8年，第1-20页；陈兼：《对冷战在战略层面的再界定：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国对华及东亚政策的转变及其涵义》，《国际政治研究》，2008年第3期，第76-95页。
[26]张德真：《黑格的亚太地区之行》，《人民日报》，1981年6月23日第7版。
[27]梅孜编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汇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