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军事考虑
美国的主要对手是苏联而不是中国，原子弹主要是用来与苏联抗衡的。自1949年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为了继续保持核优势，美国开始加大原子弹的研制和发展工作，并着手研制氢弹，进一步加强自己的核储备。[8]根据美国制订的作战计划，在发生全面战争的情况时，使用原子弹攻击苏联主要的军事和工业基地，但在局部冲突中是否使用，应视当时情形而定。为防止苏联利用朝鲜局势向西方发动突然袭击，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50年8月修正了原来的核战计划，将摧毁苏联的核能力列为最优先的作战目标，为此需要用292颗原子弹来打击苏联的目标，这几乎是1950年美国核储备的全部。[9]
杜鲁门多次强调，朝鲜战争是“苏联人的策略，是克里姆林宫破坏自由世界团结的计划的一部分”，在整个朝鲜战争中，他“从来没有使自己忘记，美国的主要敌人正端坐在克里姆林宫里”，坚持认为“只要这一敌人没有卷入战争而在幕后拉线，我们就绝不能将再度动员起来的力量浪费掉”。国务卿艾奇逊也反复告诫道，在朝鲜“我们正在同错误的对手交战，打的是第二梯队，而真正的敌人是苏联”，与中国进行全面战争只会符合苏联的利益，削弱美国的实力。美国领导人尤其担心，尽管目前美国仍享有核优势，但苏联有可能通过先发制人的打击，对中东、欧洲甚至美国发动“有限核战争”，并且它也有能力这样做。(https://www.daowen.com)
同样重要的是，朝鲜战争初期，由于缺乏足够的海外前沿基地，美国投掷原子弹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只有250架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战略轰炸机。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清醒地认识到，由于美军对应对世界大战的准备不足，缺乏足够的能力防御西欧，“所以我们压倒一切的考虑就是要避免与苏联人进行全面战争”。美国空军参谋长霍伊特·范登堡不无夸张地抱怨说，美国的防务如此脆弱，以至不管多少苏联轰炸机都可以在未遭到任何攻击的情况下飞越美国国境，并抵达美国境内的大部分目标。[10]
1950年底至1951年初，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非常大，但美国领导人还是决意避免与苏联迎头相撞。在1950年12月1日的会议上，布拉德利、柯林斯不赞成对中国实施常规或者核轰炸，即使中国空军大规模地参加战斗，认为对中国的报复行动将招致苏联空军和潜水艇的干预，到那时留下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威胁使用原子弹，因而“我们不能轰炸中国，即使这意味着我们的地面部队遭受来自空中的攻击”。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分析，如果中美在朝鲜的冲突演变成为两国之间的一场大战，苏联可以从中得到如下好处：在朝鲜消耗和牵制美国及其盟国的大量有生力量；利用亚洲问题在美国和其盟国之间制造分歧；破坏联合国在朝鲜战争开始时所取得的“团结一致”；阻挠西欧的防务计划；使共产党在朝鲜和东南亚的力量得到迅速发展。[11]
美国政府也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所造成的严重后果表示担心。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出兵参战，并不是基于其本身利益的考虑，而是迫于苏联的压力，苏联才是真正的幕后“操纵者”。如果美国进攻中国，苏联势必会援引《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出面干预，对美国采取报复性行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在所难免。[12]参谋长联席会议在提出“以扩大战争来结束战争”的行动方案时，就已经充分认识到这将是一场与中国进行的“规模更大、时间更长、代价更高”的战争，也可能导致同苏联在亚洲打一场战争，甚至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正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的一份研究报告所言，“尽管我们把原子弹看作只是我们武器库中的一种，但它的心理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如果使用它，毫无疑问地会触发一场全面战争”，而此时发生全面战争对美国和西方来说将是“灾难性的”。[13]仅就核力量而言，早在1950年8月，美国联合情报委员会就做出分析，“苏联随时都有可能拥有给美国军事力量以致命打击的能力”，估计“今后两年内随时可能会出现危急情况”。国务院政策规划室认为，如果苏联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它有能力向美国的人口中心和工业基地投掷12—14枚原子弹，并造成超过400万人的伤亡。[14]到1953年，尽管美国的核力量有了大幅度增加，拥有大约1000多枚原子弹和1000架战略轰炸机，但苏联的核储备和进攻能力也有了较大增长。美国情报部门估计，1950年底苏联只有25枚原子弹，到1953年中期已经拥有了200多枚原子弹和大约1200架中程轰炸机，160多架中远程轰炸机，不仅对西欧构成严重威胁，而且“足以对美国发动一场毁灭性的核袭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53年1月提出的一份报告坦率地承认，目前美国对付苏联核打击的能力还“相当有限”，苏联65%—85%的原子弹可以击中美国的目标。[15]由于美国的民防设施还很不完善，如果苏联对美国发动核攻击，将给美国造成900万平民的伤亡，1/3的工业基地被摧毁，并造成美国战略空军24%的轰炸机陷于瘫痪，使美国空军的战斗能力下降50%。若苏联对美军在朝鲜和日本的目标采取报复性打击，其结果显而易见。美国的有关决策部门不再谈论如何进攻苏联，而是开始更多地关注如何避免遭受苏联的核打击。[16]
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务院一再强调，应采取一切措施避免与苏联人进行全面战争，美国不可能对朝鲜或中国动用原子弹，除非是出于重大安全利益需要，美国不得不与苏联直接“摊牌”。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弗朗西斯·马修斯、空军学院院长奥维尔·安德森等曾在1950年八九月间公开鼓吹应对苏联发动“预防性”核打击，其结果只能是自断前程。艾奇逊说得非常明白，“我们政策的全部努力在于防止战争，而不是制造战争”。[17]因而，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不论杜鲁门政府还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对苏联的态度一直比较克制，甚至在与苏联空军交手后，也是秘而不宣，以避免事态的失控。[18]
根据1953年4月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的估计，如果苏联了解到美国对中国的行动是“有限的”，那它的反应就可能比较克制，否则，它的反应就会激烈得多。苏联虽然不会故意挑起一场全面战争，但很可能会直接参与海空行动。国务院政策规划室还提出，苏联的反应将不会仅限于远东，它或许会利用西方国家间的紧张关系以增加对西德的压力。中苏同盟的存在，美苏全面战争的可怕后果，使美国决策者在考虑扩大战争时不能不有所顾忌。对于美国来说，苏联因素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威慑力量。美国的核储备还没有强大到既能够对中国进行有效的攻击，同时在苏联介入的情况下又可以充分地应付苏联。[19]
美国领导人还考虑到，即使苏联不公开参战，使用原子弹或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也会产生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结果也是得不偿失。第一，与中国进行战争将大大影响美国在一场全球性战争中战胜苏联的能力。艾奇逊一直认为，把美军牵制在一个次要战场上只会符合苏联的利益，使它可以趁机在欧洲发动进攻。他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强调，与中国的战争将是一个“无底洞”，那会“榨干我们的血”。布拉德利在1951年5月15日的远东军事形势听证会上明确指出：“克里姆林宫感到高兴的莫过于我们扩大朝鲜战争，把红色中国也包括进去，这就需要增援部队，特别是我们的海军和空军，而苏联在这场冲突中却不必投入一兵一卒。与中国打一场有限战争，将会使我们投入过多的力量，增加我们的风险。”国防部部长乔治·马歇尔甚至认为，美国如果扩大战争，那就掉进了苏联人故意设置的陷阱。[20]第二，即使使用原子弹，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也并不能确保朝鲜战争的结束，使中国屈服，相反，倒有可能重蹈日本侵华的覆辙。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对此说得很明确：“在中国打仗是无法想象的。虽然美国及其盟国可以动用几十万军队，但至多占领一些沿海城市，却不能把我们的意志强加给那个人口众多的国家。”[21]第三，中国土地广袤，城市分散，工业不集中，缺乏核打击的合适目标。美国原子弹数量有限，主要准备用来对付苏联，对中国使用原子弹不仅不能削弱中国继续战斗的意志和能力，只会使美国陷入与中国全面战争的泥潭之中。杜鲁门自己清醒地认识到，与中国的全面战争是一个“巨大的陷阱”，美国将犯“悲剧性的错误”。第四，对中国这样一个弱国使用核武器与对苏联实施核打击造成的政治影响是大不相同的，可能会给美国造成难以挽回的负面影响，并将遭到世界舆论的普遍谴责。在很多亚洲国家看来，原子弹是美国专门用来对付亚洲人的，这将给亚洲民众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美国会因此而失去很多亚洲国家的支持。[22]因此，美国决策者认为，采取把战争扩大到中国这样一种政策，既不能确保朝鲜战争的胜利，也不符合美国的全球利益，相反，“将会使我们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与错误的敌人打一场错误的战争”。换言之，“正确的战争”乃是针对苏联，并且是在美国准备就绪之后。[23]
如果把战争限制在朝鲜境内，就只能用原子弹打击一些战术目标，特别是对方军队和物资的集结地，但这样的目标在朝鲜并不明显。中朝军队很少暴露在适合原子弹袭击的开阔地带，而是广泛地疏散和隐蔽在山林中，进行流动作战；即使是在露天集结，美国也很难发现其具体的集结地点。朝鲜地形复杂，多为崇山峻岭，而且双方军队距离较近，这都大大限制了原子弹的威力，也不利于使用原子弹。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在1953年3月底的一次会议上强调，在朝鲜使用核武器效果可能不大，因为中朝军队正在深挖防空洞，而且越来越深；美国最近在内华达州核基地的试验表明，“如果人们挖得很深，达到了足够深度，就可以非常接近爆炸地点而不受什么伤害”。中朝军队已经在150英里长的前沿战线深挖防空洞，这显然并不是使用战术核武器的良好目标。相反，他提醒说，美军不应集中在釜山、仁川以及任何可能实施两栖登陆的地点，因为这些恰恰都是苏联原子弹报复的极好对象。[24]美国决策者特别担心，倘若使用原子弹效果并不理想，仍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势必会严重降低核武器的威慑价值，并有损美国的声誉和地位，特别是对那些期望获得美国核保护的西欧国家，其影响甚至是灾难性的。[25]
此外，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行动是有理、有节的，使得美国决策者没有理由扩大战争的规模，更没有必要动用原子弹。尽管在出兵初期中国的作战目标曾有过摇摆，但经过几次大的较量，中国领导人适时地对作战目标进行了调整，使之符合朝鲜战争的现实。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使美国能“知难而退”，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并且当停战谈判陷入僵局甚至近于破裂时，又不失时机地做出必要的妥协，以推动和谈取得进展。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国奉行了较为灵活的谈判立场，才使得美国决策者走出了死胡同，摆脱了打、谈两难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