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欧国家反对美国扩大战争
美国的盟友一致反对扩大朝鲜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行动，防止其铤而走险。艾奇逊很清楚，原子弹只是一种“政治责任”，它的威慑作用只能“把我们的盟友吓得半死”，对苏联却不起什么作用。[26]朝鲜战争爆发后，迫于美国的压力，西欧各国均派兵加入了“联合国军”，但这些国家在对华、对朝政策上从一开始就与美国存在着严重分歧和矛盾，强烈反对美国扩大战争的企图，主张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担心如果美国把战火烧到中国，势必会使美国更深地陷入亚洲而无力他顾，使欧洲没有像样的防御力量，甚至会出现所谓的“军事真空地带”，同时还有可能招致苏联的报复。
作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和朝鲜战争的主要参战国，英国对战争的扩大尤为担心。英国领导人考虑到，朝鲜战争一旦扩大，不仅中国香港、印度支那、马来亚等会卷入其中，从而严重削弱英国在这一地区的地位和影响，而且苏联也可能因此在欧洲采取行动。有些英国政府官员甚至认为，朝鲜战争只是苏联的佯攻，其目的在于把西方的注意力引向东方，然后趁西方防备空虚之机，直接进攻西欧乃至英伦三岛。英国军方特别强调，倘若美苏发生全面战争，英国会首当其冲，在英国的美军轰炸机基地不可避免地会成为苏联攻击的主要目标。英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一旦朝鲜战争演变成美苏全面冲突，由于地理上的因素，并且目标相对集中，英国和西欧面临苏联核打击的可能性要比距离遥远、目标较为分散的美国大得多。[27]而在不少英国人看来，苏联根本无须对英国动用原子弹，因为整个英国南部和西南部地区包括伦敦在内都一直处于苏联远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这就足以对英国的生存构成“致命的威胁”。[28]
因而，战争伊始，英国外交部就明确表示，“我国政策主要的、基本的目标在于设法控制住朝鲜的局势，以避免发生全球性战争”。英国保守党领袖丘吉尔也强调：“我的眼睛并不紧盯着朝鲜，虽然远东对我们的牵制很大，但毕竟只是个牵制而已。我们应稳定那里的局势，越快越好，因为决定世界命运的地方是欧洲，最大的危险仍然在欧洲，我们必须弥补欧洲前线可怕的防御缺陷。”[29]应当说，这反映了英国人的普遍心理。
自从苏联拥有原子弹之后，英国就一直担心，驻有美国战略轰炸机部队的英国领土将成为日后苏联核攻击的目标。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7月27日，英国皇家空军元帅约翰·斯莱瑟在参谋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表示，“我们不能冒这样一种形势的风险：美国人决定使用原子弹，而我们则对于是否应该使用争论不休”。英国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在远东使用原子弹打击中国目标“将导致苏联参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们强调，一旦核战争的门槛被打破，就会降低原子弹阻止重大战争的威慑价值。[30]外交部副国务大臣狄克森颇有预见性地指出，如果朝鲜战局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的变化，美国有可能考虑在朝鲜使用核武器，因此，在适当的时候，英国应该让美国人保证，不经过美英两国的预先磋商，美国不得动用核武器。[31]
1950年11月30日，杜鲁门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宣称美国一直在积极考虑对中朝军队使用原子弹，这使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的盟国惊恐不已，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沙特阿拉伯驻联合国代表明确警告美国人，亚洲国家普遍认为，原子弹似乎是专门用来对付有色人种的，如果美国果真使用的话，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并对未来几年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印度驻联合国代表在发言中同样表示，亚洲国家普遍感觉，原子弹仅仅是用来打击亚洲人的一种武器。印度外交部强调，目前联合国在朝鲜的首要目标是避免冲突的扩大。尼赫鲁总理强烈谴责了任何有关使用核武器的建议，指出避免使用原子弹是“绝对必需的”，并建议召开有关大国会议，商讨远东问题。他特别提请美国注意亚洲国家对原子弹的敏感性。[32]亚洲国家普遍反对使用核武器，这对美国决策者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实际上，在讨论使用核武器的过程中，美国决策者所顾忌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这一行动将产生严重的负面政治影响，不仅会失去亚洲国家的支持，而且美国在这些国家的影响甚至有可能消失殆尽。[33]
作为美国的一个主要盟国和近邻，加拿大政府对杜鲁门的讲话深感震惊。加拿大外交部立即发表声明，反对美国在朝鲜使用原子弹，告诫美国不经过与有关主要国家协商，不能贸然对“这个有着巨大可怕后果的行动做出决定”。外长莱斯特·皮尔逊表示，加拿大要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冲突的扩大，认为使用核武器或者威胁使用核武器将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削弱西方国家的内部团结，促使欧洲中立主义抬头；使亚洲国家与西方的关系愈发疏远，从而使西方在政治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他特别强调，在原子弹使用问题上，加拿大作为二战时期美英加三方联合研制这一武器的一个伙伴，应该具有一定的发言权。[34]
杜鲁门的声明引发了一场“战后以来欧洲最激烈的政治动荡”。荷兰驻联合国大使“含着眼泪”问美国代表，是否有办法避免战争。在伦敦，76名工党议员联名致函艾德礼首相，谴责杜鲁门的讲话，同时声明：如果英国政府支持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决定，他们将对政府投不信任票，并集体辞职。100多名议员则要求，如果美国事先未经英国同意就擅自在朝鲜使用原子弹，英国应该从朝鲜撤军。英国下院还展开了1945年以来有关外交政策的“最严重、最焦急、最负责”的一次辩论。政界要员如丘吉尔、艾登等也对局势表示了忧虑，呼吁联合国采取一切实际可行的措施来避免与中国发生战争，敦促政府施加最大限度的影响，以阻止战火的蔓延。一些青年团体和妇女、宗教组织聚集在首相官邸门前举行示威，反对扩大朝鲜战争。英国驻联合国代表格拉德温·杰布向美国国务院官员强调，西欧其他国家与英国同样有“巨大的担心”，即美国正“在一个不可思议的时间里和可能出现的最困难的战略条件下”，使他们在亚洲投入战争。美国驻英使馆向华盛顿报告说，“英国上上下下的舆论都强烈反对任何导向与中国发生战争的行动”。[35]
英国参谋长委员会也致电侵朝美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指出“在我们看来，如果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不仅不能有效地阻止中国军队的前进，而且将会使局势变得更加糟糕，苏联空军将不可避免地参加战斗。原子弹是我们最后的武器，我们必须把它作为一种威慑工具，或者在苏联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时使用”。军方认为，根据朝鲜战场的情况，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心理上，对朝鲜实施核打击都不会起决定性作用；若用来打击中国的目标，则“将导致苏联参战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强调一旦核战争的门槛被打破，就会降低原子弹阻止重大战争的威慑价值。[36]
在此情形下，艾德礼首相不得不在内阁紧急会议上宣布，将亲赴华盛顿同杜鲁门总统举行会晤。实际上，早在1950年七八月间，英国政府就曾两次提议举行英美首脑会晤，商讨远东局势，但均被美方以军事上或政治上不合时宜为由加以拒绝。艾德礼此举不仅得到了英联邦国家的一致赞同，而且也受到西欧国家的广泛欢迎。临行前，他与来访的法国总理普利文交换了意见，双方一致同意，不应将原子弹与其他武器同等看待，使用原子弹将会使战争进入一个新阶段，没有人能预见其后果如何。而且，在朝鲜是否使用原子弹要由联合国来决定，美国无权单独决策，应当阻止美国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敦促其敞开谈判解决问题的大门。荷兰政府也向英国表示，应当采取某些行动来约束一下美国人。因此，艾德礼赴美可以说是肩负着整个西欧的使命。[37]
12月4日至8日，艾德礼与杜鲁门等美国领导人共举行了6次会谈，他要求美国同意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在联合国内通过协商解决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艾德礼明确告诉杜鲁门，英国反对同中国打一场“有限战争”，不赞成对中国采取报复措施，反对美国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基地和工业城市采取军事行动，因为“西方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发动这样的进攻”，而且这类行动也不会导致问题的最终解决，只会使冲突升级和扩大。他强调，同中国打“有限战争”的政策对于英国来说没有什么吸引力，不可能得到英国的支持，也很难在联合国获得通过，这样的行动将是美国单方面的行动，希望尽快通过谈判结束这场战争，以便集中力量加强欧洲的防务。在核武器问题上，艾德礼提议双方立即就原子弹的战略使用问题进行共同研究，并要求美国将使用这类武器的有关计划告知英方。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如在朝鲜使用核武器或对中国大陆采取大规模行动，两国应进行协商。尽管此次英美首脑会晤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但英国反对扩大战争的态度势必对美国产生一定影响。[38]1951年1月，法国总理普利文在与杜鲁门会谈时也同样表示希望在朝鲜尽快停战，敦促美国应为此做出努力。在英、法等国看来，倘若美国继续奉行那种僵硬的政策，只会进一步激化早已严重的、有可能爆炸的形势。
很显然，在盟国的坚决反对下，美国政府如果一意孤行，势必会导致与盟国关系的紧张。杜鲁门、艾奇逊非常重视同英国的关系，认为尽管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的经济、军事力量大为削弱，但它目前仍是美国盟友中仅有的强国，是美国“唯一可以信赖的真正盟友”，没有英国的全力支持，北约就会成为一纸空文，美国的全球战略就难以实现，保持美、英的团结和合作对于美国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务院远东处在1951年1月11日提出一份研究报告指出：联合国不可能同意对中国大陆采取直接军事行动，这样的行动反倒会使美国在联合国内外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破坏，并有损西方国家间的团结，进而影响到西方未来的防御能力。就连杜鲁门也坦率地承认，“如果美国一旦把战争扩大，我们就可能不得不单独进行。我们的欧洲盟友离苏联较我们为近，他们处于远较我们为大的危险中。如果我们的行动不顾到他们所面临的危险，他们就可能不顾我们的危险而行动”。他特别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打起来时，美国却处于没有盟国的孤立无援的困境。而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估计，苏联发动全球性战争的可能性较前已大大增加了。[39]
艾森豪威尔上台后，美国的盟国依然坚决反对扩大战争，希望立即看到朝鲜停战，并不断向美国施加种种压力。对于美国“放蒋出笼”、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的举措，欧洲国家深表不安，担心这很可能是美国扩大战争的第一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明确地告诉美国人，英国对美国政府没有与盟国协商就单方面做出这一重大决定表示“遗憾”，并警告说这一步骤可能会造成“非常不幸的政治影响，而同时又没有任何军事上的好处可以作为补偿”，无助于朝鲜问题的解决。他强调，英国反对任何使朝鲜冲突进一步扩大的行动，要求美国在采取任何重大军事行动之前须与英国进行磋商。[40]法国、加拿大、印度等也对美国的草率行事表示强烈不满。
盟国的压力势必会对美国政府的决策起一定的牵制和约束作用。1953年4月出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47号文件明确提出，美国的盟国不会赞成使用核武器，并怀疑这种做法能否取得相应效果，实现在朝鲜的停火；他们还会担心使用这类武器不仅不能结束战争，反而会使事态更加恶化，导致一场同中国甚至苏联的全面战争。文件警告说，使用核武器将会使美国对朝鲜战争的政策失去盟国的支持，并使美国与盟国的关系变得更为复杂化。这不能不使美国决策者有所顾忌。实际上，在讨论这一文件时，美国领导人颇感头疼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该文件所提议的把战争扩大到中国的做法不会得到盟国的同意，这样的行动将会使西方联盟“关系紧张”，甚至于破裂。国务院的官员特别担心，如果美国使用原子弹，北约可能就会“分崩离析”。这一政治代价显然是太高昂了。艾森豪威尔自己曾多次表示非常关注盟国的反应，认为“也许应该使用原子弹，但我们不能不看到这类行动对我们盟国的影响，这种影响将是非常严重的，因为我们的西欧盟国很可能会感到，在一场美苏核战争中，它们将成为战场”。他明确表示，“我们决不能被盟友遗弃”，必须加强西欧的防御力量。[41]后来艾森豪威尔坦率地承认，在使用原子武器方面，美国的看法总是与盟国多少有些不同；如果当时美国做出使用这种武器的决定，“将会使我们和盟国之间造成强烈的分裂情绪”。[42]盟国的反对使美国决策者深深地认识到，在谋求“体面的”停火方面，他们并不能为所欲为。
当然，除了上述几个主要方面之外，制约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因素或许还有一些。尽管美国政府曾考虑了各种使用核武器的计划和方案，并频频挥舞核大棒，但正是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使得美国决策者终究不敢轻举妄动。不仅如此，鉴于核武器的特殊性，甚至谈论使用核武器都成为一种“禁忌”。艾森豪威尔、杜勒斯奉行“大规模报复战略”，多次表示要打破这种“禁忌”，宣称要把核武器同常规武器同等看待，如有必要，就可以使用，但也始终未敢越雷池一步。现有的研究已证明，朝鲜停战与美国的核威胁无关，美国的核部署和威胁对中国的决策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朝鲜战争再次证明了美国核威慑的限度。
（原刊于《史学月刊》2011年第4期）
【注释】
[1]有关美国的核威胁可参见Roger Anders，“The Atomic Bomb and the Korean War：Gordon Dean and the Issue of Civilian Control”，Military Affairs，Vol.52，No.1，1988，pp.1-6；Roger Dingman，“Atomic Diplomacy during the Korean War”，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3，Winter 1988/1989，pp.50-91；Conrad Crane，“To Avert Impending Disaster：American Military Plans to Use Atomic Weapons during the Korean War”，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3，No.2，2000，pp.72-88.
[2]Bret Cillessen，“Embracing the Bomb：Ethics，Morality，and Nuclear Deterrence in the US Air Force，1945-1955”，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1，No.1，1998，p.118.
[3]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19.
[4]Marc Trachtenberg，History and Strate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121.
[5]John Spanier，The Truman-MacArthur Controversy and the Korean War，New York：W.W.Norton，1965，p.261.
[6]Robert Jervis，“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Cold War”，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24，No.4，1980，pp.580-581.
[7]Ernest May，John Steinbruner and Thomas Wolfe，History of the Strategic Arms Competition，1945-1972，Washington，D.C.：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1981，pp.108-116.
[8]David Alan Rosenberg，“The Origins of Overkill：Nuclear Weapons and American Strategy”，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7，No.4，Spring 1983，pp.21-26.
[9]David Alan Rosenberg，“U.S.Nuclear Stockpile，1945-1950”，The 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Vol.38，No.5，May 1982，p.26.
[10]Harry Borowski，A Hollow Threat：Strategic Air Power and Containment before Korea，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82，p.191.
[11]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1278-1279.
[12]CIA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s 2/1，“Chinese Communist Intervention in Korea”，November 24，1950；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 2/2，“Soviet Participation in the Air Defense of Manchuria”，November 27，1950，RG 263，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aryland.
[13]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1，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815-816；Marc Trachtenberg，“A Wasting Asset：American Strategy and the Shifting Nuclear Balance，1949-1954”，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3，No.3，Winter 1988/1989，pp.21-22.(https://www.daowen.com)
[14]Vojtech Mastny，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The Stalin Year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109；Christopher Gacek，The Logic of Force：The Dilemma of Limited Wa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83.
[15]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以下简称为NSC）141，“Reexamination of United States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January 19，1953，RG 273；Special Estimate 36，“Soviet Capabilities for Attack on the US through Mid-1955”，March 3，1953，RG 263，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aryland.
[16]Melvyn P.Leffler，A Preponderance of Power：National Security，theTruman Administration，and the Cold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440；NSC 140/1，“Evaluation of the Net Capability of the USSR to Inflict Damage on the United States Up to July 1，1955”，May 18，1953，RG 273，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aryland.
[17]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19.
[18]Michael McCarthy，“Uncertain Enemies：Soviet Pilots in the Korean War”，Air Power History，No.1，1997，pp.34-44.
[19]Christopher Gacek，The Logic of Force：The Dilemma of Limited War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p.80.
[20]Allen Guttmann ed.，Korea and the Theory of the Limited War，Boston：Heath，1967，p.38.
[21]Thomas Schoenbaum，Waging Peace and War，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8，pp.219-220.
[22]Matthew Jones，After Hiroshima：The United States，Race and Nuclear Weapons，1945-196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70.
[23]Omar Bradley，A General's Life，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3，p.640；Marc Trachtenberg，“A Wasting Asset：American Strategy and the Shifting Nuclear Balance，1949-1954”，Vol.13，No.3，Winter 1988/1989，p.27.
[24]“JCS Discussion of the Use of Atomic Weapons in Korea”，March 28，1953，Records of the Policy Planning Staff，Box 19，RG 59，National Archives，College Park，Maryland.
[25]Daniel Calingaert，“Nuclear Weapons and the Korean War”，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11，No.2，1988，p.190；John Lewis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04.
[26]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1278-1279.
[27]Nicholas J.Wheeler，“British Nuclear Weapon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5-54”，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2，No.1，Winter 1985/1986，p.77.
[28]Nicholas J.Wheeler，“British Nuclear Weapons an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1945-54”，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2，No.1，Winter 1985/1986，p.77；Steven Lee，Outposts of Empire：Korea，Vietnam，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Asia，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07.
[29]FO 371/84080，June 27，1950，PRO，London；Michael Dockrill，“The Foreign Office，Anglo-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Korean War”，International Affairs，Vol.62，No.3，Summer 1986，p.461.
[30]Ian Clark and Nicholas Wheeler，The British Origins of Nuclear Strategy，1945-1955，Oxford：Clarendon Press，1989，p.138.
[31]FO 371/84091，July 1，1950，PRO，London.
[32]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p.1300-1301，1334-1335；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An Internation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132；Nina Tannenwald，The Nuclear Taboo：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Non-use of Nuclear Weapons since 1945，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22-123.
[33]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Vol.7，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1100.
[34]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1，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814；Denis Stairs，The Diplomacy of Constraint：Canada，the Korean War，and the United States，Toronto：Univerity of Toronto Press，1974，pp.148-149；Robert Prince，“The Limits of Constraint：Canadian-American Relations and the Korean War”，Journal of Canadian Studies，Winter 1992/1993，pp.129-152.
[35]Rosemary Foot，“Angl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Korean Crisis：The British Effort to Avert an Expanded War，December 1950-January 1951”，Diplomatic History，Vol.10，No.1，Winter 1986，p.45；Sean Greenwood，“A War We Don't Want：Another Look at British Labour Government's Commitment in Korea”，Contemporary British History，Vol.17，No.4，Winter 2003，p.12.
[36]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p.118-119.
[37]Alan Bullock，Ernest Bevin：Foreign Secretary，London：Norton，1983，p.821.
[38]William Stueck，The Korean War：An International Histor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136-137；Roger Dingman，“Truman，Attlee，and the Korean Crisis”，International Studies，No.1，1982，p.32.
[39]Robert Ferrell ed.，Off the Record：The Private Papers of Harry S.Truman，New York：Harper Row，1980，p.304.
[40]Callum MacDonald，Britain and the Korean War，Oxford：Blackwell，1990，p.86；Rosemary Foot，The Wrong War：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mensions of the Korean Conflict，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216.
[41]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2-1954，Vol.15，Washington，D.C.：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pp.826-827.
[42]Dwight D.Eisenhower，Mandatefor Change，Garden City：Double Day，1963，p.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