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期演进中的俄罗斯对外关系
周期演进中的俄罗斯对外关系
国际研究中的周期性现象，一直是一个引起人们高度关注和研究兴趣的问题。
如果说，国际经济研究领域一直是存在由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所引起的巨大学术探讨的空间，那么，在国际政治领域究竟是否存在着受周期现象支配的进程呢？无论是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先驱金德尔伯格，还是苏联地理历史学权威古米廖夫都认为霸权国家的确都存在着生命周期，那么，这一生命周期将会如何影响现实国际政治进程呢？
早在10年前，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一批有志于从事宏观政治经济预测的专家们发表了有关《政治发展周期：前景预测》的论文集。这批专家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周期波动现象为聚焦，不光专注于该领域的基础理论，而且也探讨当代紧迫问题，力求警示当代危机，减缓政治风险。该文集与其他同类著作的不同处在于，作者们并没有把当代危机和不稳定现象视为是个别政治家与金融家的“偶然性错误”所造成的，相反，这批专家认为：这些危机与不稳定现象不过是新的政治经济模式将必定出现，也合乎规律地正在来临的证明而已。根据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他们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既然1870—1890年、20世纪30—40年代的危机、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还包括21世纪以来的危机连续不断，那就说明：历史尚未终结。这些专家事前预测并公布了关于2008—2010年将发生全球经济危机，并将对各种不同国家产生长时间社会—政治后果的信息。早在10年前，他们就断言：“2010—2020年这一阶段将是确立新的模式以及与此相关的危机始终持续的整整十年。”甚至，早在“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前几年就准确地预言：2012—2014年间，在世界范围与俄罗斯发生经济政治危机的高度可能性；2020年前，正在增长中的社会与人口结构变化对美国政治系统将形成引起骤变的临界压力；包括21世纪第3个10年开始之时，因俄罗斯经济的能源导向，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惰性取向将成为现实。该学者群体指出，虽然，俄罗斯和其他的不少国家通常在决策者和预测专业群体之间存在不同意见，但是这一点也不妨碍政治家、专业人士、各个政党、国家政权机关相互间的密切互动，及时采取措施以应对危局，抵御全球性动荡带来的灾难性后果。(48)
显然，有关国际政治经济周期性现象的理论和实证的研究都尚在起步之中。尽管本书不可能是这样一部面面俱到的研究国际周期现象的专门性著作，但是，笔者也非常愿意通过对周期性现象的若干观察，以期更为深入地探究俄罗斯对外关系的发展特点。
作者试图提出的一个假设是：今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内，俄罗斯虽依然会不断调整东西方关系，但难以重返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面西方化的覆辙。这乃是从短—中—长三种周期性变化的呈现当中试图加以证明的一个判断。
一、21世纪以来的“短周期”
2000年普京执政以来相对的较短时段中，历经“9·11”事件后俄美短暂经历了“蜜月”时间。但不久之后，2002年美单边退出《中导条约》、2003年伊拉克战争、欧亚地区“颜色革命”、北约欧盟同时东扩，普京忍无可忍，终以2007年慕尼黑强硬措辞的反美演说，以及2008年格鲁吉亚危机中的坚决还击，终结了21世纪第一波美俄接近。
2008年，梅德韦杰夫和奥巴马分别接任俄美总统，开始“重启”美俄关系，但这一周期以2011年叙利亚战争和2013年底开始的乌克兰危机及之后一系列西方制裁导致俄陷于严重危机而告终。这是第二波。
2017年特朗普执政，2018年普京新一任期开始，双方重燃火花。但是这一波还未成气候，就接连遭到“通俄门”“间谍案”等一系列危机的阻击。这是第三波。虽然这一波美俄联手尚未彻底终结，但至少俄方宣称“当前俄美关系处于历史最低水平”。21世纪后，美俄几番交集，最终皆未得手，其缘由发人深省。
二、苏联解体后的“中周期”
就冷战终结以来相对中时段的观察来看，事态更加明显，其周期性的变化似乎是普京时期的美俄关系“三起三落”放大版的重演而已。
首先，冷战末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发起自我消解式的全面改革，虽然苏联与西方关系大幅改善，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晚期，整个国家陷入高度动荡，无法收拾残局。戈尔巴乔夫求助于美国之际，老布什以敷衍嘲笑加以回报。笔者曾当面聆听普京与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的一段重要对话。当时，马特洛克引用老布什在苏联解体前夕表态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稳定的一段讲话，企图表明老布什曾经支持戈尔巴乔夫、支持苏联晚期的稳定，为老布什作辩护。但马特洛克话音一落，普京礼貌克制但又针锋相对地指出：“苏联解体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偌大一个国家，如果不是自己首先出问题，是不会解体的。同时，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如果说，它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毫不作为，那也是令人非常不可思议的。”(49)
到了叶利钦时期，虽以向西方一边倒开场，但而后不光是休克疗法失败，最后以西方无情打压俄盟友南联盟，以及科索沃战争中俄军几乎与西方直接开火这样的结局而告终。
到了21世纪普京执政，又重演了先度蜜月、后陷冲突这样的活剧。
近四十年“放大版”的美俄（苏）关系的几起几落中：每逢俄罗斯新领导人上台，总先以美俄交好，国内体制推进西方化改革，然后，体制改革停滞，最终以美俄冲突不欢而散这样的周而复始的循环而落幕。
总之，中时段观察之下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每逢因领导人更替而探寻转机、终因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冲撞导致每次美俄接近都无果而终。这样反复出现的教训，势将深刻作用于国际转型期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这样的历史惯性将难以在短时期中得到改变。
三、苏里科夫的“长周期”
被称为普京意识形态高参的苏里科夫，三年前曾提出“普京主义”乃是今后长期历史中俄罗斯国家政治建构的基础的思想。在他看来，俄罗斯历史上存在过四种国家形式。第一种是15—17世纪伊凡三世建立的莫斯科大公国，第二种是18—19世纪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的俄罗斯帝国，第三种是列宁建立的苏联，第四种是普京在21世纪初建立当代俄罗斯联邦的国家形式。从长时段而言，这四种形式的国家建构，都以不同规模向西方学习，但归根结底，这都是与西方不同历史条件下构建起来的以俄为本的国家体制。苏里科夫认为，以“普京主义”为基础的国家建构，即使普京本人不再执政，仍将会长期延续。尽管俄罗斯精英中部分人对苏里科夫的立场一直有不同意见，但是，从俄罗斯宪政改革的实施来看，主张以非西方化的、权力相对集中的，以国家主权、国民团结和长期稳定为宗旨的政治取向还是占了上风。
从短—中—长的周期性演变来看，尽管今后会有阶段性的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的调整关系，但是，难以全盘西化，乃是今后俄罗斯对外政治的一个基本走势。
总之，从主体、观念、结构、周期的视角来观察俄罗斯对外关系，至少使得我们在审视复杂外交现象时，有可能避免就事论事地看待问题。从外交主体的角度的讨论，至少可以对俄罗斯外交角色的复杂涵义有深入理解，而不拘泥于过于僵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或媒体语境，特别是不至于简单地将世界以“民主vs.专制”而一分为二。从结构角度看待俄罗斯的大国外交，不光对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非同一般的成长经历，而且对其文明结构属性，以及俄罗斯在大国多边关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而对于周期性的分析，则提供了多种时段背景下俄罗斯对外关系中反复出现的场景重现，这对于研究俄罗斯外交演进的逻辑特点具有一定的参照意义。
(1)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欧阳瑾等译，石油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第242页。
(2) Kathleen Hennessey and Christi Parsons, “Obama: Russia a ‘regional power’ losing influence because of Crimea”,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5, 2014, https://www.latimes.com/world/worldnow/la-fg-wn-obama-russia-just-a-regional-power-20140325-story.html.
(3) 老任：《奥巴马将俄罗斯列为当年世界三大威胁之一》，人民网，2014年9月27日。
(4) 夏文辉：《容克：奥巴马称俄是“地区大国”是大错误》，新华网，2016年11月29日。
(5) 笔者注：2014年马特洛克在瓦尔代论坛上的发言。
(6) 参见美国新闻网网站：https://www.usnews.com/news/best-countries/power-rankings。
(7) 参见丹佛大学网站：http://www.ifs.du.edu/ifs/frm_mainmenu.aspx。
(8) 笔者注：安琪拉·斯登特教授与笔者交往多年，曾经非常感慨地提到美国的俄罗斯研究与决策领域的人员政治与专业能力正在出现下降。在《有限伙伴》这部书中也有多次披露。书中提到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宣布美俄关系“重启”的仪式上，美方把所赠俄方礼品上的俄文字样“перезатрузка”（重启），错写成“перугрузка”，以致引起了拉夫罗夫愕然。
(9)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288页。
(10) ［俄］格·萨塔罗夫：《叶利钦时代》，高增训等译，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578页。
(11) ［俄］叶·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李成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
(12) ［俄］叶·普里马科夫：《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李成滋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第4页。(https://www.daowen.com)
(13) Майкл Дэвид-Фокс, Модерность в России и СССР: отсутствующая, общая, альтернативная или переплетенная? Новое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4, 2016. https://www.nlobooks.ru/magazines/novoe_literaturnoe_obozrenie/140_nlo_4_2016/article/12048/.
(14) Audrey Kortunov, “From Post-Modernism to Neo-Modernism”, 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2017, No.1, pp.8—18.
(15) Ludivine Bantigny, Quentin Deluermoz, 《克里斯托夫·夏尔勒访谈》，《时间的不协调：一段现代性简史》，节选自Vingtièm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No.117, janvier-mars 2013, pp.231—246。
(16) 这是巴瑞教授2011年在清华大学法学院组织的“清华法政哲学论坛：国家理性与现代国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转引自李宏图：《全球思想史：重思现代全球秩序的思想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第4页。
(17) ［挪威］奎纳尔·希尔贝克：《多元现代性——一个斯堪的纳维亚经验的故事》，刘进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85页。
(18) 相蓝欣：《9·11以后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努力》，《俄罗斯研究》2003年第1期，第5页。
(19) Андрей Тесля. Россия без Украины: Трасформация большого нарратива//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2—3.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rossiya-bez-ukrainy-transformacziya-bolshogo-narrativa/.
(20) Erika Harris，“What is the Pole of Nationalism and Ethnicity in the Russia-Ukraine Crisis?” Europe-Asia Studies, 29 July 2021, https://livrepository.liverpool.ac.uk/3027073/.
(21) Андрей Тесля. Россия без Украины: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большого нарратива//Rossiia V Global' Noi Politike. 2018. No.2—3. Part 1. Vol.16.
(22) 2014年10月24日普京在瓦尔代论坛的讲话，https://rg.ru /2014/10/24/putin.html。
(23) 《普京文集2012—2014》，世界知识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23页。
(24) 相蓝欣：《9·11以后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的努力》，第5页。
(25) Dominic Lieven, Empire: The Russian Empire and Its Rivals Edition Unstated，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reface, p.ix.
(26) Alex Shashkevich, “Russian Empire's History in New Book”, Stanford News Service，May 1, 2017，https://news.stanford.edu/press-releases/2017/05/01/stanford-expert-zes-russias-past/.
(27) “Between Empire and Nation State”, 13 February 2017，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Between-Empire-and-Nation-State-18594.
(28) ［俄］安德烈·齐甘科夫：《俄罗斯与西方：从亚历山大一世到普京》，关贵海、戴惟静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3—74页。
(29) ［美］安琪拉·斯登特：《有限伙伴：21世纪美俄关系新常态》，第97页。
(30) 参见［美］乔治·凯南：《凯南日记》，曹明玉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93、463、593—594页。
(31) ［美］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32) 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2014年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的讲演。
(33) ［德］康德：《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繁体版），李明辉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181—182页。
(34) 段德敏：《戈登·伍德与“美国政治科学”》，《读书》2020年第6期，第82页。
(35) ［俄］阿列克谢·米勒：《从19世纪的民主制走向21世纪的民主制：下一步如何？》，载［俄］弗拉季斯拉夫·伊诺泽姆采夫主编：《民主与现代化——有关21世纪挑战的争论》，徐向梅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71—80页。
(36)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National Interest, 1989, No.16, pp.3—18.
(37) ［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38) ［美］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李泽译，刘丰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页。
(39) 同上书，第4页。
(40) ［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9页。
(41)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42) ［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第62页。
(43) Барри Бузан о Шести значимых событиях, которых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ля пересмотра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Россия в глоб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8 мая 2020.
(44) ［俄］奥利加·索洛维耶娃：《俄罗斯：转向东方，但仍会与西方冲突——外用膏药帮不了本国经济》，《独立报》2015年9月30日。
(45) ［俄］彼得·罗曼诺夫：《为什么俄罗斯不是欧洲的一部分？》，《莫斯科时报》2015年7月2日。
(46) Почему Россия никак не может сделать выбор между Западом и Востоком//Русская ДНК 20.06.2016. https://lenta.ru/articles/2016/06/20/russian_dna/.
(47) ［俄］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为含糊不清辩白》，《俄罗斯报》2014年12月24日。
(48) Цикл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прогностический потенциал（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Отв. Ред.- В.И. Пантин, В.В. Лапкин.- М.: ИМЭМО РАН, 2010.-103с.
(49) 2014年10月，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马特洛克在瓦尔代论坛的发言，以及普京对他发言的回应，根据笔者记录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