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布赖特对美国侵越政策的支持
富布赖特与约翰逊曾长期在国会中共事，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959年富布赖特之所以能出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约翰逊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肯尼迪竞选总统获胜后，在约翰逊的大力举荐下，富布赖特成为国务卿一职的重要人选之一。尽管由于种种政治上的原因肯尼迪最后没有选择富布赖特，而且约翰逊继任总统后也没有任命他为国务卿，但富布赖特一直是约翰逊在外交和国际事务问题上的主要顾问之一。
约翰逊执政初期，曾多次表示要将解决国内问题列为重要议事日程，并在1965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正式提出“伟大社会”的施政纲领，要求国会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住房、消灭贫困和民权等领域采取广泛的立法行动。约翰逊的这些举措令包括富布赖特在内的许多美国人相信，美国领导人终于将关注的重点从国外转移到国内。但结果证明，不断扩大的越南战争不仅断送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梦想，而且也结束了其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
约翰逊表示，在越南问题上他将继续坚持肯尼迪的政策。作为“多米诺骨牌理论”的坚定信徒，早在1961年5月，时为副总统的他在出访越南时就强调，如果美国不坚决有力地在东南亚同共产主义战斗，并且取得胜利，那么菲律宾、冲绳等沿海岛屿基地就没有安全可言，太平洋就将成为“红色海洋”，美国就不得不退守西海岸，并向整个世界表明，美国不会履行其做出的承诺。上任伊始，1963年11月24日，约翰逊指示美国驻南越“大使”亨利·洛奇转告南越领导人，美国政府支持南越的立场不会改变。27日，他在给国会的第一份咨文中明确表示，美国将坚持其“从南越到西柏林”所承担的义务。1964年3月初，约翰逊向富布赖特强调，美国在南越的目标是帮助其维持独立，避免被北越颠覆或推翻。他宣称，一旦美国撤出，南越政权就会垮台，并造成连锁反应，泰国和马来亚将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印度、印尼和菲律宾也会受到威胁。因而，美国决不能放弃南越。他同时也表示反对向南越派遣地面部队，而是继续帮助南越训练军队，并向其提供后勤援助，为此准备派国防部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前往南越实地考察，以便决定美国是否需要采取以及采取何种新的政策，要求富布赖特对此仔细思考，并提出意见。富布赖特认为，根据目前的局势，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越南的政策“是正确的”，并表示完全支持约翰逊政府的这一政策。[1]
实际上，此时美国在越南已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南越武装力量（民族解放阵线）于1963年底发动了强大的政治和军事攻势，使美国政府奉行的所谓“特种战争”政策濒于破产。1964年1月，在美国的支持和秘密参与下，南越政府军原第二军区司令阮庆率领一批年轻军官发动政变，推翻了具有一定民族主义倾向的杨文明政权，成立了新的政府，但仍岌岌可危。美国决策者决定进一步扩大行动，采取的措施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强化秘密战，二是加强对北越的电子侦察。1964年1月中旬，约翰逊正式批准了由美国驻越军事援助司令部和中央情报西贡分站共同制订的代号为“34A行动”的秘密战方案。美国从1964年2月开始派遣驱逐舰在东京湾（北部湾）进行代号为“德索托”的巡航活动，其目的是通过炫耀武力向北越施加压力，同时对北越的预警雷达和海岸防卫进行电子侦察，为实施“34A行动”以及将来可能的空中打击行动提供情报支持。
即便如此，美国军方仍不满足。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报告说，仅靠秘密行动是不够的，美国必须准备采取“越来越大胆的行动”，包括轰炸北越的主要目标；如有必要，则使用美军直接进攻北越。在2月22日的白宫会议上，约翰逊要求有关部门加紧制订向北越施加压力的应急计划。3月中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美国的根本目标就是“保持一个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南越政权”，南越已经成为考验美国应对民族解放战争的试验场；美国的政策目标如不能实现，“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将落入共产党之手”。在随后几个月中，美国向南越增派了7000名军事顾问，使美国军事顾问的规模达到2.3万人，并任命威斯特摩兰为侵越美军总司令。
约翰逊政府的政策遭到韦恩·莫尔斯、艾伦·埃伦德、欧内斯特·格里宁等参议员的反对，他们认为越南战争是一场内战，美国没有理由进行干涉，美国不断增兵并使战争升级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要求尽早从越南脱身。富布赖特却坚定地站在约翰逊一边。他曾经表示，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他对南越局势并不在意，而是完全专注于欧洲事务，认为美国对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只是“很小的行动”。1964年3月底，富布赖特在国会发表演说称：“除了撤退以外（我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考虑撤退是不现实的），美国在越南有三个可以选择的办法。其一，继续在南越境内进行反游击战，同时增加美国的援助，以提高南越军队的军事效能和南越政权的政治效能；其二，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以实现南越或整个越南的中立化；其三，扩大战争规模，可直接派大量美军直接参加，或是为南越军队提供装备来进攻北越的领土，可能采用的手段是从海上或空中进行突击式的活动。”富布赖特认为，就目前南越的军事情况而言，要想通过谈判来保住南越是极其困难的，而且美国也并没有进行讨价还价的有利地位，在双方之间的优势对比尚未发生有利于美国的巨大变化之前，几乎不可能通过谈判来确保南越政权。在他看来，美国在越南只有两种现实的选择：或是以某种方式扩大冲突，或是努力加强南越政权进行战争的能力。他强调，无论采取何种手段，美国都要“继续履行对南越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2]在回答议员的质询时，他甚至表示，“不管对还是错，我们已经深深地卷入了”，“我们承担的义务已经到了这一地步，如果撤出，那对我们国家来说将是灾难性的”。[3]
富布赖特或许没有想到，此时约翰逊政府正在为扩大战争加紧策划。8月初，美国借口北越鱼雷艇“蓄意”攻击正在东京湾（北部湾）执行巡逻任务的美国军舰，决定采取报复行动。在听取约翰逊的通报后，富布赖特表示，北越方面的攻击行动表明其正在考验美国的“决心”，除非美国做出反应，否则这种攻击仍会继续。约翰逊向国会领导人称，他打算向国会提交一项决议，要求国会支持政府在必要时对北越采取军事行动，“以捍卫东南亚的自由与和平”。包括富布赖特在内的多名国会领导人对此表示支持，其理由主要是：“在我们认为国家遭到攻击时，局势需要我们紧急、迅速地表示出全国的团结一致。显然，总统的态度是，如果胡志明看到我们的决心和一致，他就会寻求和平，走向会议桌并通过谈判解决整个问题。”[4]随后，约翰逊发表电视讲话说，美军出动了60余架次的战机，对北越的4个巡逻艇基地和一个重要油库进行轰炸。这是美国对北越展开的第一次公开的武装进攻。
8月5日，约翰逊将“东京湾决议”提交给国会，主要内容是：“国会批准并支持总统作为总司令决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击退对美国军队的任何武装进攻，并阻止进一步的侵略。美国认为，维护东南亚的国际和平与安全对其国家利益和世界和平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与美国宪法和联合国宪章相符，并依照在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中承担的义务，美国准备按照总统的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步骤，包括使用武装力量，援助要求给予支持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任何成员国或协定签字国以捍卫其自由。”[5]同日，富布赖特来到白宫，以便了解更多的信息，用来应对诸如莫尔斯、格里宁等一直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持批评态度的议员可能提出的质询。
6日，富布赖特主持了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举行的联合会议，讨论“东京湾决议”。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声称，此次攻击绝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北越竭力要征服南越并最终征服和控制整个东南亚的一个既定步骤，美国总统有权采取至少是有限的军事行动以“捍卫”美国的国家利益。麦克纳马拉则详细介绍了两次攻击的时间、攻击发生时美国军舰所在的地点以及美国的反应等情况。莫尔斯认为美国海军舰艇是在支持南越的行动计划，在距离北越海岸如此之近的地方进行巡航是一种挑衅行为。麦克纳马拉对此坚决予以否认，声称美国海军绝对没有参与南越的军事行动，他们只是在东京湾（北部湾）进行例行巡航，与南越方面的行动没有任何关系。
作为会议主席，富布赖特并未向腊斯克、麦克纳马拉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等人进行提问，而是对美国政府做出的迅速反应以及所表现出的克制给予了赞扬，并对北越“蓄意的侵略行径”和对国际法的“蔑视”进行了谴责。他认为，美国有权对北越的“富有侵略性的”“无缘无故的”攻击做出反应，以保卫自身的安全，美国的行动符合其“重要利益”以及对东南亚盟友与伙伴所承担的“义务”。[6]富布赖特同时相信，如果目前的政策需要做重大变动，约翰逊肯定会与国会协商。他宣称，由于受到了直接挑衅，美国所采取的报复性措施完全是必要的和正当的，他要设法使该决议在参议院顺利通过。他在发言中还表示，该决议进一步表明，国会将批准和支持美国总统现在或将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制止或击退共产党对东南亚“侵略”的决心。他称，“如果因为我们与苏联、东欧关系的发展持乐观态度，从而对北越和中国共产党的侵略计划产生任何幻想，那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他很清楚一旦国会通过这一决议，将赋予约翰逊很大的行动自由权。他表示，“我意识到大家都对发生在越南和其他地方的事情有自己的看法，但从根本上说，在我们的这种体制下，总统作为我们的代表在这些活动中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尽管留意、提防是我们的特权，在许多场合我们应该如此，若是在涉及国家安全或受到战争威胁的时候，我们必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行政部门的决策”。[7](https://www.daowen.com)
大多数参议员都对决议表示支持，但依然有少数人对此表示反对或怀疑。乔治·麦戈文、盖洛德·纳尔逊、格里宁等坚持认为参议院不能向约翰逊开出一张使其可以在东南亚发动地面战争的“空头支票”，并对美国可能会在南越愈陷愈深以致难以自拔感到不安。面对这些质询，富布赖特一再表示，决议案的目的就是让国会公开支持约翰逊总统对河内做出“有限而又适度”的回击，显示美国国内的团结和决心，从而迫使北越方面停止“侵略”活动。
麦戈文、丹尼尔·布鲁斯特等议员担心“东京湾决议”的通过可能意味着国会授权约翰逊可以在越南大量使用美国地面部队。富布赖特对此表示，“在我看来，决议中没有任何地方考虑过使用地面部队的问题”，动用地面部队是“我们最不愿做的事情”，“我个人认为，任何情况下在亚洲大陆投入大量兵力都是非常不明智的”。他同时也承认，“从决议的措辞来看，它并不能阻止这样的行动，它将授权三军统帅采取任何他认为必要的措施”，这要由行政部门做出决定。[8]尽管如此，富布赖特重申，“有些批评者宣称该决议是在扩大战争，但我认为恰恰相反，它是为了阻止战争扩大”。他强调行政当局不会考虑任何对过去政策的重大改变，而且也不打算利用该决议来采取任何其他行动。富布赖特甚至表示，这份决议是自己看到的送到参议院的最好的一份。
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纳尔逊担心约翰逊会利用“东京湾决议”向越南大规模增兵，从而导致战争升级，要求增加一项附加条款，说明美国的政策是避免军事上直接介入东南亚地区的冲突，不考虑动用地面部队。富布赖特认为，纳尔逊的修正案准确地反映了约翰逊所声明的政策，但如果附加这一条款，那就必须同众议院协商一致，而当务之急是毫不犹豫地确认“我们的团结一致”。富布赖特明确表示，“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办法接受修正案”，将其提交给国会参众联席会议，并因此承担延误通过决议的责任。他同时保证说，决议本身只适用于美国海上军事行动，不包括地面军事行动，约翰逊总统无意发动一场地面战争。在他看来，如果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变化，约翰逊会事先征求国会的意见。[9]
只有莫尔斯和格里宁明确表示反对该议案，认为美国的行为违反了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和联合国宪章。在莫尔斯看来，所谓“东京湾事件”不过是美国政府为发动战争而蓄意制造的借口。他表示，宪法规定发动战争的权力在国会，而决议案却将这一权力赋予总统，“我相信，历史将证明，由于这一决议，我们犯下了破坏和无视美国宪法的严重错误”，“我们事实上是要授权总统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不宣而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莫尔斯要求富布赖特就此举行听证会，但遭到富布赖特的拒绝。[10]参议院对“东京湾决议”进行讨论时，只有不到1/3的议员在场。在富布赖特的大力推动下，尽管不少参议员心存疑虑，但还是对“东京湾决议”投了赞成票，使得该决议以88票对2票获得通过。随后，美国众议院以416票对0票通过决议。
富布赖特之所以支持并极力推动国会通过这一提案，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当时美国正处于1964年总统大选的关键时刻，而越南问题成为共和党攻击约翰逊的主要议题。共和党人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一直主张扩大战争，要求约翰逊应该考虑把战争“引入”北越乃至中国南部的“可能性”，甚至公然主张对北越投掷小型原子弹，以切断其补给线。实际上，自60年代民主党执政后，在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手段以及如何看待共产党国家对西方的“威胁”等问题上，富布赖特与戈德华特之间的争论就从未停止。在戈德华特看来，共产主义与西方的矛盾和对抗是不可调和的，两者不可能和平共处；在与共产主义的较量中取得“全面胜利”必须是美国对外政策压倒一切的目标，为此美国可以采取一切必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心理手段。[11]
戈德华特的好战言论令富布赖特颇为担心。他认为，约翰逊已经明确表示不会向越南增兵，国会通过的决议实际上旨在威慑北越方面。而如果戈德华特当选，势必会采取更为强硬的政策，对北越乃至中国发动进攻，并有可能使用原子弹，从而引发一场美苏全面战争。因而，在美国总统大选来临之际，为了避免约翰逊被人指责为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国会必须对他予以全力支持，对“东京湾决议”表现出任何犹豫和疑虑都会对约翰逊造成非常不利的影响，并使其感到难堪。[12]正因为如此，有评论家甚至认为，戈德华特的崛起是促使那些对“东京湾决议”犹豫不决的参议员投赞成票的“最为重要的因素”。[13]
同时，富布赖特确信，鉴于约翰逊一直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东京湾决议”的通过无疑会有助于加强他的这一立场。他认为，约翰逊不仅不会在越南扩大战争，而且还将尽一切努力避免美苏发生冲突。因而，他和约翰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在不损害美国及其盟国安全与自由的情况下避免核战争。
对于“东京湾决议”，富布赖特和约翰逊有不同的解释。前者认为，提出该决议的目的不是为了战争，恰恰是为了阻止和避免战争，促使北越走向谈判，使美国尽快从越南撤出。在他看来，约翰逊提出的这一决议没有实质性意义，只是为了显示约翰逊反对共产党的“决心”和“意志”，“只不过是起个心理作用”。约翰逊如果要做出政策调整必须经过国会同意，至少应该与国会充分协商，他无权擅自扩大战争。[14]但对约翰逊来说，这一决议赋予了白宫很大的进行战争的自由，成为日后扩大战争的通行证，为战争的“美国化”提供了依据。
“东京湾决议”意味着美国对南越承担了“不可逆转的义务”，为美国政府进一步扩大越南战争奠定了基础。很显然，富布赖特在促使国会特别是参议院顺利通过这一决议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随后的岁月中，富布赖特一直对此悔恨不已，他表示，“回想起来，我显然犯了个错误”，“一个悲剧性的错误”；“我本该举行听证会对问题做仔细的研究”；“如果我们举行了听证会，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他的传记作者甚至认为，这是富布赖特政治生涯中“最为耻辱的时刻”。[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