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俄罗斯外交中的民主与专制之争

第二节
冷战后俄罗斯外交中的民主与专制之争

俄罗斯外交中“身份之争”所涉及的最尖锐问题，乃是如何来看待“民主”“专制”或“威权”等当代不同国内体制背景下的对外政策问题。

一、冷战后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

冷战结束之际，国际社会比较风行的理念是“超越意识形态发展国家间关系”。在这种理念指导下，形成了冷战结束后最初阶段的相对和谐的国际氛围。但是，在此后若干年中，这一观念很快被形形色色的其他观念所逐渐取代。特别是美国对世界事务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引领外交的观念风行一时，大体延续至今。

21世纪初，小布什政府一直宣扬的“自由议程”，实际上一直成为超越党派的美国外交的主要思想路线。小布什称：“我们这个世界保持和平的最大希望，寄托在将自由广布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一点上，以此，美国的政策就是需求并支持每一个国家、每一种文化中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的发展。而且，美国的最终目标就是结束世界上的暴政。”⁽²⁹⁾从2009年美俄关系“重启”一直到转向乌克兰危机重新对抗的这四五年中，与意识形态密切相关的重大政治事件影响着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的兴起，就是其中之一。用安琪拉·斯登特的话来说：阿拉伯地区的动荡的确“凸显了美俄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哲学观念之间的那道鸿沟。美国及其盟国强调的是从20世纪90年代巴尔干战争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两大核心原则的重要性，这两大原则就是保护的责任和进行人道主义干预的义务。相比之下，俄罗斯信奉的却是一种传统的、19世纪的世界观，强调绝对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重要性”。但是，安琪拉·斯登特在她自己的著作《有限伙伴》中，始终没有回答她在叙述“阿拉伯之春”对美俄关系产生的影响时自己所提出的问题：“1947年乔治·凯南以X先生名义发表的著名文章所提出的那个问题——即俄罗斯国内政体。”

美国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苏俄以此为基础的外交？美国究竟应该如何来看待自身的国内政体与其对外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换言之，一般而言，意识形态与外交政策究竟应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其实，乔治·凯南在他的日记中对此是有比较明确的回答的。第一，冷战起始阶段，凯南虽提出了对苏“遏制”的核心思想，但是，恰恰是他坚决反对当年杜鲁门的全球扩张政策。第二，他固然尖锐地批评苏俄国内制度，但是也明确主张冷战政策是有限的政策，要把对抗限制在政治领域，而不应该涉及军事领域。第三，基于同样的道理，凯南在1996年坚决反对北约的即将东扩。凯南赞成托克维尔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民主政治主导下的对外政策“即便做到它最好的程度，也是很不够格的，因为它没有远见，看不到未来，也看不到长远的发展趋势，因此最后必然会导致外交和政治上的无能为力，以及经济上的衰退”。⁽³⁰⁾可见，被称为“冷战之父”的乔治·凯南本人与托克维尔一样，并不主张将美国国内民主政治与其对外政策紧密挂钩。从原则上说，非西方国家可以，也应该学习西方的民主治理传统；奉行民主政治理念的国家，可以以此而结盟；但无法要求所有国家，甚至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内，都变成与自身同一的政体。然而，一旦当互联网时代的中东地区出现了要求民主自由的社会抗议运动，无论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政府，还是民主党的奥巴马政府，都不会愿意错失这样的机会，把推进民主自由作为当务之急，而把包括美俄关系在内的诸多务实合作置于次要地位。其中原因十分复杂，而核心问题在于，作为以民主政治为立国之本的世界头号大国，美国不太可能放弃以意识形态来引领它的对外政策。相形之下，虽然俄罗斯早已放弃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但由于坚持以国家主权立场和反对外来干涉的观念来主导外交，因此，美俄间的观念对抗依然不可避免。

自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的那一次瓦尔代论坛——也即2013年大会起，普京多次公开表示，即使俄罗斯放弃了原有的意识形态，也并没有更少经受来自西方的地缘政治的挑战与压力。事实上，俄罗斯在放弃传统意识形态之后，不光经受着地缘政治压力，还有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相交织的挑战。虽然这种意识形态之争，已经不是共产主义对抗资本主义，但是，以人权、民主、自由为普适价值与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传统的维护主权的观念形态之争同样是紧张激烈。从这个意义上说，回顾乔治·凯南在日记中的肺腑之言，有助于人们洞悉当今国际乱局的谬误所在。

二、乌克兰危机的教训：这是“民主对抗专制”？

在欧美国家和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激进分子所宣扬的观点看来，乌克兰危机乃是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强权之间的对峙，乌克兰要求加入欧盟，成为真正意义上现代民主自由繁荣的“欧洲”的一部分，这是旨在彻底摆脱苏联和俄罗斯帝国传统对其的影响。在乌克兰危机中，这一观念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甚而被作为判断是非的即使不是唯一、也是主要的标准。(https://www.daowen.com)

如何来看待乌克兰被作为代表“民主”这一方的这一假设呢？作为“历史终结论”的倡言者弗朗西斯·福山，曾经在他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从前人类时代到法国大革命》一书中谈到了与民主制度有关的当代社会的“四种焦虑”：其一，21世纪以来，取得民主进展的国家发生了逆转，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和不安；其二，走出威权状态的一些国家陷入了既非威权、也非货真价实民主的“灰色地带”；其三，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并不表明治理业绩的优劣，民主制度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是无法履行民主所允诺的好处；其四，作为政治失败的普遍的制度不稳定未能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上对全球资本主义扩张提供恰当的管制。福山把乌克兰归入上述的第三类“焦虑”的典范。在他看来，乌克兰至少很难被视为一个有效的民主政体，因为乌克兰的政治制度无法提供“民众所需要的基本服务”。⁽³¹⁾

在乌克兰危机中所形成的普遍共识是：乌克兰国内宪政多变、国家治理功能衰弱，造成精英普遍寻租、人民共识高度匮乏，这乃是造成本次危机的一个长期的内部结构性原因。相比之下，虽然2011年9月24日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执政，曾经是一个引起欧美国家精英普遍感到“并非全然出乎意外”但“令人震惊”的变化。但值得关注的是2011年秋天之后，经过了21世纪以来第一次俄罗斯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包括2012年总统竞选的激烈过程，俄罗斯的内政出现了较大的变化：重开地方领导人的直接普选；大规模的打击腐败运动；俄最高领导人与反对派直接对话；万众关注的俄罗斯首富霍多尔科夫斯基被赦免等一系列举措。按照费奥多尔·卢基扬诺夫2014年4月在华东师范大学所做的一次严肃学术演讲中的半认真半开玩笑的一段表述：同样是转型国家的腐败现象，在俄罗斯，拿了钱的人帮你办事；而在乌克兰，拿了钱的人随后却是马上消失。⁽³²⁾实事求是地说，即使按照西方的标准，俄罗斯与乌克兰都面临着如何在一个急剧转型社会中实行民主与法治的艰难挑战，很难用“民主与专制”的黑白对照来简单区分俄罗斯与乌克兰内部体制孰优孰劣。

三、“民主和平理论”能站得住脚吗？

在有关乌克兰危机的国际舆论和争辩中，一个常见的判断是，似乎一个不够“民主的”乌克兰只要加入“民主的”欧盟，就能够避免目前的危机和冲突，就能够维持当地的和平与稳定。这是欧盟和乌克兰一部分政治家的基本构想。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Eastern Partnership，简称EaP）以及乌克兰在2013年一整年为加入欧盟的忙碌，基本上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展开。这样就涉及了一个更为普遍的命题：被奉为国际关系基本理念的“民主和平理论”，其大意是凡民主政体就能够建立和维持相互之间的和平、避免相互战争。这个西方国际政治理论中未经充分证明、却多年流行的说法，一般认为来源于康德写于1795年的《论永久和平》这篇长文。

需要提出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就康德《论永久和平》一文所提出的表述而言，他所强调的实现和平的关键之点，恰恰是倾向于“共和制”，而非一般传说中的“民主制”。在这篇重要的文章当中，康德还着意于将“共和制”本身与“民主制”相区别。以下仅载录康德在《论永久和平》中的直接相关论述的要点，大体包括：第一，永久和平的保障在于有一部保障和平的宪法；第二，永久和平的保障并非民主制，而是共和制，因为共和制宪法“除了其来源的纯粹性（即来自法权的概念之纯粹根源）之外，还有指望达到所期望的结果，即永久和平”；第三，“共和主义（Republikanism）是‘将（政府的）行政权与立法权分开’的政治原则”；第四，关于为什么是共和制，而不是民主制才是和平保障的问题，康德认为：“民主政体（依此词的本义而言）的形式必然是一种独裁制；因为它建立一种行政权，使全体针对个人、甚至可能忤逆个人（因而未得到他的同意）而做出决定，也就是说，不成其为全体的全体做决定。这是共同意志之自相矛盾，也是它与自由之间的矛盾。”⁽³³⁾

康德的本意恰恰是，被称为“民主政体”的政治形式存在着通过暴力以达成宪法的可能性，因而，其对内、对外表现可能与和平的目标相悖。康德的思想与麦迪逊《联邦党人》中所表达的思想异曲同工：在麦迪逊看来：共和政体之所以优于纯粹的民主政体，主要在于它能缓解党争带来的恶果。⁽³⁴⁾因此，尽管民主与专制问题可以影响当今国际政治，但不能够仅仅以“民主”作为决定是否和平的基本理由。何况，犹如乌克兰这一类“民主政体”自身还有着大量无法与基本民主要求相吻合之处，大大增加了内部和外部的各派政治力量实现和解的困难。进一步言之，无论是“颜色革命”、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五日战争”、科索沃冲突、伊拉克战争、乌克兰冲突本身的动因、过程，还是其外部环境，都充满了各种复杂因素，远远超出“民主抵抗专制”的简单化的命题。

简言之，转型中国家理当为推动真正民主制度及其外部关系的理性构建，进行认真尝试。民主体制当然可以、也应当为和平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但是，不能以被大大简单化了的所谓“民主与专制的对抗”的命题来看待乌克兰危机，更不能被这一类似是而非的教条曲解当今全球转型中国际危机的复杂含义。

四、来自国际史和当下的两种分析

有两个问题值得在这里做进一步的讨论。第一，作为意识形态原则的民主范畴，在国际史上究竟多大程度上曾经在民族国家体系内得到推广。布达佩斯中欧大学教授、俄罗斯与东欧历史学家阿列克谢·米勒曾做过这样的分析：首先，18—19世纪，英法帝国在宗主国内形成了一些民族国家，借助于帝国“硬实力”和“软实力”，向这些民族国家输出民主。如《拿破仑法典》的输出，不仅仅是因为人权宣言思想的魅力，“还借助于近卫军的军刀”。其次，19世纪下半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欧洲议会民主的维系借助于君主制和皇室（如奥地利）；同时期的拿破仑三世和俾斯麦时期的普鲁士的议会制度则毫无疑问借助于“波拿巴主义”的强权。然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新生的民主政体更多靠威权主义的支撑。再次，冷战的背景下，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等欧洲外围国家推行民主，靠的是在主要民主国家建立起来的北约、欧共体等具有强制性的机制充当“外部稳定器的角色”。同理，冷战结束后前共产主义国家在推行民主体制时存在大量问题与缺陷，同样依靠了这样的“外部稳定器”，才站稳脚跟。最后，21世纪一波又一波的并不成功的“颜色革命”只是证明，只有当这些国家本身被输入到“外部稳定器”支持下的西方体制内部时，才有可能建立西方式的民主制度。甚至，2000年美国大选中戈尔与小布什两位候选人关于选票的争端，最后也是由民主制度本身之外的力量介入——高层内部协调——才得以解决的。阿列克谢·米勒教授通过民族国家体系内民主发展的历史研究证明：如果不是依靠来自外部的强权、暴力，抑或古老传统（如皇室权威）或精英内部调节，民主难以被维持和推广。换言之，如果仅仅是以民主范畴作为依据，很难用来作为划分国际关系主体的性质的标准。⁽³⁵⁾

另外一个重要背景是，美国国际研究领域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各派间当下正就自由主义霸权的前景展开热烈辩论；与上述争论关系密切的一个论战命题是：国际政治中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及崇尚权力均衡的现实主义，究竟何者起着更为根本性作用？

其实，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主义相互之间的争论，乃是冷战终结、苏联解体以来国际政治领域贯穿始终的一场重大争论。这场争论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弗朗西斯·福山所发表《历史的终结》长文，该文认为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在20世纪下半叶又“打败”了共产主义，如今已不存在可行的替代选择。世界最终将完全由自由民主国家组成。⁽³⁶⁾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间，以普林斯顿大学约翰·伊肯伯里教授、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戴维·赫尔德教授等为代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主张要改变“民主政治与国际关系这两者之间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理论上均鲜有联系”的现状⁽³⁷⁾，提倡国内奉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要将尽可能多的国家转变成像自己一样的民主国家，同时促进开放的国际经济，建立国际制度”⁽³⁸⁾，提出了系统而完整的关于建立“世界主义民主模式”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论述。直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乃至而后乌克兰危机等事件之后，面对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该流派依然显示出对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持有信心。

对于上述这一派别持有极其强劲批判态度的人恰恰来自美国内部。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第一，米尔斯海默是从国际力量结构不断变化的角度，来看待大国与意识形态相互关系的。在他看来：在单极世界，像美国这样的“单极国家可以无拘无束地采取一种主要基于意识形态考虑的外交政策，因为它不必与一个大国展开安全竞争”。但当“中国和俄罗斯再次进入大国行列，推动国际秩序从单极转向多极。一旦如此，大国政治就重新回归，意味着美国不再能够无拘无束地追求自由主义霸权，而必须按照均势的逻辑行事”。第二，米尔斯海默认为：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现实主义这三大思想原则中，“民族主义和现实主义几乎总是压倒自由主义。我们的世界很大程度上被这两种强大的主义，而不是自由主义所塑造”⁽³⁹⁾。在米尔斯海默的眼中，自由主义所依赖的两个前提——个体理性和个人权利——忽视了人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存在。在无政府主义逻辑主导的国际社会中，个人分属于不同的民族国家，由此，导致个体理性和个人权利的实现都高度受制于民族国家体系。民族主义、现实主义为国际体制运行所提供的支持远远强于自由主义。表面上看，米尔斯海默发起了对美国追求自由主义霸权的重重一击，但实际上，他对于一个多极化世界中，是否有足够理由使用“民主”“自由主义”一类意识形态概念来区分不同的外交行为者，提出了尖锐的挑战。

尽管，所有这些有关民主、自由、专制、威权的争论并不全都发生在俄罗斯，但是，俄罗斯却始终成为这些争论的主题。上述有关俄罗斯外交的主体、身份之争还远未穷尽。甚至越到晚近，有关俄身份谱系的争议越趋热烈。比如，21世纪以来有关俄罗斯外交最经常被提到的话题乃是俄罗斯是否为现行国际体制的修正主义者，或者俄罗斯是当代西方体制的最大挑战者？诸如此类。看来，摆在当代国际学界面前一个分量不轻的责任，是需要重新梳理作为世界大国的俄罗斯的主体身份，以及意识形态观念对当代国际进程的复杂影响。