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史上的危机与世界秩序

第一节
国际史上的危机与世界秩序

国际危机有各种各样。其中有几种危机与世界秩序问题有着直接的或比较直接的关联。我们这里所主要讨论的危机，一般是指影响全局、延续相当一段时间、大规模的危机，而不是局部的、小规模的、短暂的危机。笔者试图把这些危机分为四类。

一、战争与革命

大规模战争是与世界秩序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危机，而战争又经常与革命互相联系，深刻影响着世界。从历史上看，近代国际体系自建立以来，每一次新的世界秩序的出现，大都是通过战争与革命来实现的。

（一）三十年战争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确立

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近代民族国家体系的一个重要开端，是世界秩序构建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个体系建立的直接动因，就是延绵不断的“三十年战争”所引发的欧洲全面危机状态。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第一，欧洲事务不再由教廷号令天下，“民族国家至上”原则主导了国际事务，国家内部事务不受外来干预；第二，主权原则意味着欧洲各国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各自的政治经济多样性，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确认。犹如基辛格所言：首先，“这一体系妙就妙在它的各项规定不是实质性的，而是程序性的。这也是这一体系得以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的原因。一国若是能够接受这些最基本的规定，即可被接纳为国际社会成员，继续保持自己的文化、政治、宗教及国内政策，并得到国际体系保护，不受外来干涉”⁽¹⁾。第二，也正因此，与帝国或教廷理论上只承认一个完全合法的权力中心的情况不一样，“威斯特伐利亚概念则把多样性当作起点，把各国视为客观存在的现实，以此吸引了情况各异的国家，共同探索秩序。到20世纪中叶，这一国际体系已涵盖地球各大洲，至今仍是国际秩序的骨架”⁽²⁾。

（二）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后的维也纳体系

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拿破仑称帝制宪——以这种特别的方式保障革命成果，并通过欧洲战争，推广革命。当时的欧洲君主体制国家，包括英国、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等国，不甘于欧洲既定秩序被推翻，联合起来打败了拿破仑；后经过1814年的谈判，建立维也纳体制。这一体制的核心构架在于：英、俄、普、奥组成的“四国同盟”联合维护欧洲的领土秩序不容变更；抵制对各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吸收战败国法国在内的大国（Great Power一词即当时的产物）通过多边会议协商处理国际事务⁽³⁾；有节制地处理战后事宜：法国的边界得到保护；外国军队占领极为短暂；赔款有限；一直到1818年法国才被接纳为“欧洲协调”组织的正式成员；欧洲不能有任何一国变得过于强大，这是各大国处理外交事务的基本诉求。⁽⁴⁾在这样的安排之下，恩格斯乃至于基辛格都曾经说过，1814年之后欧洲维持了“百年和平”。尽管是否为真正的百年和平，因其间还是发生了一些重要的战争而有所争议。但是，总体上和平长时间地在欧洲得以维持，这是历史事实。非常值得后人探讨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维也纳体制能够维持那么长时间的欧洲和平？作为“均势战略”专家的基辛格如此回答：“一种国际秩序的生命力体现在它在合法性和权力之间建立的平衡，以及分别给予两者的重视程度。无论合法性还是权力都不是为了阻止变革，两者结合是为了确保以演变的方式，而不是通过各方赤裸裸的意志较量实现变革。”⁽⁵⁾而笔者则以为：维也纳体制的生命力来自一个漫长而动荡历史时期中，欧洲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三种基本思潮的相互激发与交融、制约与平衡，以及各种政治思潮之间的纵横捭阖在内外政策和制度秩序上的体现。这恐怕是一个更为深层的原因。⁽⁶⁾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雅尔塔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所建立的雅尔塔体系，纠正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凡尔赛体制缺乏对战败国的有效制约、无力应对国际危机的缺点，维持了迄今为止尚能运行的国际体制的基本构架。该体制的核心在于：第一，美、英、中、法、苏五大国组成安理会；第二，以安理会为核心组成联合国，并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一系列机制，加以保障。这一体制虽以大国为主导，但也有一国一票的联合国大会机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在原则上也是一国一票）予以呼应。虽然雅尔塔体制并没有避免历时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式东西方对抗，但是，由战争直接推动所建立的雅尔塔体制，迄今还维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尽管存在着各种局部战争前提下的）总体和平。

以革命和战争方式所推动建立的世界秩序，总体说来，由于战胜国与战败国的界限分明，利益关系明确，也因为早在战争结束之前富有远见的大国元首们就开始了对于战后安排的深入考量，比如，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两年，美英苏之间——包括中国——就开始了建立世界秩序的谈判。雅尔塔体制的核心内容，运行至今依然有效，与战争决定这一点，及其背后的力量格局对比有着直接的关联。

二、经济危机下的国际格局重组

与全面战争带来的重铸世界秩序的直截了当的要求有所不同，全局性的国际经济—金融危机对于世界秩序变更的影响，更多的是通过对于国际性经济—金融体制的重构来实现的。

（一）1929年大萧条：导致英美换位与希特勒崛起

经过了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发展，1929年到1933年初，美国经济出现了全面衰退，国内生产总值下降30%；十多万家公司破产；1 500万工人失业。同时，20年代美国经济的狂热发展曾严重影响欧洲。一旦美国经济崩溃，大量资金回流，欧洲经济则雪上加霜。1931年英国被迫放弃金本位，英镑霸主地位不得不让位于美元。霍布斯鲍姆认为：大萧条带来的是世界的一分为三，对大萧条具有免疫力的苏联模式站住脚跟；北欧式、凯恩斯主义式强调政府干预的改良资本主义模式开始风行；同时，法西斯主义的崛起，直接为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做了铺垫。⁽⁷⁾(https://www.daowen.com)

（二）1997—1998年亚洲—俄罗斯金融危机：全球范式转型的前奏

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尽管由欧洲人担任领导），一方面，依然在各国宏观经济的治理中，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而言，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另一方面，强行推动各国开放国内金融市场，使得亚洲国家在受到国际游资的严重冲击的情况下又推行严苛的紧缩政策，进而使东亚国家、也包括俄罗斯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中外专家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时推动的援助，特别是同时要求各国进一步地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金融机构进入，更多的是为了让发达国家受益。⁽⁸⁾在此背景下，当时亚洲各国雪崩式降低汇率以自保，唯有中国坚持汇率政策不变，维持了亚洲经济的稳定，同时力挺香港顶住国际游资的打击，获得了国际社会的赞许与信任。1997—1998年的亚洲与俄罗斯金融危机是直接导致在此之后，中俄两国不同程度转向告别“华盛顿共识”，开启新世纪后逐步走向强调自主发展的改革模式的一个重要起点。

（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推动下的从七国集团到二十国集团的国际治理体制转型

2007年夏季，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导致过度投资次贷金融衍生品的公司和机构纷纷倒闭，在全球范围引发严重的信贷紧缩。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和美林公司被收购标志着金融危机全面爆发。随着虚拟经济的灾难向实体经济扩散，世界各国经济增速放缓，失业率激增，许多国家出现严重的经济衰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出现了一个关键性的变化：当时的奥巴马总统、萨科齐总统与胡锦涛主席等领导人先后经过电话磋商，决定在原来七国集团之外，建立二十国集团这一包括主要新兴国家在内的新的国际协调机制。这是21世纪以来世界秩序变迁中、特别是国际经济治理领域的关键举措。

总之，在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影响下，各国通过国际国内关键性体制机制的改革，重组国际力量格局，推动世界秩序的变化。尽管不是通过战争，但危机后国际社会治理方式的变化同样相当深刻。

三、反体制力量引发危机对世界秩序的深层影响

以往几十年来，曾经出现于东西方各国的反体制力量，形式各异、主旨不一，包括学生运动、社会抗议运动，也涉及以极端恐怖主义为形式的反对现行国际国内体制的活动。基于反对国际国内的现行体制的这一鲜明而近似的特征，笔者拟以此出发，探讨其对于国际秩序变更的影响。

（一）1968年欧美学生运动对西方世界的重大冲击

1968年运动是当代世界历史转型的一个界碑：这场遍及欧美各国大学校园，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自发的“反体系运动”，推动战后西方福利国家进入新阶段，同时，也导致国际反霸——反对美国发动越战和反对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和国际缓和阶段的到来。从现代性的视角来看，1968年运动体现着广泛意义上的从“现代”向“后现代”的时代转换。从社会转型与人文知识体系的相互关系看，1968年运动不光尖锐批判西方战后的片面工业化，挑战欧美国家机器以及意识形态的衰朽，而且直接挑战西方自由主义价值的合理性。青年学生们直言：现行的西方知识体系貌似价值中立、科学，实际上都是被用来维护工业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当时学生运动的口号是要“终结”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⁹⁾同时，1968年革命导致旧左派的衰落，战后始终保持活力的欧洲共产主义思潮和运动从此走向式微；这场运动也刺激了70年代末西方新保守主义的崛起，实际上对世纪末的国际思潮和制度变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9·11”事件后的大国关系

2001年反人类、反秩序的“9·11”事件，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本土第一次受到外敌的袭击，当时也被称为“改变世界”的历史性事件。这一重大事件的作用在于，第一，为美国保守主义——也即以先发制人的强行手段维护美国国家利益、到处强行推广西方式民主的——国际战略路线，打开了大门。奥巴马政府的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Ben Rhodes）有一个反思，认为“9·11”事件发生期间美国犯了一个常见错误，因为把手伸得太长而加速了一个超级大国的衰落。⁽¹⁰⁾第二，“9·11”事件之后一度曾经出现中美俄和其他大国之间联合反恐的短暂合作，这为后人留下启示：危机之下，大国依然可以紧密合作。

（三）世纪之交以来遍及各地的社会抗议运动

一方面，从2000年西雅图反全球化示威以后，“占领华尔街”“黄马甲运动”等西方各国的反体制抗议不断。另一方面，在非传统西方国家，从科索沃危机推翻米洛舍维奇政权后，直到趁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内部的严重腐败、贫富差距与官僚主义，以所谓“颜色革命”方式，连续不断组织街头抗议，接连引发政权更替，引发新兴国家的高度警惕。近年来，西方出版界出现了一些对“颜色革命”的研究和著作，披露西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运用各种秘密和公开手段，在新兴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内幕，令人触目惊心。⁽¹¹⁾

总之，反体制力量，不同于战争与革命，也不同于金融—经济危机，但是，以超越国界的、非常规性质的、意识形态批判的，或现代信息传播的方式，自下而上地动员民众走向社会抗议，抑或以暴力恐怖主义等方式，挑战现行治理模式，深刻而有力地影响着世界秩序的演进。

四、国际大灾变影响下的世界秩序

历史地看，国际规模的大灾变同样时而直接、时而间接地引发世界秩序发生变化。虽然，灾变往往与其他社会危机交互作用于秩序变化，但这一“无形之敌”的作用力凶险难测、突如其来，往往产生料想不及的严重后果。

（一）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与欧洲大转型

1347—1353年，从意大利西西里岛开始暴发、而后波及整个西欧的这场大瘟疫，导致西欧将近三分之一的人口丧生。此后瘟疫在西欧各地又多次暴发，甚至传到了北欧与俄罗斯。黑死病流行期间，中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迫害的犹太人，被严重“甩锅”，成为被各种谣言和诽谤攻击的对象，受到驱逐与迫害。但同时，这场灾难冲击了欧洲的农业，激发了纺织业、畜牧业等产业的发展，改变了城市面貌，刺激了当时的汉萨同盟的对外贸易。到14世纪末，走出黑死病灾难的西欧很快就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意大利文艺复兴在这一时刻也逐渐进入高潮。黑死病在欧洲历史上打下了深深烙印。⁽¹²⁾

（二）1918年大流感与战后秩序安排

流行病学研究证明，一种新的流感病毒于1918年初发源于堪萨斯州哈斯科县。但因为在战争期间，各国严格保密，只有作为中立国的西班牙公布了流感的消息，此后，这一病毒被习惯地称为“西班牙病毒”。⁽¹³⁾这是一场非常可怕的灾难。通过军队和战舰长途运输，病毒被带到了世界各地。记载表明，得病者十分痛苦，剧烈的咳嗽甚至使肋骨和胸部肌肉撕裂。当时的世界人口是现在的三分之一，但是大约有5 000万人丧生，有人认为，可能高达1亿人。

历史记载表明，美国总统威尔逊前往参加巴黎和会期间，已经得了严重流感，体温达到39.4摄氏度。与各国元首谈判的时候已经神志不清，臆想中自己的住处都是法国间谍。本来，威尔逊坚决不同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Georges Clemenceau）提出的主意，也即法国要求德国赔款并承担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但出乎意料地，在没有事先通知其他美国人或进行商榷的情况下，威尔逊突然放弃了他之前恪守的原则。……（其中包括）萨尔地区煤炭资源丰富的矿区开采权归法国所有，……德国在普法战争后强占的阿尔萨斯—洛林从德国版图中移还法国。西普鲁士和波兹南则分给了波兰——‘波兰走廊’就此产生，将德国一分为二。”威尔逊也对意大利的大多数要求做出让步，并且同意日本获得德国在中国的特权。英国首相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在评论威尔逊的状态时说道：他的“神经和精神在会议中期崩溃了”。有人曾经还怀疑，威尔逊总统当时已经中风。但是，威尔逊本人最信任的助手格雷森则认为：流感，是威尔逊最后崩溃的原因。这就是这场灾难直接影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秩序形成的一段历史记载。⁽¹⁴⁾

这段历史留下的教训是：

一场大流感，人类文明差点就灰飞烟灭。一位权威的传记作家在他关于《大流感》一书中写道：“1918年大流感的最后一条教训，即那些身居要职的权威人士必须降低可能离间整个社会的恐惧，可谓知易行难。……当权者必须珍惜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正途就是不歪曲真相、文过饰非，也不试图操纵任何人。……不论真相有多么恐怖，领导者都必须将其公布于众。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打破恐惧。”⁽¹⁵⁾

（三）切尔诺贝利事件与冷战的终结

1986年4月26日，现在乌克兰境内靠近白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发生爆炸。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爆炸的400倍以上，造成损失大概2 000亿美元（包括通货膨胀因素在内）。该事故被认为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特大事故。

笔者是在这场事故之后大约三个月，到苏联去学习，目睹了这场灾难给苏联晚期政治经济，特别是人们的精神状态所带来的巨大冲击。美苏所拥有的可能几百倍毁灭人类的核武库，成为推动当时美苏和解、终结冷战的动力之一，而且核灾难中所暴露的苏联体制的弊端，也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直接背景之一。

总之，国际规模的巨大灾变，往往是和其他社会变化一起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世界秩序的变化。但是巨大灾变所带来的危害，比如，死亡的人数，对整个社会突如其来的颠覆性破坏，经常会大大超过人为预谋所造成的伤害。

综合地看，第一，关于危机现象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变化，如此宏大的话题，如果仅仅是用上述一一对应的方式加以表述，显然只是冰山一角、沧海一粟。本书所述，仅仅是提出危机现象与世界秩序的变化之间存在着事实与逻辑的关联性，但远未深入发掘每一次重大危机与世界秩序的变更与延续相互之间的多方面、多领域的复杂关系。比如，地区性的和局部性的危机如何作用于世界秩序的最终变化？这些次一级的危机与全局性危机有何联系？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第二，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以来的每一次世界秩序的变更，几乎都导致了秩序变更以后的多元、多样、多极力量的共同参与，甚至共同主导下的世界秩序：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意味着欧洲内部的多元化的初现；1814年维也纳体系意味着跨欧亚大陆的、以帝国为承载的各大文明之间的共处；1945年雅尔塔体系则是包含着美、英、法、中、俄（苏）的更加包容广泛的遍及东西方各大文明体系在内的多元化共存；包括冷战终结之后，尽管美国一度以单极世界理念称霸，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世界经济治理系统中出现的从七国集团向二十国集团的变化，虽远未结束冷战后美国称霸的格局，但同样意味着世界秩序演变中的多元、多极行进的强劲势头。政治经济不平衡规律下的力量对比变化所触发的全面危机，是推动历次世界秩序构建不同程度的多元化，同时有若干力量中心存在的动因。

第三，人类文明积累中的一项宝贵财富，乃是面临危机时，能够在历次世界秩序形成过程中以理性中立的程序性安排，来取代剑拔弩张的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文明，乃至种族之间的排他性观念与利益的尖锐冲突；能够以互相尊重、容忍、谅解、行为适度和从长计议的态度来处理大国间的抗衡。相比之下，来自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专家们承认，多年以来，文化范畴在国际领域影响广泛却构建不足，这一长期的学术缺失导致我们忘却了国际关系，特别是大国关系理应十分重视的对于国家尊严和威望的维护，这是严重影响国际行为成熟发展的突出原因。

第四，当下人们普遍关注以GDP式的、坚船利炮式的，抑或数据化的综合国力为表征的力量格局和秩序演变。但是，观念性力量，以及非常规的或者不可知灾变力量在世界秩序演变中所发挥的作用，似乎还远远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本书关于灾情、灾变、1968年学生运动、“9·11”事件等对于思想与意识形态如何影响世界秩序变更问题的探讨，只是刚刚掀起大幕一角，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